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一

民国文人中，婚姻圆满的屈指可数。钱钟书和杨绛，算是难得的幸福楷模。

有一天，杨绛读书，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描述理想婚姻的状态：“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这段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表态：“我和他一样。”

杨绛也即刻回应：“我也一样。”

一流的文学家通常喜欢绕到人生的背面去看人生，最终看清了人情的无奈和厌恶，也看透了生命的不幸和讽刺。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辛辣地将婚姻比作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他写道：“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刻薄地道尽了男女间的那点心思，他读透人心，深谙人性惯于不知足和不珍惜。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另外一种是得到了我们所想要的，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都是悲剧。”旷世才女张爱玲也说了：“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相爱容易相处难，相恋容易相守难。所以自古以来，白头到老都只是有情人奢侈的夙愿。喜欢你，在一起，不言弃，这是三句话，三件事情，三个阶段。

品读绝大多数民国才子才女的爱情故事，读到的是痴缠恩怨，和相忘于江湖的悲戚收场。唯有读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读到的是踏实的人间烟火，和相濡以沫的专情初心。

激情相爱，缘起于刹那的心灵花火，随处可见，便觉习以为常。不离不弃，需抵挡岁月无尽的诱惑，实属难得，才愈加弥足珍贵。

二

钱钟书和杨绛都是江苏无锡人。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当地的大儒。钱钟书自幼聪颖，又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对中国典籍烂熟于心。1929年，清华大学爆出一条大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学生，凭借出色的国文和英文，被外文系破格录取。这个学生便是钱钟书。他数学奇差，但国文特优，英文还考了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亲阅试卷后，批复八个字：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读大学期间，钱钟书横扫清华图书馆，他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逢周六会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拿到图书馆还掉，再抱一堆回来。因为博闻强识、才华出众，他的老师吴宓还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大学毕业时，清华挽留钱钟书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硕士，他拒绝得桀骜不驯：“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

他的傲娇是有底气的，黄永玉讲过一件事，当年他准备写关于“凤凰涅槃”的考据，翻查了《辞源》、《辞海》、《中华大词典》、《佛学大辞典》，甚至连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跑遍了，还是一点资料都没找到。无奈之下，他求教钱钟书，钱钟书轻描淡写地告诉他：“这就是郭沫若1921年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黄永玉按照他的指导去查找，问题果然迎刃而解。

杨绛的家境、爱好与钱钟书如出一辙。杨绛的父亲也是无锡名士，她幼时就是个书痴，最爱做的事，就是捧着书陪父亲在书房里消磨时光。那时她还叫杨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回答：“不好过！”

父亲接着问：“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17岁时，杨绛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因为清华刚开始招收女生，在南方还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东吴大学。读到大四，东吴大学因为学生运动停课，21岁的杨绛和朋友结伴，一起报考了北平的燕京大学，结果大家都被录取了，等到去报到时，杨绛临时变卦，放弃入读燕京大学的机会，跑去清华当了借读生。而那时，钱钟书刚好就在清华就读。

入学那年三月，杨绛约见朋友孙令衔，孙正好要去清华看望表哥，他的表哥，便是钱钟书。

两人第一次见面，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踩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这幅打扮在满校西装革履的衬托下，算是老土的，然而她却觉得他眉宇之间“蔚然而深秀”。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钱钟书初见杨绛感觉也是极好，还为她写了一首诗：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赞她宛若蔷薇，面容雪白透红，清丽脱俗。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当时清华疯传钱钟书在老家已经订婚，他一向不屑争辩，这一次居然主动向杨绛澄清。

杨绛的回复是：“我也没有男朋友。” 杨绛当时有个绰号叫“七十二煞”，因为追求她的男生据说有七十二人之多，为免钱钟书误会，她也要解释清楚。

情窦初开，爱意萌动，当事人还浑然不觉，可在旁观者读来，这样的话语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主动示好，藏着小儿女的甜腻情谊。

钱钟书和杨绛开始鸿雁传书，信越写越勤，直到有一天杨绛突然察觉自己陷入爱里：“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杨绛母亲回忆女儿对清华园的执念，逗乐地打趣道：“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着考清华。”

三

得知杨绛交了男朋友，暗恋她多年、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不服气了，跑来清华园向她摊牌，执意要和她做朋友，杨绛的拒绝利落干脆：“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的我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拗不过杨绛，只好答应了。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完婚。婚礼正当酷暑，仪式又格外冗长繁琐，钱钟书穿着一件黑色礼服，原本挺直的白领圈被汗水浸得泛黄软塌。杨绛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地围裹着，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像刚从水里捞起来的。多年后这一幕被钱钟书写进了《围城》。杨绛说：“《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钱钟书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新婚不久，两人便结伴去了英国。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但很快就振作起来，因为她发现，钱钟书的状态比她还要差。

钱钟书在学术创作上才气逼人，可在生活中却痴气十足。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出门就迷路，拿筷子一手抓，甚至穿鞋子不分左右。他总是不停地闯祸，打翻墨水瓶、弄脏房东家的桌布、搞坏门轴、砸碎台灯，他担心妻子的责备，总是内疚地苦着脸自责：“我做坏事了。”而杨绛呢，没有一句怪罪的话，总是宽和干练又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会处理……”

想起《礼记》中有两句非常有哲理的话：“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就是说，爱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要清楚他的长处。对爱的人，知其短处，就不会因喜欢而障目盲从，更不会因激情过境而心生厌恶。爱一个人，就要学会包容对方的缺点。毕竟人的优缺点总是互为彼此，缺点就是优点的不恰当延伸。我觉得这些，杨绛一开始就看透了，所以她总是能无限度地包容丈夫，甚至连他的缺点也觉得可爱。

婚后，她硬是将自己炼造成了一个柴米油盐、当家做事样样在行的主妇，要知道从前她可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名门闺秀啊！说起这个儿媳，钱钟书的母亲总是忍不住称赞：“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虽然理家不行，但也会尽自己所能宠溺着妻子，几十年来他坚持给妻子做早餐，从未间断。清晨，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便早早地在厨房里忙活了，煮得恰到好处的鸡蛋、烤得喷香的面包、醇美地道的英式红茶，黄油果酱一样也不少，第一次吃到丈夫的爱心早餐，杨绛欣喜又安慰，幸福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早餐。”

婚后两人最开心的时刻，还是对坐读书，一同背诗，顺带品些好茶。以茶香为伴，快乐就变得浓郁久长。这样的情境不禁让我想起，当年李清照和赵明诚也是饭后烹茶，夫妻两互考背书，胜者便能喝茶。李清照经常胜出，却每每因为太欢愉兴奋将茶碗打翻，最后反而一口都喝不到。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将这个故事写进诗里：赌书消得泼茶香。

杨绛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其实，人在历经一些沧桑故事之后，再反观从前过往，会发觉，最令人快乐的，不过是些容易被忽视的寻常琐事，甚至细微到某人不经意的小举动，或者一句话，都会在多年之后，穿越时空的隔断，清晰地闪现在每一个当下。因为快乐总是漫不经心又转瞬即逝，才有了令人回味的理由。

所以李商隐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所以纳兰容忍在“赌书消得泼茶香”之后又添了一句伤感：当时只道是寻常。

四

两年之后，女儿钱瑗出生。钱钟书为她取乳名阿圆，见到女儿的第一眼，这位天赋才情的大作家以最朴素的话语表达了激动和欢喜：“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他非常疼爱阿圆，还和杨绛商量以后不再要小孩了：“我们不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吧，如果那个孩子比阿圆聪明漂亮，我们会偏心的，阿圆就太可怜了。”果然，阿圆成了他们的独女。

杨绛出院，回家坐月子，从未下过厨房的钱钟书给她炖鸡汤，还剥了青嫩的蚕豆搁在汤里，清甜醇香，令杨绛感动不已。或许，在爱情的世界里，合不合适只是借口，爱得够不够深才是本质。深刻的爱情，足以彻头彻尾改变一个人，不辨菽麦的可以变成家务能手，脾气孤傲的可以变得卑微谦和，甚至志向、理想、价值观，都可以为对方心甘情愿地变换。

回国后，一家三口各地辗转，居无定所。钱钟书这个人性情耿直，容易得罪人，他从西南联大和蓝田师院辞职后，留在了上海，和杨绛、阿圆在这个沦陷的孤岛待了整整八年。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迅速走红，反响热烈。或许妻子在文坛上的成绩，激发了钱钟书的创作欲望，有一天他问杨绛：“我想写一部长篇，你支持吗？”

杨绛当然支持，为了让钱钟书全身心投入写作，杨绛要求他减少授课时间，也不许他碰任何家务，虽然生活更加窘迫了，她却毫无怨言，能做的只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为了省煤，她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三百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抵得上四五百斤煤球。

两年后，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横空出世，就是那部被尊为“新儒林外史”的经典著作《围城》。钱钟书深度的思想内涵和幽默独特的语言风格，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我印象最深的，开篇对鲍小姐衣着特征的描述：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单看这一小节就让人忍俊不禁，又拍案叫绝，而整本书中如此趣致的讽喻比比皆是。

《围城》序言非常简短，不过两段话。钱钟书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势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多年来，杨绛一直站在钱钟书背后，甘心做他的绿叶，陪衬他耀目的光芒。两人在清华时，按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学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只做了兼职教授，其实她的才学不在钱钟书之下，她翻译的八卷本《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好的译本。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华时，这部中文版《堂•吉诃德》被作为国礼送给了他。

杨绛总说自己不过是个业余作者，生平所作都是“随遇而安”，写散文、小说，翻译剧本，每次都只是试试，可是这一试，就试出了大成就。

文革时期，钱钟书和杨绛没能逃过劫难。杨绛被拖去剃了“阴阳头”，她不声不吭地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让她打扫污浊不堪的女厕所，她不懊恼，也不抱怨，打扫得干干净净，得空就躲在厕所里看书。她从来不污不垢，随心而落，如莲般素心静雅。她这一生所求不多，只希望能在动荡乱世中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和一个团圆的家。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由杨绛翻译的诗，也可看作她人生的写照。然而她对自己的境遇不争，在丈夫遭遇污蔑时她势必据理力争。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事后她被揪出来批斗，还是绝不低头的倔强：“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夫妻俩下放到干校，杨绛被安排去种菜，钱钟书担任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就会特意走菜园东边，与她相会。

从前读民国才女故事，总感觉林徽因、陆小曼特别出众，仿似绚烂艳美的桃花，立在高高的枝桠上，瞬间就能吸引路人的目光，但后来渐渐发觉，她们蓬勃盛放的生命，似乎太过于外放和张扬，所以很难将爱情和心力专注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她们的故事里充盈着“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得而不惜”的遗憾，她们的风流韵事直至今日仍绵延不绝。反观杨绛，与林陆的娇艳婀娜相比，只算是中人之姿，但是她永远是一副素雅柔和、浅浅微笑的样子，如清茶一杯，味道不浓烈不出色，却自有清香。而她与钱钟书的爱情，更让我们明白，原来在这善变的人世间，总有一些人还“傻傻地”坚守着永恒。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我一直觉得，这才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五

钱钟书总喜欢在人前称赞妻子，以至于有朋友笑他有“誉妻癖”。

1946年，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他在自留的样书中写下了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算是男人对女人最高的褒奖了吧。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完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抄誊完后，钱钟书拉着她的手深情地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和杨绛对名利一向淡漠。曾有个美国人读完《围城》，特别钦佩钱钟书，打电话给他，恳求上门拜访。钱钟书的拒绝显出他一贯的幽默风趣：“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钱钟书位列其中，电视台工作人员想找他录节目，他一口回绝，对方提出会给他一大笔酬劳，钱钟书哂笑道：“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杨绛写过一篇散文《隐身衣》，其中提到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她说，其实卑微是人在凡间最好的隐身衣，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或许越是有成就的人，会越向往平淡的生活。从前钱钟书和杨绛最爱做的事就是读书品茶，在牛津时，他们都喜欢立顿红茶，回国后有阵子喝不到，还独出心裁想出用三种上好的国产红茶一起冲泡，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终于试验出了一种类似立顿红茶的风味。生了小阿圆，又是个小书痴，爷爷称为“吾家读书种子”，从此两人对读变成一家三口守着各自的书桌。

钱钟书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像个顽童。夏日，杨绛午睡时，他在一旁临帖，偷偷拿毛笔在她脸上乱画，有了女儿，他在女儿肚皮上画大花脸，惹得家中长辈们臭骂。他们住在清华园时，家里养了一只小猫，钱钟书特别喜欢，只要见到它和别的猫儿打架，就会拿起一支长竹竿去助阵。后来，邻居换成了林徽因，恰好林徽因也养了一只猫，两猫打架钱钟书照样去助阵，杨绛总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邻里和睦，不断在中间调和。

有人说，相似的一起嬉闹，互补的人才能一起终老。我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人该是钱钟书和杨绛这样，兴趣相似，性格互补。

然而，幸福的婚姻，最怕的莫过于死别。杨绛说：“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1997年，钱钟书和阿圆相继病倒，杨绛两头奔波，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她最后的爱，是护他终老。

女儿阿圆去世时，钱钟书重病卧床，杨绛一直瞒着他，但阿圆最亲近钱钟书，女儿逝世他早就有所察觉。钱钟书神色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一副悲戚的样子，杨绛赶忙安慰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然后又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因为安抚丈夫，她只能将难过轻描淡写，白发人送黑发人，怎可能轻易寻得自慰。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这才是她当时最真实的痛楚。

一年后，钱钟书去世。留杨绛一个人在人间收拾现场。

“1997年春，阿圆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从此三里河的那个家，不复为家，不过是个客栈而已。

光影流转间，匆匆复匆匆。从此，年光如湖，简静自持。

余生里，她回忆着，潜心写作，剩下的岁月抛给她的是残酷和孤独，她却用温润的心怀，将所有不幸幻化为笔下柔和雅致的文字。只有认真历经过生命的磨砺，才能在岁月中优雅的老去。一个人的日子里，她的心里不是没有悲伤，只是她的心脏比悲伤要大。

晚年的杨绛深居简出，留着灰白的短发，有时会别个简约的黑色发箍，架着黑框眼镜，每天长时间伏案看书写作，桌上是堆积如山的书。偶尔也会接受采访，说几句夹杂南方腔的普通话，温和如水，娓娓动听。从年轻到老，她永远是平静如水的模样。可是谁都知道，只有内心坚定如山，才会外表平静似水。

2011年，百岁杨绛淡看浮华，静待归途：“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心静如水，我该平静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5年之后，杨绛去世，她终于不用再在尘世间，独自怀念“我们仨”了。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或许我可以理解成为：天堂是有的，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样，死亡就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仨”就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永远不会再分开，这也就是这个故事最美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