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精通汉文化的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交友论》中，首次把“God”翻译成“上帝”，他认为汉人所说的至高无上神，跟基督教造物主的概念是可以相互对应的。这本是文学作品，收录了不少关于欧洲人交友的格言，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著述，著作完成后赠送给达官显贵文人名士。为了进一步获得中国人的接受，自称是“西僧”，蓄发带冠，传明代读书人流行的儒服，行作揖之礼。此句不仅获得士大夫的一致好评，更使他成为了朝廷的大臣。
清代，随着拜上帝教和天主教的传教运动，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巩固。明代基督教的上帝仅只是存在于士大夫，读书人阶层。清代这一概念普遍被读书人和目不识丁的信徒所认可，伴随着晚清的动荡局势，大批的传教士涌入中国，以“上帝”之名传播教义，随着教众扩大导致这个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做法，把“God”翻译成了“神”，但都不如音译“耶和华”切贴。
此文缘起于日前在《道教史前史：华夏的原始信仰》一文中，提出商代帝王信奉“上帝”这一观点，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更有偏激者认为华人岂可信洋教？要在传统文化中坚决剔除“上帝”。笔者就评论区部分观点进行答复如下：
一、“上帝”一词的确属中国毋庸置疑
上帝一词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卜辞之中，周代的金文也常见帝、上帝的记载，在后世之书中更是屡见不鲜。据董济娇（“上帝”一词在汉语中的历史存在）统计：在《尚书》中出现32 次，在《诗经》中出现 24 次，在《礼记》中出现 20 次，在《吕氏春秋》中出现 8 次，在《周易》中出现 2 次。
二、商代的最高信仰或许是“上帝”
《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从君权神授的角度，确定了殷商统治的合法性。殷商爱占卜，流行诸多关于上帝是卜辞记载，由此推断，殷商的最高信仰是上帝。
孔子说周代继承了殷商的礼仪，在《尚书·周书》进一步阐君权神授的观点：上帝降生了万民，并且给他们安排了君主，安排了师傅，君和师是辅助上帝治理民众的。以此反正殷商的信仰。
因商代材料稀缺，我们保守的推断“或许”。在《尚书•伊训》中说：你做善事的话，就会给你降吉祥；做恶的话，就会给你降灾殃。商代的上帝具有人格神的特征，有赏善罚恶之能。
三、关于上帝之称呼
《诗经·周颂》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小雅》上帝甚蹈，无自匿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
《大雅》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吴天上帝，宁俾我遁
《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
《大学》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
《周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春秋左传》上 帝是最高礼仪。帝临女， 无贰尔心…．有如上帝。
摘自：桑良至《本源“上 帝”及其 语义之并化》，如上所引，中国古代称之为上帝确凿无疑，且上帝之名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昊天上帝之名。
四、上帝是最高信仰，但并非人人可以祭祀
周礼对祭祀有着严格的规定，上帝只有天子本人可以进行祭祀，诸侯只能祭祀山川社稷，大夫只能祭祀先祖宗庙。天子祭祀往往郑重其事，声势浩大。礼崩乐坏始于对祭祀之礼仪的僭越，诸侯国开始绕开周天子直接祭祀上帝，标志着周天子的势力衰落和诸侯国力的崛起。
后世经过儒道文化对上帝信仰的渲染，上帝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是中华神学中诸多神仙的老大。西汉时期又叫“太一神”，统帅五方上帝。中华神学的兴起，借用西周昊天上帝之名，定玉帝为天地主宰，掌管神仙佛圣人间地狱一切事物。玉帝的全称是：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老百姓口中的“老天爷”说的就是他。
五、唯物主义者的上帝不具有“人格神”特征
在近代史上，受唯物论的影响，人们不再相信具天地之间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的存在。但仍以客观神来描述对上帝的认知，结合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存在，是万物万物的本源、动力、规律；神是道的化身，是把看不见摸不到的道转化成可以教人向善的具体内容。道可以作为无神论者和神仙家的共同信仰。
六、传统的神仙信仰是多神论
中华神学不排斥任何一家的神仙，佛陀东来之后也被纳入体系，如来归玉帝管。毕竟玉帝是道的化身，在祭祀礼仪上，玉帝是高于三清的。也就是说从权利构架上来说，玉帝高于太上老君。不管各家的学问如何冲突，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顶多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彼此不要干涉信仰问题。所以在华夏大地可以出现同时供奉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的庙宇。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祖先是高明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彼此不干涉就可以了，也就是只要基督徒不干涉你的信仰问题，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用过“上帝”这个词语就盲目的排斥。真正的文化都是包容的，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向西方文化取经，促使文化大繁荣，更好的解决中国乃至全人类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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