原文：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古时的文献的意义，比现在的意义范围要大，既包含典籍，也包括时贤。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孔子说，夏朝的礼，自己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征信；殷朝的礼，我也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征信。这是因为典籍和贤人不足故也。如果足够的话，则我能够证明它们。
这句话，表面上看，是说明“文献”的重要性。正因为“文献”的不足，孔子对前两朝的礼，能说但却无法证明。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句话里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证明了孔子的博学深思。夏商两个朝代，距孔子年代已经十分久远，当时可见的典籍和时贤十分缺乏，但孔子却能说出前两朝的礼，足见孔子的博学多识。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崇礼尊礼，希冀有用于社会，因此对于礼，必是勤加钻研，广泛博学，多方求证，并勤加思考，融会贯通，追根求源，寻找差异，最张学有大成。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论语·为政》第二十三章。可见孔子，一生为追求理想而努力奋斗。
与此同时，从孔子的话中，证明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看法：“礼崩乐坏”。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知道，杞国是夏朝的后代，宋国是殷朝的后代，可这两个国家，竟然对自己祖先的那一套礼法毫不重视，对祖先遗传下来的典籍不重视，任其丢失；对掌握礼的时贤重视不够，听其衰落，所以，孔子慨叹“文献不足”。据传，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如果当时这两个国家“文献”足够的话，我想，以孔子的个性，必然会去学习，并证明自己所说的。可惜，“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当整个社会已经礼崩乐坏，整个社会都无视礼的意义了，光靠一人单打独斗，又能怎样呢？所以，我说孔子是“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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