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父亲赶集时,他刚从我们村的小学调到镇中心小学,是民办教师,还没转正。
以前父亲在村小学任教时,没几个人认识他,到集市上抛头露面也就算了。到了镇上后,认识他的人比以前多了几倍,再跟其他小商小贩混在一起,我替父亲心里不舒服。
有时在集上遇到父亲的同事,他们过来跟父亲打招呼,有的还会买我家的春联,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观察父亲。
父亲倒是镇定得很,没有半点异样,和同事寒暄两句,像给别人拿春联一样蹲在地上,小心地从压板下抽出他们要买的对联,熟练地卷成筒状,拿事先准备好的绳子轻轻系上,说着话儿就把春联递到摊子对面人手里了。
我不禁佩服父亲,换作我,肯定别扭:昨天还一个办公室批改作业,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今天就要做“士农工商”中最“掉价”的那个,不知他是怎么适应这种角色转变的。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
那时每天赶集回到家,我们都又累又困,我们姊妹吃过饭,简单洗刷下便睡觉了。剩下母亲拾掇家务,父亲整理春联。
有些春联白天被风吹或者人为不小心弄扯了,父亲就挑出来,放到一边,留着我们自己用。有些福字或小帖卖得快,剩下不多时,父亲便记下来,赶着不忙时再去批发一些。
有天晚上,我和姐姐在堂屋早早睡下,厨房里传来母亲洗刷碗筷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睡醒一觉,透过里屋门上方的玻璃,看到外屋还亮着灯。
我轻轻开门出去,父亲正背对着我,坐在床前的凳子上,专注地忙活着。
听到我开门的声音,父亲扭头问我:怎么起来了?
我没回答父亲,而是看着他手里的剪刀好奇地问:您在做什么?
父亲低下头,边剪春联边说:这批春联太大,我剪剪,好卖。
我好奇地过去看。那是一张很大的春联,宽约80厘米,长1米。正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两边各有一联春联,上下两头是10厘米见方的福字,小巧而精致,一共十几个。
父亲正拿了剪刀,小心翼翼地把上下两头的小福字一个一个地剪下来。
我不禁皱了额头,对父亲说:
一张张剪多麻烦,一整张卖不行吗?
父亲没有半点着急的样子,慢悠悠地说:
行是行,就是很多人要不了那么多小福字,嫌碍事。我这样剪下来,替他们省了麻烦不说,还能单个卖,收个好价钱。
接着父亲告诉我,整张春联的批发价是六毛八,如果整张去卖,也就卖一块钱,一块五估计别人就会嫌贵。现在剪开来,大福字卖五毛,对联两毛,小福字一个一毛,能卖出多一倍的价钱呢。
可不是,父亲的经济账算得真精明!
可当时我脑袋里蹦出来的却是另外两个字,――“奸商”。
我觉得那样做不好。
父亲是老师,平时教育我们要诚实善良正直,可现在他却……我说不清楚父亲的行为违背了哪一条,就是感觉不舒服。
我想告诉父亲我的想法,可他正专注地忙活,精神十足,我不想扫了他的兴致,便假装打个哈欠,转身回屋睡觉了。
第二天,到了集上,摆放春联时,我发现父亲已经把裁剪完的大福字和小福字分别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摞。它们静静地等待着买主,我却希望最好没有人发现它们。
那些小福字不错,怎么卖?
一个人站在摊前,用手指着那摞福字。
哦……
我刚要应答,父亲抢先一步,拿起一小摞来,递给那人,说:
不贵,小东西嘛,你看,贴个盆啊罐啊的,多好看……你要几个?
那人想了下,说:
至少五六个,你便宜点我就多要几个。
父亲稍微一顿,试探着说:
行,这个小福你是头一份,原本卖两毛钱的,给你一块钱七个。
八个吧。
那人还道。
行,八个就八个。
说完,父亲低下头,快速数出八张小福,连同那人买的其他春联一并卷好系上。
那人掏出钱来,和父亲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离开。
父亲看上去很高兴。
他看看手里的钱,特意拿出那张一块的纸币放在另外的兜里。
我看着父亲,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那天收摊回家,睡觉时我跟姐姐说,父亲都快钻到钱眼儿里去了,接着告诉她父亲剪春联的事。
姐姐不等我说完,打断我:
你不知道那是咱爸替人家卖得吗?
我愣住了。
姐姐告诉我,经常跟我们一起摆摊卖春联的临庄一个小伙子,有次赶集回家摔到路边的干沟里,骨折了,他积压的货能退的就请别人退了,不能退的就是那些整张的福字,父亲看他不容易,主动说帮他卖。
小伙子感激涕零,告诉父亲只要能保本就行。
父亲让他放心养病,本钱肯定能卖出来,他还要尽量想办法替他多赚点呢。
哦,哦。
原来是这样。
我心里松了口气,阴郁了一天的心情豁然开朗,很快便香香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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