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悲剧，欧洲、非洲、亚洲，甚至偏安一隅的美洲，都没能逃过这场灾难。战争的旷日持久和惨绝人寰，在各国民众的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
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触发，人们纷纷反思，国家在处理政治事件中也谨小慎微，各方协同努力，减免摩擦。因为地缘政治、宗教对立、民族仇恨等关系，之后的七十多年来，尽管局部战争仍不断爆发，但在联合国和各大国的调停和理性克制下，总算未将战事升级和扩大，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二战结束后，对战争的反思与总结，文人们书写下一部又一部发人深省的作品，揭露战争的残酷，向世人警示。这些作品有的直面描写战争的残酷，如：《第22条军规》《兄弟连》《铁皮鼓》等，也有极富寓意的《蝇王》《鼠疫》等。
战争带来的苦难
相比于《蝇王》对第三次世界的假想，《鼠疫》对战后的反思更为深刻。
加缪是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家（虽然他从不承认，甚至因此不惜与萨特决裂，但根据他作品反映的思想，具有存在主义几乎所有的特征），《局外人》和《鼠疫》是他的代表作。
从时代背景来解读，《鼠疫》如上述所言，运用荒诞文学，通过一场在封闭城市中的鼠疫，侧面体现战争对人类内心所造成的变化。
如果把格局放大，把这部作品看成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人类固有生活习惯，导致内心和思想的变化，则更能体现出作品的价值。
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一场突入袭来的鼠疫使当局不得不封锁城市。在这所封闭的城市里，通过鼠疫的前期征兆、初期爆发、愈演愈烈、有效控制、状况减缓、逐渐消亡的六个阶段，以工作、爱情和死亡三方面阐述城中民众、当局，以及书中几位主要人物，各个不同阶段产生的不同心理变化。
作者用一个荒诞的故事，体现出“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的痛苦的”，“自由选择”这三个观点。
尽管加缪一再否认这一说法，但他的两部代表作，尤其是《鼠疫》的逻辑，基本与萨特所提出的三个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相一致。
这也叫封面，我也是醉了！
为了更好地解读这部作品，我们且将“鼠疫”看作是一场外部环境发生的突变，不狭指鼠疫或反法西斯战争。
外部环境变化征兆（鼠疫前期征兆）
故事背景：
奥兰省各地相继出现死老鼠，死状惨烈。同时，有数位民众染病，出现鼠疫症状特征，但未获得确诊。
小说主人公里厄是一名医生。他感觉事有蹊跷，便寻访众人，搜罗线索，隐隐觉得患者可能被传染鼠疫，并告知同行里莎尔城市里即将爆发鼠疫。
因尚无医学诊断，因循守旧的里莎尔予以否认，一切有待进一步医学诊断，再下定论。
里厄随即向当局反映情况，也未得到重视。民众对这一反常情况也无动于衷。奥兰城仍按照往常的工作和生活规律有序进行。工作单调，生活乏味。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
里厄作为专业人士，敏锐地观察到外部环境细微的变化，预感到灾难极有可能发生。可是因为同行所谓的严谨（实为刻板，不懂变通），加上当局的忽视、民众的冷漠，未能及时阻止灾难的发生。
细微的征兆未能被民众或当局察觉或重视，他们仍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譬如：未带雨伞的人出门，看见蜻蜓低飞，总觉得未必会下雨；又或者成群结队的鱼拼命跳跃挣扎，撞得头破血流，仅仅觉得好玩，并没想到即将发生地震。
人类对外部环境突变前的征兆，往往预计不足，过于低估其严重性，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而观察敏锐的人，总被认为是疯子，被排除在主流观点之外。
外部环境变化初期（鼠疫爆发初期）
故事背景：
城中老鼠已死绝。期间不断有人因此丧命，数量增加到每日几十人，鼠疫症状得到确诊。
当局了解状况，但怕引发民众恐慌，隐瞒真相，未公布疫情。当局暗中成立医疗小组，提出库存血清，并向周边城市请求血清援助，命令医生研制应对药物。
政府小官吏格朗原本过着机械的生活，有雄心壮志，却碌碌无为。在疫情爆发初期，他便成为里厄的左膀右臂，助其了解疫情，帮忙救治患者，体现了为社会奉献的无私精神。
被蒙在鼓里的民众，面对成堆的死老鼠，依然麻木不仁，继续在原本的节奏中生活。
里厄的母亲恰好此时入城，后帮助里厄照顾病患，一直待到疫情解除，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的象征。
外部环境已然发生改变，但当局总会想当然地以为事态很快就会平息，普遍采取冷处理方式，避免引发社会动荡。媒体受当局的控制，自然也无法将真实情况告知民众。
而民众深信当局。既然当局未发布通告，他们即便察觉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也乐于相信只是意外状况。
政权为了维稳社会，往往会隐瞒事情的真相，面对意外状况常抱以乐观的心态。尽管政府已积极商讨应对措施，但对于事情的严重性和突发性，总是预计不足、准备不足。不明真相的民众，缺乏对专业知识的了解，自然是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相信政府，而政府并未发出预警。
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鼠疫愈演愈烈）
故事背景：
城中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每日因鼠疫丧命者已达百多人。
当局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下令封锁城门，只进不出，并向邻省求助血清和物资；同时预估疫情将在半年内彻底解除。
帕纳卢神甫开始在城中布道，告知民众信教者必承受苦难，因鼠疫而忘者可天听上帝；诚心向善者必感化上帝，灾难将自动退去。有些急于进入天堂的信教者，居然巴不得自己早点得病而亡，早日升天。
民众听信布道后，起初的焦躁状态得到有效缓解，竟开始狂欢作乐。整个城市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存在主义是无神论，里厄作为无神论者，代表了作者的观点。在任何灾难面前，宗教只能起到“安抚”民众内心的作用，无法有效解决当前困境。有时候，“安抚”还会起到反作用，麻痹人类对目前状况的客观辨识能力。
随着灾难的扩大，政府已无力遮掩，倒也使他们清醒过来，能够正视当下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措施，扼制灾难的继续扩大，并寻求有效控制手段。
灾难不再蔓延（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故事背景：
为了对抗疫情，当局开放各种场所收留病患，设立隔离带，调拨大量血清进行救援。与此同时，书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塔鲁体现了重要作用。
塔鲁的父亲是检察官。他自幼耳濡目染，对法律的不公正判决极其愤怒，继而以英雄主义的姿态加入政治斗争。但是他却发现，政治同样不公，无辜的人依然会因此丧命，便成为流亡者在奥兰过起隐居生活，期间暗中留意民情。里厄对鼠疫早期的判断，多来源于这位社会观察者的日记。
对社会毫无期望的塔鲁主动要求成立民众医疗队，帮助里厄照顾病患，直至疫情解除。他由个人英雄主义转为奉献主义，倾力服务社会，减轻民众痛苦，治病救人。
疫情超乎当局的预估，已过六个月，但离疫情消退尚遥遥无期。民众因此怀疑宗教，帕纳卢神甫为了宗教事业，不得不再次自圆其说。愚昧的民众从暴躁中再次平稳心态，竟按照起初的心态生活，工作的工作，恋爱的恋爱，好像鼠疫从未发生过一样。只有那些死去亲人的家属，在拥挤的墓园内祭奠亡灵。每一天，都是万灵节（西方的清明节）。
由于长期的疫情，物资匮乏，柯塔尔干起了走私的生意，大发死人财。可最后随着疫情的解除，他难逃法网，公然抵抗当局，最终被捕。
记者朗贝尔出于对住在外省妻子的想念，始终想逃出城，通过柯塔尔结识蛇头，想方设法逃离。可他最后也没能逃出去。
政府在灾难面前，作出最大的努力，终于将场面有效控制。然而，若是能及早引起重视，积极应对，恐怕事不至此。加缪通过小说想世人警示，灾难来临时，任何的隐瞒和不作为都不可取，因为这样会坐视事态恶化，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境地。只有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共同面对，才是解决事情最为妥善和有效的方法。
宗教面对灾难是消极的，一味的蛊惑，只会延误时机，使大众沉溺于安乐的假象中，丧失了宝贵的应对时间。
此外社会的动荡，滋生出许多投机者，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疯狂敛财，使民众的痛苦进一步加剧。
朗贝尔出逃的想法，也折射了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怯懦心理，只想着逃避，未想到如何去面对。
外部环境的良性发展（疫情减缓）
故事背景：
医治鼠疫的血清终于研发出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向好的一面发展，死亡人数持续下降。
疫情减缓源于药物治疗，帕纳卢神甫的宗教理论受到挑战。民众彻底悔悟：原来宗教并不能解决困难，真正解决困难的是科学和共同抵御灾难的决心（此为加缪思想，仅客观陈述，非笔者主观宗教诋毁之意）。
帕纳卢神甫此时患病，但非鼠疫，因宗教思想，拒绝药物治疗，最终在民众的骂喊声中面见上帝。
而此时的民众，在心态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疫情严重时，未想到离开；疫情得到控制，且显出衰退迹象时，竟有大批民众欲逃离城市。但他们最终被当局严防死守，未能如愿。
作者在整部小说里大量着墨于帕纳卢神甫的布道，用“事实”极力阐述“宗教无用论”的观点。
黑暗即将过去，阳光将再现人间，就在那忽明忽暗的黎明前夕，往往是人类内心接近崩溃的边缘，一方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另一方面又怕灾难重蹈覆辙。在此彷徨之际，人类经常会做出些非理性的举动。这是源于人类内心的恐慌。
外部环境恢复正常（鼠疫消亡）
故事背景：
正如荒诞小说那样的不合理性，新研制的血清只能起到救治作用，无法进行有效预防，鼠疫爆发的突然，消散得也突然。尽管其中有些不合逻辑的成分，但荒诞本就是不合逻辑的。在荒诞中发掘人类的内心，才是作者真正的用意。
格朗一生平庸无能，花了几十年时间连一部小说的开头都写不好，在政府工作也表现平平。可是他在这场鼠疫中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他本就属于只会做事不会动脑筋的人。医疗辅助，耗费体力地劳动作业，是他最适合的岗位，也展现了他对社会的个人作用和价值。
里厄在这场鼠疫救治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任劳任怨的好大夫形象，就在疫情解除前的一星期，外省的妻子因病而逝。为了拯救民众，他放下个人情感，积极应对各种困难，除了解决问题，心无旁骛，展现其客观务实的精神。
小说对他的母亲描写不多，但从她在疫情爆发初期入城，加入收留照顾病患的团队，以及在疫情解除后才将儿媳去世的消息告知儿子。这种在家庭与社会的艰难抉择，高度展现了一位母亲的人格魅力。
看穿世间悲凉的塔鲁在疫情末期不幸身患鼠疫去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看透了社会的残酷与不公，用无私的奉献精神解救了众多病患。若不是他的鼎力相助，里厄完全无法专心救治病患，这场鼠疫可能会拖得更久，灾难的打击也将更加沉重。
每一次外部环境的变异和稳定，特征都有其差异化，小说以不合理的方式结束，是最合理的表现。
成功不属于每个人，有些人没有才华，没有能力，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也是一种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
作为一个意识清醒、目光敏锐的人，不因外部影响而动摇自身的判断；在面对困境时，只有用积极的应对态度和专业的判断，脚踏实地地干，才是最理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塔鲁的形象，倾注了加缪对世界的悲剧意识。在他描写的这本小说里，随处可见尘世的冷漠与悲凉。
“存在先于本质”——即在人类诞生之前，灾难早已存在。作者用一场自然界的鼠疫作为论点诠释。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的痛苦的”——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人类与自然的联系，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人的一生必定要承受各种痛苦。外部环境的变换，政治性考量，疾病和灾难的无情，都是最好的佐证。
“自由选择”——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书中的人物都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逃离，有的选择留下；有的选择逃避，有的选择面对；有的选择牟利，有的选择奉献。
不论加缪自己如何否认，“存在主义”的哲学早已渗入其意识。相较于萨特，他的“存在主义”观点更浓厚，更悲观。
他用《局外人》和《鼠疫》两部寓言式小说，向世人彰显出深厚且意义深远的人生哲理。
看到隐藏在小说硬壳下的真相，颇费功夫。可一看啃掉坚硬的外壳，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将使读者获益一生。
——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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