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仁义也；仁义者，孔孟之道也。仁和义是孔孟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前面我们探讨了孔子的仁，那么义又是什么呢？
【一，义者，宜也。】
义字，繁体作義。《说文解字》中说：義，己之威仪也。义本指威仪，与今天的仁义之义了不相关，为什么呢？其实，仁义之义本当作谊，谊与义二字发音相同，所以通用。谊者，人所宜也。所以古人说：义者，宜也，宜于此者。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应该做的”。记得小时候写作文，做了一件好事，比如放学的路上扶老奶奶过马路，或是帮老爷爷提东西，等到他们感谢夸奖我时，我们的套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会说上一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然后高兴地蹦蹦跳跳地回家了。所以，古人所谓的“义”，便是指应该做的，下面各章中的“义”，均是指此。
02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见义不为，即是见到你应该做的事却不做，这便是无勇。
041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一章前文有过分析。适，繁体作適，通敵，即今天的“敌”，引申为抗拒、反对。莫，通慕，倾慕，这里引申为亲近、赞同。这时的君子即是在位之君子，君子治理天下，没有永远要反对的，也没有永远要赞同的。
义之与比，即是“与义比”，比者，亲密、接近的意思。义之与比，即是指永远与“义”站在一起。义者，宜也。即这个时候应该这么做，就这么做，那个时候应该那么做，就那么做。相当于见机行事，因地制宜，这也是孔子的方法论——权的体现。
0516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130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0622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上述三章中的“义”所指基本相同。“使民也义”的“义”，即是居于上位之君子应当如何役使庶民，依照什么样的标准使民，如“使民以时”，在农闲时节役使民众，不耽误农业生产，这就是使民也义。不大兴土木，不劳民伤财，这也是使民也义。而上所好之“义”与民之“义”也是一样，即是指居于上位之君子在治民使民时所应当做的。
1517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成天家在待在一起，言谈漫无边界，所说的完全涉及不到你应该关心的东西，只好耍些小聪明，这些人啊，难有什么作为，难以明道行道。
1807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和蓧。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说“不仕无义”，这里的“义”即是后文所说的“君臣之义”，君臣之义，即是为君者应该怎么做，为臣者应该怎么做。子路所谓的臣之义即是身为人臣，当事君能致其身，不可欲洁其身而乱君臣之大伦。
【二，义者，利之和也。】
如果义仅仅是指“应该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某时某地，你说这是应该做的，他却说那是应该做的，依照谁的标准来判断才对呢？
“义”为儒家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古之圣贤不可能不对它的内涵加以丰富。但是，《论语》中，孔子只说如何做才是义，只要求弟子言行要符合义，却从未给“义”的内涵加以明确具体的界定。孔子重行而不重言，他是一个实践家，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没有像孟子、荀子那样著书立说，对礼、仁、义等诸多概念作出详细的阐述，写出长篇大论。但并不是说他没有指导实践活动的思想理论，或是这些理论没有在他心里丰富完善。孔子在《易经》中就曾对“义”的内涵有过最经典的界定：
义者，利之和也。
和，调也。不同各方之利益的相互调和，达至平衡的最佳状态，这才是利的本质含义，这也是儒家所认为的义。孔子之后的儒家宗师，都曾对义做过长篇大论，但均是在孔子所限定的框架之内，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某时某地某一具体情形，必须以某一方之利益为重，而另一方必然因此失利。双方之利益必须加以调和，“利之和”便是调整各方利益之得失多少。此时，所应行者，宜于此者，便是“义”。此之谓“义者，利之和也”。
我们常说某人深明大义，何谓大义，大义便是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之利为重，牺牲一家一己之小利，使家之利与国之利相调和。无国便是无家，有国才能有家。义者，利之和也。明于此理者，便是深明大义之人。
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吗，讲的就是一个“义”字，但是，他们的“义”是绿林草莽的义，是劳苦大众的义，与孔子所谓的“义”是不一样滴。最后，宋江的招安才真正符合孔子的义，这也是后来宋江将“聚义厅”改成“忠义堂”的原因。它也是为了众兄弟的下半辈子及身后名节着想，无奈草莽英雄们，不理解哥哥的良苦用心。
某一言行是否符合义，完全依照其是否带来了“利之和”，所以古人常说“义利之辨”。提到义时，往往会有利的问题与之相伴。
1412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1901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1610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为什么见利见得都要想一想义呢？因为，义者，利之和也。利与得摆在眼前，取还是不取呢？首先要想一想，取利是否符合“义”，是否能实现“利之和”，能则取之，不能则不取。若是贪一己之私利而有损于他人应得之利、有损于家国之利，便有违“利之和”，这样做就是我们所说的“见利忘义”。
0716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得富与贵，乃是人之大利，若为获富贵之利而有违于“义之和”，有损于他人应得之利，有损于家国之利，这便是“不义而富且贵”，这样的富贵对孔子来说，便如浮云一般，不会令其动心。
1413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以告，以之告。《论语》中的“以告”都是“以之告”的意思，如“子路行以告”，“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巫马期以告”，“子服景伯以告”等等，都是以之告诉他人的意思。有人认为这里的“以”当训为此，兄弟不敢苟同。
公叔文子、公明贾都是卫国人。孔子问公明贾，都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是真的吗？公明贾说“以告者过也”，即是告诉你说公叔文子他“不言不笑不取乎”的这个人错了。公叔文子在恰当的时候才会说一些恰当的话，这样别人才不会讨厌他的话。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他才会笑，这样别人也不会讨厌他的笑。符合一个义字，然后他才会有所求取，这样也不会招致他人的厌恶。
孔子听了，说道：原来所谓的“不言不笑不取”是这个意思啊，难道公叔文子真的是这样吗？言下之意，孔子不同意公明贾的说话。
义然后取，即是在实现“利之和”的前提下，公叔文子才会有所取，各方的利益能够相互调和，所以人们才不会厌其取。
041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0737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喻，明也，晓也。如不言而喻，不用解释就会明白。
君子明白，义乃是利之和，知道什么时候应求其利，什么时候应弃其利，求利弃利若恰当，便是义，这便是“明义利之辩”。而小人则惟利是图，知利而不知义，无论何时何地只知以一己之私利为先。
因君子喻于义，能明白何利可取，何利应弃，所以不会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故其心坦荡荡。因小人惟利是图，成天家想的是如何多求利，怎么少失利，难免于终日愁眉不展，故其心有戚戚焉。
理论问题永远是枯燥乏味滴，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比如孔子的这两句话，什么喻于义喻于利坦荡荡长戚戚的，乍一看起来很正确，很高大上，但是，若是我们未能真正理解孔子的义，未能对“义”的理论有一番研究，又怎能明白这两句话背后的深意呢？读书不仅是要大声地朗诵，更要用心。
0412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通仿。仿，相似也，引申为依照，依照。
若是凡事皆依照对自己是否有利这个标准来施行，必然容易招致他人心生怨恨。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得不承认，知利而不知义，也是今天社会上的一个问题。还有人认为，“左”“右”之争，本质上就是义利之辩，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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