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从哪年起,进了腊月,父亲便隔三差五地去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批发春联,如果听说其他县城有更便宜的,他便更早动身,骑着那辆大金鹿“咯噔咯噔”地出去,直到天色将晚,在我们姊妹不断的眺望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出现在胡同口。
我们连忙跑去告诉母亲。
母亲便迎出来,帮父亲把车子停好。父亲卸下大金鹿后座上的黑色木头箱子,和母亲一起抬到堂屋里,小心翼翼地把春联拿出来,摆到事先收拾好的闲置的床头上,一边跟母亲说着当天的见闻。
我们小孩子一窝蜂围过去,争相看那花花绿绿的春联。
门神一般是古代人物画像,最常见的是关公,画上的他们,挥舞着大刀长矛,很凶的模样,让人看了不禁心生畏惧。
对联是长条形的,最初是红纸黑字,后来,渐渐换了红纸金字,再后来一色的烫金大字,很气派。
除了中规中矩的对联,还有各种小物件。贴在玻璃窗上的福娃娃,迎客墙上的春啊,福啊,过年都是少不了的,尤其是福字,花样最多,如取意“福到了”的倒福字等。
就连自行车也有专门的小贴子,一张红色长方形的纸贴,印着“平安出行”几个字。
我们抢着对春联评头论足,父亲在一旁直催我们快去吃晚饭,生怕弄坏了他的宝贝。
当时对父亲不太理解,等成了家过起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懂得,父亲那时为什么那么爱惜那些春联。他要靠它们养活一家人,怎能不珍重?
那时候我们姊妹几个都在上学,仅靠父亲不足200块的民办教师工资和家里种地的收入,日子过得十分紧巴。
平日里父亲和母亲吃穿都很节省,我们姊妹也都懂事,从不讨要好东西吃,新衣服穿。
记得我上六年级时,婶婶陪我去集市上扯了一块白底红色碎花布料,母亲让裁缝给我做了一件上衣。我穿上高兴极了,那是记忆中少有的几件新衣服。
即使省吃俭用,家里仍然不宽裕。因了这个原因,父亲开始想办法。
于是有了卖春联一事。
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
赶集的日子,是从腊月二十开始的,直到大年三十中午吃水饺,十天的时间。
十天很短。
但在那时,我们姊妹却都感觉极其漫长。
那十天里,父亲每天凌晨四点以前起床,喝碗热汤暖身子,然后把装春联的木头箱子放到地排车上,拉着去附近的集市。
他去打前站,安顿好摊位。我们天蒙蒙亮再起床,母亲已经做好了饭,我们吃过饭跟着母亲一起去赶集。
我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骑三轮车,一行四五人,浩浩荡荡,倒也壮观。
冬天的乡村,清冷而孤寂,除了我们很少能看到行人。偶尔有车辆经过,一定是跟我们一样,赶早去卖东西的。
有时赶上下雪,路面积雪很多,难走得很,我们便推了车子,在母亲不停的嘱咐里,艰难地前行。我记得,在冰天雪地里,姐姐一边推车一边哭,呼出的热气萦绕一旁,那场景,现在想来还那么真切。尽管如此,我们从未说过要回家,也许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是一家人,要患难与共的。
到了集上,一待就是一天。
中午在附近的包子铺买两三块钱的包子充饥,实在冷不过就去有遮挡的小铺喝碗鸡蛋汤。
通常我是不喝的,不是不想喝,天寒地冻,附近有没有厕所实在不好说,只能少进汤水。
赶上卖春联的同行少些,我们的生意就会好点,大家都跟着高兴。如果同行多,忙活一天收入个二十几块钱也是有的。于是我们姊妹就很沮丧,一家人辛辛苦苦一整天,太不值了。可是父亲和母亲从来不抱怨,照样按时收摊,第二天照常赶集。
记忆中,从小学五年级的寒假我就开始跟着父母赶集了,一直持续到大三的寒假,算来,整整十年的时间。
某种程度上说,我也算是资深小商贩啦。
赶集十年,见人无数,经事几千,也算领略了些世事,其中酸甜冷暖,一时难以一一道来,于是有了写下当年那些事和人以及自己些许感触的想法,姑且就叫《赶集那些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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