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0.
一个深潭,水色黝黑,仿佛是石油倾倒进了这个硕大的坑洞里,阴冷而滑腻,带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随时准备吞噬一切靠近它的被蛊惑的生命。不远的地方,伫立着一个男人,身形瘦削,背上脊骨嶙峋,手臂是细长的,他赤裸着,身体泛着白色,一种近乎透明的病态的白色。如果阳光可以刺进这片被混沌裹挟的山谷,投射到他的身上,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他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和里面涌流着的血液,还可以看到他汩汩跃动的蓬勃有力的心脏,这一切,应该都是红色的,被透明的白色映衬的鲜丽的红色。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个暗哑的人形。男人的手里握着一根绳,长长的、几股单绳铰缠在一起的、壮硕的、给人以巨大信任感的绳,被他紧紧地攥在手里,甚至连手腕上,也被绕上了几圈,仿佛那绳是身体的一部分,从手腕处绵延生长出来。在绳的另一端,同样是一个白色的物种,只不过这个物种是一只羊,一只白色的母山羊,通体的白色,厚重的、馥郁的、甜美的白色,唯有两颗眼睛,是黝黑的,像潭里的水。男人光着脚,向水潭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地上的石头不时翻出它的尖利,割裂着男人脚底瘦骨撑起的皮肤。男人似乎感觉不到疼,挪动的节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地面斑驳的血迹像是写意的一蹴而就,刻意,又随性。男人终于停止了挪动,他站到了潭边,他没有去看那深潭,而是凝望着羊,慢慢收着手里的绳,羊向他走了过来,黝黑的眼睛像钉在了眼眶里,视野里是凝滞的点,不见眨动。男人把收起的绳缠绕在了自己的身体上,脖颈、手臂、腰身,一匝又一匝,最后,他把绳套从羊的脖子上解了下来,在自己的胸前,打上了一个结,一个结实的、紧固的、无法打开的结。他蹲下身子,让自己的头和羊的头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他可以和她的眼睛对视着。他看着她,抚摸着她的脊背,她的柔滑、雪白的脊背,他的手里,赫然出现了一只匕首,即使在暗影里,依然泛出了锋利的金属光泽,他闭上了眼睛,举起了攥着匕首的手臂,刀锋划进了羊的胸腔,因为太过用力,握着柄的手一起埋在了身体里面。她依然没有眨动眼睛,还是那样的黝黑,只是,有东西滴到了深潭,和里面的水色,一样。
1.
“喂,喂……”
“嘟嘟……”
“妈的。”听到李菲挂断了电话,张东明懊恼地把听筒摔在了话机上,随手抄起桌上的烟盒,发现里面一根烟都没有了,他把烟盒揉成了一团,恶狠狠地甩到了墙上,他觉得情绪坏到了极点。“胖子,给我买条烟去。”他朝外间屋喊了一嗓子。“头,今儿抽的有点凶啊。”胖子麻利儿地闪了进来。“哪他妈那么多废话,赶紧的。”胖子吐了吐舌头,抓起张东明扔在桌上的皱巴巴的钱,一溜烟跑出了派出所。
张东明是海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新闻里派出所的所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两年。当年他在桥东分局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一路从刑警队小民警干到了大队长,那年,他才不过三十岁,踌躇满志,精力旺盛。老电厂的分尸案、棚户区老叶一家的灭门案,包括轰动一时的市电视台主持人阿峰绑架案,都是他带队破获的,解救阿峰时被绑匪的刀划到了手背,差一点就废了,现在阴天下雨手背还会隐隐作痛。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他太过强势的办事风格,分局里的一些领导颇有微词,但因为他屡屡能破获急难险重的大要案,这些矛盾都被掩盖了下去。后来,因为要从他的队里抽人支援经侦,他和局长老阎在分局办公会上大吵了一架,还当众拍了桌子,气的老阎当场心脏病发作,被120急救车拉到了市人民医院。他坐在会议室里闷头抽掉了半盒烟,他知道,自己肚子里的邪火是因为李菲。那天一早,她让律师给他送来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李菲是华丰集团的高管,这是市里的一家上市企业,他知道,李菲能爬到这个位置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他俩一直没要孩子,他忙,她也忙,这几年俩人经常聚少离多,感情渐渐地淡了,有几次晚上他想要她的时候,她都以身体累了为由拒绝了他,让他很是光火,后来他觉得李菲外面有了人,他是火药桶脾气,为这事俩人大吵了一架,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因为队里接连压下来几个督办的命案,他索性住到了队里的备勤室。离婚是李菲先提出来的,他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一直躲着这个事情,他说不清自己的感觉。他还能想到当年李菲的好,那个让他炽热疯狂的梳着两个辫子的美好的姑娘,那双能把他望穿甚至融化掉的清澈的眼睛,他不知道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现在这样。早上那个自称姓葛的年轻律师给他送离婚协议书时,脸上那副黑桃K一样的表情,满嘴让他无比腻烦的法律术语,一股无名之火腾地就顶了上来,他想抡上一记左勾拳把黑桃K打飞,“去你妈的,我们两口子的事,轮的着你他妈告诉我干这干那吗,滚。”狠狠啐了一口,他把协议书撕了个粉碎。那天晚上,他提着一兜营养品,去了人民医院,当着老阎面把自己骂了一通,扔下东西就走了,老阎一直闭着眼睛,没有搭理他。转天,他写了个病假条交到了政治处,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市局的老局长以前是他的教导员,疼惜他年纪轻轻是个好材料,和下面打了个招呼,把他调到了新闻里派出所,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这两年,他一直没有见李菲,只是偶尔两个人会通个电话。那个姓葛的律师又找过他几次,都被他骂了回去。他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是舍不得李菲,还是和自己的犟脾气过不去,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李菲没有去法院起诉他,“去他妈的吧”,打发想不明白的事情,这句口头禅好像最适合不过。
刚刚,他又和李菲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是他主动打给李菲的,再过几天,他就满四十岁了,他想和李菲一起吃个饭。可能在他的潜意识里,对四十岁是有所恐惧的,他不想孤独地面对那个时刻,也可能他不甘心和李菲的这段婚姻就此走向衰亡,想再挣扎一下,哪怕是徒劳的。铃声响了很久之后,李菲接起了电话,他说他的生日快到了,想出来一起吃个饭,李菲沉默了一下,说了声好吧,让他有些欣慰。他问她最近好吗,她说还是老样子,他说别太要强了,身体也不是多好,她说了声谢谢。如果只进行到这里,那这应该算是很圆满的一次对话,毕竟张东明实现了他想和李菲见面的诉求。但他忽然听到电话那头一个男人的声音喊着李菲的名字,透着熟稔和亲近,他下意识地问了句谁跟你在一块,李菲说没谁。今天是周六,他知道她一般不在周末加班,更不会在周末的晚上。我听着有人喊你,在外面吃饭了?他尽量让自己自然。没有,就我自己,我在家呢。他心里有些憋,一直绷着的神经让他大脑有些缺氧,沉默了一下,刚想再说些什么,李菲说了句没别的事我先挂了,电话那头随即传来一连串的盲音。李菲可能已经彻底厌烦他了,也许仅剩的一点耐心也荡然无存了,他很气馁,感觉自己像一只撒了气的黑猫警长形象的气球,滑稽、无力。
今天他在所里带班,心情糟糕透了。要是搁平时,他肯定抄起二锅头,把自己灌多了。但今天不行,他必须保持清醒,直到明天一早八点半交班。他已经想好了,到时要去买上一兜小区楼下老吴炸的卷圈儿,裹上现烙的大饼,就着那瓶二锅头,吃饱喝足之后把自己扔在床上,舒坦地睡上一觉,等醒了,他的坏情绪应该就消失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表,七点四十。这个死胖子去哪买烟了,磨蹭这么半天,肯定是怕了他那张臭脸,故意消磨一下时间。在所里,别说像胖子这种辅警,正式民警也都很怕他,可能多年刑警生涯让他看起来人有些冷,不怒自威,但怕归怕,他做事果断、为人耿直,所里的人都很服他,用小年轻们的话说,“东哥那是咱分局的传说”,他这个所长干的还算是省心,唯一让他闹心的就是和李菲的感情问题了。他摆弄着手里的打火机,刚想冲外面骂,胖子好像算准了他,面带微笑地跑了进来,“头,咱所门口那个烟摊今天没开,我又走了俩路口才买着。等急了吧,我给您点上。”狠狠嘬了一大口,烟纸闪着红亮的光,夸张地消失了一大截,浓稠的烟雾顺着鼻腔,升腾到大脑中枢,又倏然滑进了胃里,停顿了几秒钟,他满足地吐出了口腔里剩余的烟雾,觉得烦躁的情绪缓和了一些。“外面盯紧点,别总玩什么吃鸡,警醒点督查处那帮孙子过来,最近市局布置了夜访工作,谁知道他们今天会不会犯神经。”“放心吧头,我这眼神贼着呢,让他们有来无回。”胖子用肥厚的手掌夸张地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打发走了胖子,张东明从铁皮柜里翻腾出一碗方便面,看也没看保质期,便撕掉了外面的塑料膜,他觉得这种食品可以存放一百年也不会坏,好像以前看过某个新闻说一个墓葬被打开的时候,竟然发现了几百年前的面条,完全风干掉,也没有变质。自打他和李菲分居,这种包装严谨、味道怡人的垃圾食品便成了他主要的晚饭,人在日渐消瘦的同时,肚子却渐渐隆了起来,他也管不得这些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活在了一团乱麻里,不差这点方便面凑趣,去他妈的吧。满满地浇进去一碗开水,他用叉子扎住了盖子和塑料碗的边缘,又点了一根烟。他忽然想起来,刚结婚那会,李菲经常给他煮面条,浇头永远是西红柿炒鸡蛋和土豆炒青椒,李菲说她只会做这两个菜,和面条拌在一起,张东明吃的很满足,那会他俩还窝在分局分给他的15平米老房子里,那是当年桥东分局建局时用市里给批的地盖的家属院,十足的老破小,他俩在里面足足住了3年,好像每天都很快乐。张东明觉得今天心里堵的厉害,掐灭已经烧到过滤嘴的烟,他打开了散发着廉价香气的方便面碗盖。
正当他心无杂念地吸溜着面条的时候,外面接待区里传来胖子的大嗓门,好像和什么人在争执,“你别楞往里闯啊,我们这怎么着也是派出所,你得说清楚找我们张所什么事吧。”“我知道他今天值班,我认识他,我有事要和他说。”声调不高,张东明觉得有些耳熟。“这片儿谁不认识我们张所,你先跟我说有什么事,我们这得先登记。”“您别总拦着我,我真有事。”“哎,你说你这人,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是个愣头青啊。”“吵什么吵,当这菜市场了啊。”张东明黑着脸从值班室走了出来,“我是张东明,谁找我。”“张所长,我叫李牧尘,前几天咱们见过面。”张东明看着眼前这个和自己差不多身高的男人,蓬乱卷曲的短发,消瘦的脸上泛着一种病态的白色,鼻子上架子一副窄窄的眼镜,镜架是深色玳瑁材质的,他记起了这个叫李牧尘的男人。现在已是深秋,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米色风衣,长过膝盖,风衣上似乎沾了一些细密的水珠,隔着大门,张东明看了一眼外面,好像下雨了。看到张东明出来,胖子放下了一直举着的胳膊,“头,他什么也不说,非要进去找你。”张东明“嗯”了一声,摆了下手,示意李牧尘跟他进到里面的值班室,“胖子,你也进来,让小刘在外面盯着。”
2.
第一次见到李牧尘是在几天前的一个下午。
那天张东明没什么事,正坐在办公室里闷闷地抽着烟,民警方小军敲门进来说指挥中心转过来一起报案,问他要不要去。市局前一阵刚下了个通知,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派出所所长大比武,通知里要求所有的所长在比武备战期间要带队出现场,并且达到一定比例,包括辖区内的群众报案,定期要上报出警记录,并且和各派出所年底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张东明虽然对这些“扯淡”的形式主义运动嗤之以鼻,但这次大比武市里非常重视,他不想搞的太过特立独行,更不想影响到这帮跟他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的绩效奖金。今天下午,他在办公室里坐的莫名烦躁,索性带着小方出了警。方小军刚从警校毕业没几年,工作认真,人也激灵,在所里实习的时候坚称老张是他的师傅,张东明当时笑了笑,未置可否,实习期结束的时候,留下了他。
午后的阳光很充裕,在这充裕里待得久了会让人觉得有些头晕。张东明抽着烟,方小军胳膊底下夹着个厚厚的笔记本,两个人沿着路边的人行道大步走着,繁茂的法国梧桐提供了些许的树荫,路的尽头就是他们要去的王府花园小区,报案人提供的住址就是那里,离新闻里派出所很近。张东明抬手看了下表,两点二十分,已经过了下午上班的时间,街上的人流有些稀疏。这附近有不少的写字楼,每天早上张东明来上班的时候,总能看到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几栋大厦的衣着整洁、神色匆忙的白领们,他有时会不自觉地去想,如果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就不去上什么警校,而是去考个正经八百的大学,学个正经八百的专业,也当个衣着整洁的白领,也许,他的日子会比现在过得好。突然,他的脑海里冒出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穿着白色高支棉质衬衫、系着窄细黑色领带的年轻一点的张东明,顶上是经过精心修剪并熟烫过的卷曲、浓密的头发,目不转睛地盯着闪亮的电脑屏幕,双手柔软地垂在电脑键盘上,熟练地敲打着,手腕是拱起的,散发着巧妙的平衡的力量,一边的嘴角上扬着,脸上洋溢着运筹帷幄的神秘的微笑,从远处看上去,像极了一只可以抬起前爪并且稳稳站立着的偶尔还会露出微笑的巨型泰迪犬。张东明被这幅没来由闯入他头脑里的画面硬生生地呛了一下,站在那里弯腰剧烈地咳嗦了起来,小方赶忙过来给他用力锤了几下后背,张东明摆了摆手,慢慢直起了身体。“走吧”,他扔掉了烟,用脚踩灭,看着不远处的王府花园,闷声说了一句。
王府花园是一处高档小区,几栋灰褐色外沿的高层建筑耸立在路的尽头。虽然离的很近,但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到王府花园里面,大门处的行人通道是需要门禁卡出入的,保安很是负责,看到有警察过来,赶忙从门卫室里跑出来,打开了通道门,紧张地敬了一个不太正规的礼,小方一脸严肃地简单说了几句,保安和他比划了一番,然后目送他俩走了进去。小区里面是人车分离的设计,一个硕大绵延的花园错落盘亘在高层建筑物之间,入眼满是绿意盎然,还有几处漂亮的水池隐藏在植被间,甚至还堆出了两处像模像样的丘壑,其中一处的顶端立起了一个雅致的八角凉亭。按照保安的指引,他们很快找到了2号楼1门,小方拿着保安给他的门禁卡,打开了门。
这一栋是每层三户的布局,两部宽大的电梯显得有点多余,但也许有钱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多余,张东明忽然发现好像很多奢侈的东西都是多余的,而往往多余的东西才是最能勾连起欲望的“叮”的一声,电梯停在了27楼。他示意小方按下了2701的门铃,铃声还没有响完,门便被打开了,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了门口,有些蓬乱的头发,自然地卷曲着,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材质的眼镜,脸上是略显病态的白色。亮了一下证件,他俩迈步进了房间。“你是叫李牧尘吗?”小方看着这个男人。“对,是我,这是我的证件。”男人嗫嚅地从桌子上拿起来早已准备好的身份证,双手递了过去。小方核对身份信息的时候,张东明进到了很是豁亮的客厅里,这里有一面墙的落地大窗,站在窗前,他发现可以从这里看到半个城市的风景,他想起了自己现在住的老爷子单位分的40平米老房子,跟这里比起来,那简直就像个狗窝,“操”,他嘟囔了一句。
“你报的案?”“是,是我报的案,我的爱人失踪了。”“详细说一下。”小方打开厚厚的记录本,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李牧尘欠身坐在了旁边的单人位,姿态仿佛是初次到别人家拜访的拘谨的客人。张东明坐在了长沙发的另一端,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了烟。“这位警官,我有哮喘,受不了烟味,您看能不能不抽烟?”,李牧尘欠身站了起来,朝向张东明,脸上带着尴尬的谦卑。“这是我们张所长”,小方白了他一眼。张东明愣了一下,把拽出来的烟又塞回了烟盒,示意他坐下。“谢谢”,李牧尘重新坐回到单人位,扶了扶眼镜,开始了他的讲述。他说他叫李牧尘,牧野的牧,尘土的尘,今年43岁,是海丰市师范大学的老师,哲学系的教授。这个年纪能在重点大学里混上正教授,也应该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怎么看起来唯唯诺诺的,张东明心里暗自纳闷。他爱人叫王歌,比他小一岁,在一家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做文员,昨天晚上王歌没有回家,早上的时候她说和单位同事晚上一起吃饭,晚一点回来,他那天也有个急活要加班,回到家都快晚上12点了,发现王歌还没有回来,打了她的电话,关机了,他没有她同事的电话,只能在家焦急地等了一宿。今天早上,他跟学校请了假,去了王歌的单位,同事说昨天她吃完饭就离开了,也没说今天来不来。他又回到了家里,发现王歌还是没有回来,等到中午,手机还是关机,就有些慌了,便打电话报了警。“屋子里的陈设你昨天晚上回来之后没动过吧?”“没,我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晚上,早上就去单位找她了。”例行完常规的询问,张东明到屋子里的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凭他的经验,基本可以排除昨天晚上王歌回家后遭遇入室侵害的可能性。他发现偌大的房间里,没有一张李牧尘和王歌的合影,只有书房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小小的相框,里面一个小男孩的照片,站在一片草地上,笑的很腼腆。“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张东明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什么?”李牧尘愣了一下。“我们所长的意思是你们两个人最近有没有吵架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起过争执?”小方补充道。“哦这个啊,没有,没有争吵。”“亲戚朋友家都问了吗?”“基本都问了一下,都说没见到她。”“你俩有小孩吗?”“有个小男孩,10岁了,上五年级。”张东明看了一眼李牧尘,感觉苍白脸色笼罩下的神情里有一丝说不出来的闪烁。他跟李牧尘讲了一下人口失踪要48小时以后才能立案的规定,让他再想办法联系一下她的朋友,给他留了所里的值班电话。临走时,李牧尘握了下他的手,他感到一种冰冷的湿润。几天以后,方小军找他签出警记录,他看见处理结果一栏写着“报案所称疑似失踪人员已找到”,小方跟他说他们出警之后的转天晚上,王歌自己回了家。他“嗯”了一声,没有抬头,在经办民警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3.
李牧尘脱掉了风衣,搭在椅背上,欠身坐在了张东明的对面,还是那份熟悉的拘谨。“说吧,找我什么事?”张东明伸手去摸放在桌上的烟,突然想起来他有哮喘,半空中的手僵了一下,只得拿起旁边的打火机,放在手里拨弄着。李牧尘的脸色好像比几天前更加苍白了,鼻子上架着的还是那副玳瑁眼镜,眼镜后面仿佛是深不见底的深潭,张东明突然没来由地打了个激灵,他下意识地拨开了打火机。这个打火机是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李菲送给他的,ZIPPO的哈雷特别纪念款,黄铜材质的,他很喜欢这个打火机,一直随身带着,多年用下来壳子上已经泛起了黑亮的光泽,又想起了李菲,他在心里再次咒骂了自己一句。“张所长,给我来根烟吧。”“什么?”张东明以为自己走神没听清。“哦,我说给我来根烟吧,我想抽一根。”“你不是有哮喘吗?”“没事,今天特别想抽。”张东明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根,隔着桌子扔给了他。他好像手有些不稳,竟然没有接住,烟掉到了地上。“别捡了。”张东明又抽出了一根。“没事没事,吹吹就行了。”李牧尘笨拙地吹了吹烟上的灰尘。张东明帮他点着,也给自己点了一根,然后身体靠在了椅背上,眯起眼睛看着他。点烟的时候,他发觉李牧尘的手在轻微地颤抖。
“上次您去我家的时候,问我和王歌的夫妻关系好不好,当时我撒了谎,希望您能谅解。”“李老师,你大晚上跑到所里见我不会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哦,不,不全是吧。”李牧尘有些紧张,下意识地又抽了一口烟,呛的咳了起来,张东明让胖子给他倒了一杯水。“谢谢。”喝了口水,李牧尘的情绪平复了一些,“我们俩关系不太好,我提出了离婚,有段时间了,上次王歌离家出走,也是因为我又和她讲了这个事情,她一直很抵触,每次情绪都很激动。我一直希望两个人可以坐下来,理智地面对这个问题,毕竟都是成年人了,也许我把问题想的过于简单了。您能看出来,我性格有些懦弱,不善于交际。上次我介绍自己是大学教授时,您的眼神里充满了疑惑,我能感觉到,外人觉得在我这个年纪能在重点大学里混上个正教授,肯定是个世故圆滑的人,但说来可笑,我能走到今天完全靠的是运气。现在的大学里,比社会还像个社会,院系之间、教师之间,明争暗斗很厉害,其实也能理解,资源就那么多,有话语权的就那几个人,不去争抢、不去站队,谁会对你发善心,我很清楚自己的条件,再加上这种性子,根本不去争,也没去站队,结果,我成了对哪一方都无害的人,加上这几年也弄出了一些成果,每次评职称,各方势力争执不下的时候,我都能得个渔翁之利,稀里糊涂就被评上了副教授、教授。其实,说是搞出了一些成果,无非是从国外的几个学术期刊上翻译了一些比较新的理论,加上点自己的见解,重新换了个说法,套进用熟了的逻辑体系里,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所谓的成果,就像个搞装修的工人。但就这点工作,国内很多人都懒得去做,还觉得我的东西很新颖,其实都是些拿不上台面的。说的有点远了,对不起,再给我来根烟吧。”张东明索性把整盒烟推到了他的面前,又从抽屉里找出个一次性打火机,递给了他。
李牧尘点着了烟,深吸了一口,接着说,“我和王歌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会儿我还只是个讲师,她比我大两岁,家就在海丰,在市里一家贸易公司上班,我的家不在这边,相处的那段时间,她一直特别照顾我,让我觉得很温暖,她看中了我的踏实,觉得我会有前途。一年之后我俩就结婚了,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转年,王歌就怀孕了,我俩用自己存的一点钱,再加上从各自家里凑的一些,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老房子,算是正式安顿了下来。后来,孩子一点点大了,王歌看中了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那会儿我已经晋升了教授,收入多了不少,把老房子卖掉后添了些钱,付了首付。搬进来的时候,王歌特别开心,她是那种为了孩子可以完全抛弃自我的人,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平时也没有什么爱好。她是个称职的好母亲,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个适合的妻子。听上去有些混蛋是吧,可能我真的就是个混蛋。”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下,“我爱上了自己的学生。”烟在他手里兀自冒着淡淡的青烟,张东明没有打断他。
“我的性格里,还有极端和偏执的一面,无法让自己处于一种自我哄骗的状态里。我的内心充满了欲望,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只是很少有人能弄清楚自己真实的欲望,剥离掉那些虚掩在上面的,伪装的,用于迷惑你的虚假的欲望,让最真实、最赤裸裸的部分显露出来,哪怕它是丑陋的、下作的、不可理喻的,但它才是属于你的,看到了之后你还要敢于去面对它,敞开怀抱迎接它,这样的人,其实很少。就好比你不会当众露出你的下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表达清楚,希望您别介意。”张东明摆了一下手,让他继续说,“在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里,当众露出下体是不被接受的,是要遭受道德诟病、甚至是人类的法律所制裁的,但可能你是有通过露出下体表达你希望完成交媾的需求的,这就是你心底最真实的欲望,你能知道,并且面对它,你才是你自己。性的欲望、饮食的欲望、权利和财富的欲望,这些都是物质性的占有欲,我们其实还有精神欲望,这种无形的欲望甚至比有形的物质来的更加强烈,无法消解的时候会让你处于一种极度的焦虑与痛苦之中。我和王歌很久之前其实就分居了,每天辅导完功课,她带着孩子在卧室里睡,我因为常年养成的习惯,晚上会看书、写东西,经常不知不觉就一两点钟,为了不打扰她们休息,我索性在书房支了张折叠床。这几年,我俩交流的越来越少,我发觉自己沉浸在读书、教课、写东西的循环轨迹里,家庭让我感到越来越陌生,我开始变得麻木,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那些我能清晰看到的欲望,该不该把自己心甘情愿地消耗给时间,在我惶恐无措的时候,我遇到了宋可。”胖子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睡着了,张东明抽着烟,看着对面这个男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耐心听着这个中年男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李牧尘今天晚上究竟为什么要找他来,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沉浸在李牧尘的故事里,也许,他觉得这里面会有他想要的答案。
“评上教授的那年寒假,我自己一个人去了趟山里,找了个偏僻的村子,借宿在了一个农户家里。窗户外面就是大山,夜里是漆黑的一片,没有任何光亮,唯一能让你眼睛识别的,就是天上的星星,那天晚上,我哭的一塌糊涂,无法遏制,我觉得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欢乐、温暖、计较、厌恶,都是挂在你眼前的幕布,所谓世象万千,殊途同归,终局都大抵如此。在村子里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心里应该都排空了,回来的时候,车行驶在国道上,看着城市里的灯光一点点密集起来,我终于明白了,心灵空净也是个世象,站在家门口,我跟自己说,这就样吧。但就在你刚刚调整了好了状态,准备坦然面对当下的时候,命运却把宋可放到了你的面前,很操蛋是不是。”李牧尘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宋可是我的学生,说实话,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女孩子不多,专业课不太好考,学起来又很枯燥,而且就业前景也不那么乐观。在准备考我的研究生之前,她特意来找过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很漂亮,但不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她有着独特的魅力,让我很有好感。她本科学的是中文,但一直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选修课上了《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伦理学》《美学》等这类基本的哲学课,她说她很喜欢尼采。尼采您知道吗?德国的一个哲学家,那句脍炙人口的‘上帝死了’就是他说的。他写过一本书,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是一本充斥了哲学思维的小说,书里的观点模糊、矛盾,初读起来很是费解,但它又会让你产生一遍遍去读的欲望,最奇妙的是,当你阅读很多遍以后,你突然就能清楚地抓住尼采想要向你表达的东西。我特别喜欢这本书,读了很多遍。那次,宋可说她也很喜欢这本书,尽管读起来很费解,但能模模糊糊地感知到一些东西,她向我尽可能清晰地描述着,我当时的心里很复杂。那天,其实我一直没敢太过于注视她,大部分时间只是听她说。临走的时候,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我拘谨地捏着她的手,潮湿、温暖,还很柔软。出乎我的意料,专业课的成绩她考的很好,甚至比那些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发挥的还要好。后来面试的时候,我特意选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的内容,她应对的依然很好,同考的几位老师都不住点头,我心里还隐隐有一些得意,那天,她对我露出了热情的笑容。再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学生。她是那种有光环的姑娘,不用说什么,只需要安静地站在那里,就能吸引别人的目光。她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好像很难看得上谁,能带给她欢愉的人可能只是那些让她仰视的人。每次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我都尽力让自己保持神采飞扬的状态,她大部分时间都会表情认真地看向我,我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她到我的办公室交一份报告,跟我聊了聊她准备看到书,我还是不太敢直视她,只是一味地品评着她的书单,她笑着表示全盘接受。最后,她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特别想念妈妈做的煲仔饭,看着她走出办公室的背影,我心里很惆怅。除夕晚上的时候,她给我发了张图片,动人的笑容,手里捧着一碗煲仔饭,我回了一句春节快乐,一个人喝掉了多半瓶红酒,但我还是失眠了。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宋可和我在那间办公室里疯狂地做爱,我看着她的脸,大口地喘息着,动作粗鲁,她那张漂亮的脸无比清楚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甚至可以看到她脸上细微的绒毛,癫狂、真实,这就是欲望的力量,它可以肆意践踏折磨任何一个灵魂,只要它想,而最可怕的是,它还在不停生长。”李牧尘的脸上泛上了一丝血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开学那天,我像丢了魂一样一早赶到了学校,为的就是看一眼宋可。整个人都是慌张的,就像您审问的罪犯一样,浑身上下透着慌张,我坐在办公室里,故作镇定地听她和我说着春节回家的见闻,我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只是出神地看着她,像个傻子。在学校的时候,我会想方设法见到宋可,看看她,和她聊聊天,有时在办公室,有时会去校园里走一走。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只是被压抑的性欲左右了,就像个无法摆脱糖果诱惑的流着鼻涕的小脏孩,我能闻到宋可身上散发出的蓬勃的气息,我无法抵抗她投射过来的旺盛的活力,我迷恋她的一言一行,渴求着肌肤之亲,甚至在晚上,我会对着她的照片自慰,很恶心是吧,对不起。”他摘下了眼镜,撩起衣服的一角,擦拭了一下,张东明发现他的眼睛是红红的。“但后来,我发现她更像是我精神欲望的疏导者,她是一把钥匙,一把可以彻底把我打开的钥匙,她有着和她的年龄不相匹配的睿智。在我们进行的对话里,她有时可以点出我掩盖在学术垃圾里的灵光再现,也能看出我一脸认真胡说八道的揶揄论调,甚至她能洞穿我唯唯诺诺面具下的清傲与尖刻。我开始习惯于在她面前卸下身上的那个壳,把最真实、最柔软的部分暴露出来,就像个一直团着身子的人,终于有机会可以挺直了身体,舒适地喘息一下,我渴望拥有这种喘息的时间可以长一些。有一次,她说我有一颗不曾泯灭的赤子之心,我说我已经老朽了,她说这和年龄与阅历无关,很多人即使年轻、即使阅人无数,也不曾有过赤子之心,一个人真正的衰老,不是年龄的更迭和容貌的消逝,而是他的心不再滚烫,对世界不再好奇,对生活失去了该有的热忱。我被深深地触动了,到了这个岁数,其实很多东西已经被磨平了,麻木的生活状态持续了这么多年,我有了惯性,滑向人生终点的惯性,甚至不需要再用一点力,让我热忱的人和事都慢慢消失了。而宋可的出现像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毫无征兆地打醒了我,我才发现自己的热忱其实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像一座休眠了的火山一样,蓄势待发而已。从那天开始,我对宋可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一种爱的欲望、占有的欲望,我渴望和她生活在一起,我无法让自己再回到原来的婚姻关系里,我做不到把自己分割两半,去面对王歌与宋可,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在一张道德与欲望编制的网里,垂死挣扎。这种状态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临界点,濒临崩溃,我和王歌提出了离婚,我无法向她解释清楚自己心底的欲望,我怕伤害她,我提出把积蓄和房子都留给她,作为我追寻欲望的代价。她的情绪特别激烈,她说她爱我,我是她全部的世界,我只是一味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心里特别痛苦,但对于结束这段婚姻,我的心里又无比地坚定,我和她说,都会过去的,她只是嚎啕大哭。后来,她就开始离家出走,我担心她的状态,不想她出事,觉得她有所平复了,我才会和她谈这个事情,但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今天,她又离家出走了。”李牧尘忽然尴尬地笑了一下,“对不起,我都忘记了来找您干什么了,让您听我啰嗦了这么多,打搅您了。”
墙上的时钟,想起了报时的声音,张东明知道,已经十二点整了。
4.
外面的雨还没有停,两个人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屋檐下,抽着最后一支烟。
“其实,我只是知道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我从没有问过她对我的感受,我根本不知道她是否对我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不敢去问,我害怕她微笑着跟我说对不起。我曾想象过一个场景:我托着银色的盘子,里面是我用刀剜出的汩汩跳动着的我的心脏,我兴奋地把它献给宋可,而她的表情,却是厌恶的。我无法去面对这样的一幕,也无法去想象。”李牧尘看着远处混沌的黑色,像是呓语。掐灭了手里的烟,他看着张东明,说了句“对不起”,然后背影慢慢融到夜色里,一点点变得模糊,直到不见,像极了漂入汪洋里的一条船。
交班回到家,张东明洗了个澡,什么也没吃便躺到了床上,很快他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的早上,他站在派出所的大门口,方小军高声喊着他的名字,手里扬着一份报纸,丢了魂似地向他跑了过来,粗声粗气地跟他说,“头,看今天的报纸了吗?李牧尘,那个大学教授,还记得吗?他杀人了,是个女的,还挺年轻,以前是他学生,在女的家里被抓的,好像还是他自己报的案。”他错愕间一把抢过了报纸,在杂乱的字里行间费力地寻找着这则新闻。突然,所有的文字都动了起来,仿佛听到口令的蚂蚁,变换着奇异的排列组合,他的眼睛一下子失去了焦点,模糊成了一片。他摇了摇头,企图消除这份模糊的时候,发觉手里的报纸变成了一份他再熟悉不过的拘留证,名字一栏是硕大的三个字:李牧尘。他抬起了头,发现自己正坐在一间讯问室里,门上的小窗透射着楼道落地玻璃过滤进来的阳光,斑驳地散在面前的铁栏杆上。
铁栏杆的对面,是一个面色苍白、脸型瘦削的男人,他坐在宽大、冰冷的金属材质的椅子上,戴着手铐,脚下是沉重的脚镣,显得累赘、沉滞。张东明极力想看清这个男人,但始终有一片隐秘的雾霭笼罩在他的面前,阻隔着他的视线,无论他多用力地睁大眼睛,都徒劳无用。他索性点着了一根烟,企图用烟雾冲散那片雾霭。对面的男人突然张了口,“给我也来一根吧。”他把那根点着的烟,隔着铁栏杆递了进去,雾霭突然间消散了,他看清了李牧尘那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李牧尘笨拙地接过了烟,使劲地吸了一口,大声地咳嗦了起来。张东明又给自己点上了一根,他俩互相注视着,沉默地抽完了各自手中的烟。
李牧尘举了举手铐,说,“帮我打开吧,戴着不舒服。”张东明点了点头,径直穿过了铁栏杆,用手里的钥匙解开了手铐,还有脚镣。这时,他发觉李牧尘重新坐在了王府花园家里那张单人沙发上,身体松松垮垮地靠在宽大的后背上,像一具虚脱了的人形玩偶,只是没有了拘谨。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身后,果然是那张长沙发,他坐在了当初方小军坐过的位置,手里拿着的是那只泛着黑亮光泽的ZIPPO火机。
他盯着李牧尘镜片后面深潭一般深邃的眼神,等着他开口说话。“宋可爱的是她自己,除了她自己,其他人都不配拥有她的赏赐,我一直没搞懂她为什么不肯爱我,我以为是自己不够优秀、无法给她足够的给养,但是我错了,错的一厢情愿、滑稽可笑。我跟她说,我已经放弃了我能放弃的一切,只剩下一个纯粹的、洁净的、无羁的、赤裸的灵魂,它淡漠着世俗评判的卑鄙可耻,它唯一渴求的就是被你接纳、融解。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卑贱而忠诚的狗,趴在主人的脚边,乞求着残羹冷炙的赏赐,哪怕是一根沾满了口水的肮脏的光秃秃的肉骨头,我不停地摇着尾巴,吐着舌头,用头抵住她的脚摩挲着,但换来的只是冰冷的不屑,一个优渥的人类看一条狗的不屑。我无法接受这一切,我是个自私的、贪婪的混蛋,我没有其他办法,我被困住了,呜呜……”李牧尘哭了起来,他的哭声非常奇怪,尖利而高亢,仿佛要刺穿张东明的耳膜。
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了张东明,他迷迷糊糊地看了下手表,上午十一点钟,他刚刚睡了一个小时。铃声再次急促地响了起来,让他确信已经从刚才的梦境中抽离了出来,抓起手机,上面赫然出现了方小军的名字,他感到一阵心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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