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郑重声明：本文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像一棵被烈日晒得快要气绝的玉米苗，整天蔫头耷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宣判。病室总共有三张床，其他两位病友都是六七十岁的男性，听说家是附近的，每天早上来输完液就回去了。而今天也一样，我的还有一瓶他们就走了。

窗台边站着我的父亲，最近这几天，他每天都这样板着脸，呆呆望着窗外出神。由于长时间不休边幅，一张亳无生气的脸，胡茬乱草丛生，才四十五岁的他，看上去像六十多岁的老头。

窗外除了像森林一般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外，便是小商小贩们自以为很魅惑的吆喝声，以及各种机械声和喧闹声的组合，他们暮暮朝朝在这个大花园中，按照自己的轨迹，追逐着自己的追逐，快乐着自己的快乐。从父亲脸上那忧郁的表情我知道，这方乐土并没有俘获他纷飞的思绪，他的心早已穿过高楼的夹缝，离开这座陌生的城市，定格在一百公里外的村庄。

父亲陪我来治病快一个月了，家中只有母亲、二弟和小妹三个人，在无任何通信工具的情况下，交流成了一种奢望。惦挂家中亲人的安危，担心田地会长草，很自然地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疙瘩。而在姊妹三人中，作为老大的我，心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惦挂着我的小伙伴和叔叔阿姨们，我惦挂着那一堆还没动过的假期作业，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内心的孤独与烦躁，我盼望着自己的病快点好起来，但我同时又盼望着马上出院。

我之所以产生这种矛盾冲突，主要还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父亲跟我说，交进去的五千块钱，像流水一般快完了，听医生讲，最多只够维持三四天。这无疑是件骇人听闻的事，难怪平时乡里乡亲的，一提起要进医院就瞪眼咋舌，宛如要剖腹挖心似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担心，明白了什么叫做“生不起病”。这笔钱对于我这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它是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东拼西凑借来的，我怕再这样折腾下去，我的家就真的要变成一个无法填起来的无底洞。第二，我实在有些想不通，我不过是得了慢性胃炎，又不是什么魔鬼上身，或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绝症，它怎么就那么顽固？怎么就没有一点改善？我开始怀疑医生的水平太烂，太臭，亦或是他们故意身藏不露，把我当成了蚕宝宝，慢慢养着让我吐丝，等到丝快吐完的时候，再搬出看家本领把我弄好。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都不想再继续耗下去。

可是父亲早就计划好了，当他听我说要出院，显然并不赞同，他认为只要再稍稍坚持一下，或许就会出现良性循环，我的病就能被一把抓掉。为了减轻我的心里压力，他尽量装出轻描淡写的样子说：“我在这里也没什么事，每天无非就是去食堂给你打打饭，输完液的时候帮你拔一下针头。其实，这些事情你自己都可以做，年轻人还是要锻炼锻炼才行，不能老指望着父母。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小事，你安心住着，我明天赶早就回老家，把家里那头大牛卖了换点钱，再来给你交医药费。”我一听心里急了，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再说家中所有的田地全靠那头耕牛，如果真要卖了，我们全家岂不是要去喝北风，撇下这些暂且不说，最重要的是我对负责我的医生已经失去了信心。

为了使事态朝着我的方向发展，我准备攻心为上，并饶有兴致地对父亲说：“怕就怕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现在已经清楚我得的是慢性胃炎，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还不如回去到药店买些药来服用，不仅比在医院里划算，说不定效果还更好。住在这医院里面，凭空就多出一些伙食费，床位费，服务费……等许多费用，这些开支用来买药都够我吃上几个月了，再说这医院的技术也太差了，都已经住了那么长时间，我感觉跟刚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分别。”经我头头是道这么一说，父亲也觉得有些道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我现在就去和医生打个招呼。”看着父亲走出病房，我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回到家以后，我边服药边争分夺秒做暑假作业，等作业完成后，又对初一、初二的课本大致复习了一遍，以便为开学作准备。在放假之前班主任就强调：“初三学习任务重，时间比较紧张，而且每一门功课的难度也有所增加。我希望同学们认真一点，抽空复习一下，只有把初一、初二的基础打好，进入初三的时候，才不会感到很吃力，中考的时候也才有继续升造的机会。”而我觉得班主任的这番话也蛮有道理，特别是对“中考”这个词感触颇深，虽说不比高考那般残酷，但也算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每年都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人到达这个拐点的时候，才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就终止了学业，不得不帮着父母做家务或是下地干活，然后取妻生子，最终在山沟沟这座亘古不变的城堡，这座属于老一辈人的天堂，默默终其一生。

我当然最不希望自己走到这一步，因为这座城堡太小，它束缚了我的手脚，也困住了我的梦，它不是归属，它只是走向远方的跳板。虽然我不太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些大道理；虽然我挨不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些伟大理想，但最起码我知道“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就像父亲从小就常常对我说的，“你要好好读书，不能贪玩，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出这山旮旯，到远方去挣更多更多的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像我和你妈，文化也没有，一辈子只能在这穷山沟里，靠几亩地累死累活来勉强过日子。”小的时候只是当作耳边风，随着年龄的一天天长大，直到现在上了初中，我总算明白了学习的重要，也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老是把这些话挂在嘴边。特别是一想起父母或是乡邻们晨炊星饭，迎着严寒酷暑年复一年，在山前山后劳作的画面，更是令我为之唏嘘，震撼于刀耕火种的艰辛；更是让我坚定了父亲所说的话，走出去才有出路。

正是有这股动力作后盾，再加上青春赋予我的年少轻狂，我杠上了身体发出的抗议，毅然在收假的时候，照常去上学。因为念及家庭条件的困难，很多时候，除了每月三四十块钱的零花钱，我不敢开口向父母要更多钱，实在坚持不住的情况下，才去买点药来缓解一下疼痛。可好景不长，就在有一天开家长会时，父亲被班主任叫去了办室，出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边，铁青着脸说：“你咋这么倔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身体不好就不要来了。刚才你们老师对我说，你经常上课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一天不如一天，而且上体育课的时候，有好几次晕倒。他们怕你出了问题学校承担不起，坚决要求我把你带回去，等病好了再来上课。”我惴惴不安地说：“再有两个月就放寒假了，要不你跟班主任说个情，等放假再回去治疗。”“说什么说！身体才要紧。”父亲有些生气。

我虽然有些不情愿，可班主任说的也没错，我的确感觉自己越来越糟糕，即便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振作精神，但总是身不由己。

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大脑一片空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回头看了一眼那窗明几净的教学楼，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深深意识到，此去前路茫茫。

果不其然，等我身体彻底康复已经是一年后，假如要继续上学，就必须从九年级开始，但到中考的时候，我已经年满十八点五周岁，按照中招政策的规定，高中入学年龄不能超过十八周岁，也就是说，我与学校已无缘。

曾经的雄心壮志到此夭折，我只能如同一只铩羽的小鸟，放弃了要从这条路飞出山沟沟，去向远方的梦想，并在郁郁寡欢的日子里，盼望奇迹的出现。

望着我脱去了校服，换上象征农民的粗布土衣，一直对我抱有信心，认为我将来必定能扬眉吐气的父亲，仿佛一下子洞悉了我将来的全部人生。他不得不接受事实，硬生生熄灭曾经寄托在我身上的希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此不再提读书学习的事，并让我跟在他和母亲的屁股后面，到田间地头去体验生活，但我始终不能进入角色，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

青春如同高速运转的齿轮，在花开花落的更替中渐渐磨损；时光如同滚滚的东流水，在朝来暮往的枯燥中匆匆远去。我依然在山沟沟永不更改的小路上，踩着父母的足迹前行，并趟过了三个春夏秋冬，来到二十一岁的天空下。

烈日当空的中午，我又跟着父母下地干活，不过是浅尝辄止，看到旁边有一棵葱笼的垂柳，就跑到它那绿黄色的伞盖下，享受空调般的美意。父母也不管我，他们认为我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日晒，常常叫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并且还说，慢慢来，以后会适应的。而我也知道他们对我的关心，看着他们那挥舞的锄头，我心里甚至在想：其实，他们两个也挺不容易，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仅仅靠着手工劳动，盘两头牲畜，开几亩地，就撑起一片天空，不但让我们三兄妹有衣穿，有肉吃，而且还把一个家护理得像棵茁壮成长的花树，芬芳馥郁，一天比一天有生机，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就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小路上走过来一个穿蓝衣服的少妇，个子不高，矮胖矮胖的，看着就面熟，好像是山前面那个村子的，老远就朝母亲打招呼：“哟……嫂子在薅包谷草哪！我本来要上你们家的，看你们在这里就直接过来了。”“嗯……小香！趁天气好，挖起来的杂草容易晒干。”母亲抬头回应着。

看母亲的样子，似乎知到对方的来意，等对方到了跟前，便放下手中的锄头说道：“天气忒热，歇会儿。”两人不约而同地环视了一下，就朝不远处一块背阴的草坪走去，并摘了一把枝叶放在地上，当作垫子坐了下来。

我离她们虽然不远，但她们似乎是故意放低了声音，在那里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着，从她们有意无意瞟我的目光，以及那神神秘秘的样子，我料想事情肯定和我有关。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二十来分钟，那个叫小香的便起身走了。

后来从父母的谈话中我得知，小香的真名叫付芝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按辈分来论，我应该叫她婶婶，她是受父母的委托，来为我牵线搭桥，并提供优质服务的，那天就是为报喜而来。而我根本不知道二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了为我觅寻革命伴侣的构想，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和付芝香有了私通。按理说，这是关乎我个人幸福的终身大事，我应该知道，或者说他们应该事先告诉我，但回头想想似乎又在情理之中。毕竟方圆几十里，在我的印象中，婚姻的生杀大权，向来都是掌握在父母手里，他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除非你能在学习上一往直前，离开父母的管辖范围，否则，务农在家的青少年，定了娃娃亲或是过早结婚的并不在少数，所以如今放在我身上也就见怪不怪了。

母亲告诉我说，付芝香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做红娘建立的外交关系，已为我访到一个生辰八字，以及年龄等各方面都很靠谱的女孩，她是叶家沟一户姓叶的姑娘，人们都叫她麦芬，而且她父母也同意这门亲事。时间已经定好了，到时候付芝香会带着女方到家里来，让我们两个年轻人碰碰头，进行一下面试，走走过程。而父亲也在旁边人云亦云，说他跟女孩的父母也有些交情，人家姑娘不仅勤劳贤惠，而且人又长得如何如何讨人喜欢，好像是集西施、貂蝉等基因于一身似的，在那里说得天花乱坠。我真不知道二老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还是付芝香给他们灌了迷魂汤，但不管情况是否属实，我也只是“嗯……噢……啊……”的勉强附和，似乎对我的内心根本激不起一点浪花。

见面的那天，天空非雾非烟笼罩着一层薄纱，太阳也是“犹把琵琶半遮面”，门口田地里的玉米有一米多高，正在快乐地向上拔节，放眼望去，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中午我还在厨房吃饭的时候，就听母亲在堂屋说：“快进来！我们刚放下筷子，走……过去吃饭。”“谢谢嫂子！不用了，我们才吃过。”一听是婶婶的声音。我偏头瞟了一下，见有个女孩跟着，瞬间明白了。

父亲见我吃好了饭，抿了一口碗中的汤说道：“洗两个杯子，去给她们泡杯水。”我很不情愿地进了堂屋，趁着找杯子的功夫，偷偷看了看紧挨婶婶坐着的女孩，她身穿玫红色外套，配一条黑色喇叭裤，鹅蛋脸，杏儿眼，乌黑的短发扎着马尾辫，个头在一米六五左右，身材微胖，长相一般，并非父亲大吹大擂所描绘的蓝本，顿时让我的眼球失去了光泽。但为了不显山露水，让对方看出我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心思，为了不触发父母恼怒的神经，为了维护和谐的大局，我还是耐着性子，尽量挤出一丝笑容，表现出彬彬有礼的姿态。

当我把杯子擦干净放在茶几上，正陪婶婶她们拉家常的母亲，回头看着我道：“糖在厨房的碗柜里。”她说的“糖”就是“白砂糖”，我们这里的农村家庭就是这样，有客人来的时候，如果是男的，就沏上一杯茶；如果是女的，就沏上一杯糖，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待客之道。要不是母亲的提醒，我差点就忘了男女有别，来个眉毛胡子一把抓，整一杯茶水奉上，如果真是这样，其结果可想而知，人家肯定会婉言谢绝。在我把水杯递给女孩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忸怩不安地接过杯子，我们相视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接着我便默默走开，径直来到后山摘杨梅，以打发无聊的时光。

愁云满天，我的内心如一团乱麻，被风卷着肆意飞舞，最后飘向渺无人烟的森林，渐渐迷失了方向。我知道，这一切之所以来得如此之快，根源全在我，要不是当初的一波三折，此刻我可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正置身于朗朗书声的校园，做着奔赴远方的梦想。但事已至此，我迫切希望这次情感面试未能获准通过，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和转环的余地，去思考，去寻找出路。

等我从山上返回来的时候，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母亲则在门口捣鼓着针线活，屋内空无一人，婶婶与那个女孩已经走了。我倒了杯水坐下来，看着母亲那得意洋洋的神情，以及父亲那挥洒自如的斧头，感觉事与愿违，内心顿时充斥着一股压郁感，思来想去，也只能像傻大姐下棋，走一步看一歩。

然而，故事的情节往往环环相扣，既有开局，就必有发展。

夜幕降临时，我拿着塑料壶正往煤油灯里添油，坐在火塘边抱着水烟筒的父亲，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慢吞吞地说：“一个人……不要吊儿郎当的，既然人家女孩子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这路就要走起来，你都这么大人了，我们做父母的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头发不要整得像个鸡窝，有干净的衣服找件换一下，你婶婶叫你明儿早上，跟她一起到麦芬家一趟，算是认认门户。”说着又低头“咕噜咕噜”吸起了水烟筒。母亲弯着腰拎起火塘中央三脚架上沸腾的水壶，一边往热水瓶里倒一边说：“要去也不能空手空脚的去，不管什么小东小西都要带上一点，要不然脸往哪儿搁？”“把楼上柜子里的烟酒糖茶带了去，另外再给付芝香包一个六十六块钱的红包。”父亲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而我听父亲这么一说，忽然想起有一天无意中打开柜子，曾经瞅见里面有东西，仔细瞧了一下，白色的塑料袋里有一条小春城，一瓶白兰地，一小袋白糖和一包茶叶，当时我还以为是买来自个享用的，想不到是未雨绸缪。

次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母亲就催着我起床，等我吃完早点，她把一个黑色背包递给我说：“这是给麦芬家的，小心不要磕碰到。”接着又递给我一个用红纸折叠成的红包，“这个拿给你婶婶，里面有六十六块钱，不要忘了！另外去了人家要放活泼一点，不要太死板。”“知道了！”我很厌烦地答应一声，就头也不回地朝婶婶家去。

才到村口，就见婶婶早已在路边等候，她背上背着几个月大的宝宝，右手打着淡蓝色雨伞。在打过招呼、递上红包后，我们便一前一后继续赶路。

蜿蜒曲折的小路，恰似舞动的龙蛇，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穿梭在蓊蓊郁郁的山林间。婶婶见我一直大气不出，便故意找话茬，听她说，麦芬家一共四口人，父母都已六十多岁，有一个哥哥未婚，三十多岁。而我如同奔赴战场，只想着如何破解危机，那有心思听她胡扯，实在迫不得已才吱一声。

我们如同蜗行牛步，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终于看到婶婶说的叶家沟。零散的瓦房座落在山洼里，看样子也就四五家人，房屋周围是玉米地，青一色的玉米才想张口吐穗，两边是直上云霄的大山，也难怪叫做叶家沟，乍一看如同得道之人隐居之地。顺着婶婶手指的方向，我们径直来到了麦芬家房屋前，而她家那只像个大土豆的黄色卷毛犬，简直把我当成十大恶人之一，一直朝我狂吠，表示出激烈的反感和不欢迎，我不禁在心里骂道：真是丑狗多作怪。正在这时，麦芬从屋里出来，边喝斥着“小老怪”边把我们让进了堂屋。

麦芬的父母和颜悦色，对我嘘寒问暖，好像我的亲爹亲妈，使得我这个从不会唱戏的局外人，为了把事情敷衍过去，不得不装腔作势唱起了红脸。原本我已经想好，吃了午饭就作急流勇退，可在他们的极力挽留下，我也不好再坚持下去，毕竟过满则亏，我生怕得罪他们，而若恼我的父母和婶婶。

麦芬的哥哥大波对我也是另眼相看，还真把我当作了未来的妹夫，他见时间尚早，便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兄弟，闲着也太无聊了！走……我带你上山去捡菌子，晚上用来做下酒菜。”“行！反正也没什么事。”我心不在焉地跟着他出了门。

从未喝过酒的我，晚上在大波的忽悠下，破天荒头一次和他较上了劲，频频过招后，最终不省人事。迷迷糊糊中，我跟一个若隐若现的少女纠缠在一起，她的身体散发着淡淡的花香，她的肌肤是那么的丝滑柔软，但我就是叫不出她的名字，也看不清她的容颜。伴随身体的不停颤动，我感觉飘飘欲仙，而她却在声吟中滑进我的肉体，溶进我的灵魂，直到汗渍润湿，心力交瘁，我才猛然惊醒。刚想一咕噜爬起来，却发现自己竟然没穿衣服，四周也是一片漆黑，原来夜已深。我又急忙缩进被子里，大气不敢出，努力回忆着，为什么我会在床上呢？是谁干的？可我只记得昏黄的煤油灯下，和大波在桌上喝酒的事。那为什么身边还多了个人？并且还有一股少女才有的芳香，蓦然想起刚才那些模糊的片段，我不禁心里一颤，难道这是她的床？难道我对她做了那事，顿时我心里全明白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看了一眼正在熟睡的麦芬，带着负罪感小心翼翼走出了卧室，悄悄来到中堂的侧门边伸头看了一下，还好只有麦芬的母亲一个人起来，她正在生火，火塘边放着水壶，好像是准备烧水。我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谎称身上不舒服，要赶回家去买药，就匆匆告辞，仿佛刚脱险的可怜虫，脚下生风，一溜烟回到了家里。

友谊的桥梁既然已经架好，并且可以自由通行，我的父母和她的父母自然是其乐融融。即使两地相距有八九公里，而且走的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也阻挡不了“天涯若比邻”的那股热情，我才结束行程他们就开启了互访。而我自从上次去了一趟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到现在已经有两三个月了，仍然心有余悸，好像暗处随时都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的确那事太荒唐，太冤，太像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它让我难以启齿，更让我感到愧悔和自责，我只希望不要再往纵深发展，不要再一错再错。

这天傍晚，我一放下筷子就钻到楼上把煤油灯点燃，继续翻开梁羽生的大作《七剑下天山》，并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楼下传来婶婶的说话声，我想，这大晚上的来不知又要刮什么风。我敏感地竖起耳朵，但也只听到突头突脑的只言片语，“一会儿是住院，一会儿是借钱，一会儿又是彩礼。”反正事情好像不简单。

听到“吱呀”的开门声和婶婶离去的声音，我吹灭油灯，打着手电筒下了楼梯，人未到声先到：“我婶婶来做什么啊？”“麦芬她妈生病住院没钱交医药费，想来给我们借又觉得不好开口，便递话给你婶婶让她来。”父亲“吧啦，吧啦”吸了两口旱烟袋说。我心里一沉：“那你借了没？”“你想想，这种关系给可能不借嘛？总共借了三千六。”父亲顿了顿又说，“这还不都是为了你，难免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和人家商量过彩礼的事情，现在给她也是一样。”我一听蒙圈了，如同哑巴吃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无风无雨过了一个月，老人家康复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很快就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他灵光一闪：反正他家也同意了，彩礼也收了，何不趁这次去探望的机会，把孩子嫁娶的事情也给排上日程。打定主意后，他对母亲说：“麦芬家妈今天出院，你明儿赶早去探望一下，顺带问问他们的意见，看能不能择个吉日，把他们两小个的婚事办理一下。”“瞧你那个笨脑壳，这事我怎么好说？赶明个儿我问一下付芝香，看她有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去，由她探探口风再作打算。”“行！也没什么东西可拿的，就把家里养的土鸡捉一只带了去，也算是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我在隔壁房间听到他们的谈话，仿佛世界末日将临，内心感到无比的恐慌和无助。难道我就真的不能自己作主吗？难道我的青春就这样交搁了吗？难道我就这样继承他们闭门造车的光荣传统，娶妻生子，然后在这山沟沟完成可歌可泣的一生吗？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但始终想不出答案。

母亲探望回来后我也没多问，反正问也白问，说不说都是万事如意。

而奇迹总是伴随厄运出现，就在我把心一横，打算随波逐流俯首认命的时候，不承想天上掉馅饼的事，真的就让我给赶上了。

这天下午，我正在山上放牲口，突然闷热的天空渐渐暗下来，伴随着惊雷声，不时有闪电划过长空，眼看就要下雨。我急忙吆喝着牲口往家走，半路上忽然被村委会的调解员老张叫住，并把盖有邮戮的一封信交给了我。带着疑惑与好奇的复杂心里，回到家我就躲进卧室，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拿出信笺从头至尾涉猎了一遍。原来是表哥寄来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在卷烟厂担任副总经理，他们仓库人手比较吃紧，打算对外招骋两名仓管员，叫我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不要在家里鬼混。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狂跳，反反复复读了两遍，确定无误后，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一下子就卸去了千斤重担。我看了看窗外下着的毛毛雨，又撩起袖子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半，赶紧撑着雨伞向村委会跑去，并借村委会的座机和表哥取得了联系，约好一个星期后他开车来接我。

曾经灰暗的天空，又升起了灿烂的朝阳，它正照亮那神秘而充满诱惑的远方。为了即将开启的幸福之旅，为了奔向我梦中的乐园，值此人生的紧要关头，我不再心软，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恰好第二天麦芬在她父母的撺掇下，来叫我去帮她家收包谷，我不由得心中一亮：我还想着如何去找你呢！你竟自投罗网。于是，我把她带到旁边的小河边，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在一起不合适，还是分手吧！况且我还不想结婚，想出去闯荡一番再说。”她一愣，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大半天才开口说话，央求我留下来不要出门，见我不懂得怜香惜玉，死活都不肯回头，就和我发生了争吵，最后她抽咽着离去。

天色刚近黄昏，大波忽然带着两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气势汹汹地找上了门，说是他妹妹回去后就喝农药身亡了，肯定是我害的，指名道姓大声嚷嚷着要我偿命，那阵势仿佛要把我千刀万剐一样。我父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慌张张从屋里跑出来，惊讶地瞪眼看着我，而我也着实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吓了一跳，等稍稍平静后，就把上午和麦芬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听我把话说完，父母的内心也很复杂，但悲剧已经发生，无论说什么都已枉然，父母只好尽量不与对方发生言语冲突，低三下四劝对方息事宁人，而两个妇女则撕扯着我的衣服不依不饶。

争吵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昏暗的灯光下，屋里屋外瞬间聚集了十多些人，了解事情真相的乡邻们，都说这是意外，根本不能怪我。但对方已经急红了眼，根本不管什么大道理，坚决要我负责，要让我偿命，死咬着不松口，一直嚷嚷到深夜才散去。

回去后的叶家人，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应该是天一亮就去派出所告发我，还没到吃中午饭的时间，所长白锋就带着两个同志找到了家里，并对我和我的父母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走的时候所长对我说：“年轻人！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如果事情真像你所说，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我们会对事故原因进行认真的核实，至于什么时间调解此事，到时候再通知你。”站在我旁边的母亲连忙接过话头：“太谢谢你们了，民警同志！孩子年纪小，又听话，绝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希望你们帮帮他，还他一个清白。”“好的！好的！大姐你家尽管放心，我们决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白所长边走边说。

望着民警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不知如何是好。

两天后，这次命案在派出所进行了调解，事故的全部责任由叶家承担，但我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最终父母同意放弃三千六的彩礼，还有平时零零碎碎给对方的财物一千多元，事故方的家人也在民警的多次沟通下，表示愿意接受，这场不幸的遭遇就此尘埃落定。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梦想终于开启，我的人生终于起步，心灵的桎梏得到解脱。我带上行囊，在父母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坐上表哥的车子，奔赴梦寐以求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