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给我买了件新大衣,穿着很合身,我在镜子前照着,儿时的一段记忆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十岁那年,我是职工家属院里“享有盛名”的少年,每逢我家四周出现了破窗户、摞的好好的蜂窝煤突然倒了,或者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无缘无故的没气了,大家一定想到我。
母亲的责骂与教诲,父亲凶巴巴的眼神与强且有力的巴掌,对我都没影响。然而,忠告与严惩所做不到的事,竟被一件新大衣完成了。
自我有记忆以来,父亲好像从没穿过新衣服。
父亲是一名工厂的工人,一年四季穿的都是厂里发的工作服,好像从没下过身。不对,二十多年的工龄了,应该换洗过。反正我也看不出来,长的都一样,再说也不关我的事。
家属院附近有个夫妻裁缝店,男老板与父亲是朋友,父亲让我喊他李叔。虽说是朋友,但从没见李叔给父亲做过衣服。我们兄妹几个过年的时候每人能做上一件新衣服。
有天晚上李叔来我们家,手里拎个塑料袋子,袋子里是一件叠的板板正正的男式黑呢子大衣。
李叔讲,这是一个在本地经商的外地人订做的,到了取衣服日子不见来人。送到外地人的店铺,大门紧锁着,邻铺说是有急事回老家了。
这一走从此没了音讯。一年多了,估计是不回来了。看父亲的身材和那个外地人相似,让父亲试试,如果合适的话,只留个面料钱,120元。
前提是父亲如果愿意破费的话。
李叔的手艺确实不错,父亲在镜子前面转了一圈,挺合身,就像量身定做一样。
父亲开始打经济算盘了。
父亲眯着眼,眉头皱成了“川”,嘴巴略向后缩。父亲在想,120元,从哪里可以省出来?
那时候,父亲每月的工资才一百多元,家里人口多,根本不够日常开销。没办法,母亲在工厂门口摆个烟摊,挣点零花钱贴补着用,日子倒也凑合着能过,也是紧巴巴的。
我看到父亲内心的挣扎,也看到他询问的眼光不时地扫向母亲,母亲似乎很懂他的含义。
是啊,十年,也许十五年了,父亲都没穿过新衣服了。
虽然母亲不愿说做决定的话——因为她和父亲一样,知道120元的价值——但她愿意让父亲买下这件外套。
“嗯,这个价钱买这件大衣,值,他李叔!”母亲顿了一下,好像攒足了好多勇气。
“俺分期付给您行吗?半年内,每月付您20元,好像时间太长了哈。四个月,四个月行吗?每月付您30元,到月不用您催,一定的,让您见笑了。”
“我不急,”李叔说:“全照您的意思。”
父亲那晚喝了酒,好久没有睡。
酒,是那种“一毛找”的散酒。“一毛找”,顾名思义,就是八分钱一两。父亲的酒量不大,一月一瓶,三两天高兴时就抿上一口。
那晚,父亲喝了二两。我知道是为了那件合身而又不太贵的黑呢子大衣而兴奋。
父亲高兴了,我也高兴。我高兴的时候就与几个皮猴子打“梭”。
打“梭”,是我们那个年代玩的一种游戏,极富有挑战性。
这种游戏很简单,找一长两短三根木棒,长的一米、短的三十公分左右。其中一根短的两头削尖了就叫“梭”。
两根短的一横一竖呈十字型摆放,“梭”摆在上面。用长木棍用力砸翘起的那端,等“梭”弹起后紧跟着再打几下,次数多的为胜。
这种游戏家长是不让玩的,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都是背着家长,去家属院后面的一大片空地上去玩。
撵着撵着,离家属院后排的房子越来越近了。我一棍砸过去,“梭”顺着一户人家的后窗飞了进去。
还好窗户开着,玻璃没碎;坏了,一声惨叫,有小女孩的哭声。
听到哭声,哥几个的身手一个比一个敏捷,“呼啦”一下全做鸟兽散。一直挨到晚饭的时候,我才探头探脑的回了家。
母亲喊着:“又跑哪疯去了,快点吃饭。”我一看平安无事,悬着的心这才放下。赶紧吃饭,疯了半天肚子早饿了。
刚往肚里扒拉两口,父亲的同事王叔领着女儿小丽来了。小丽有七八岁,双眼皮大眼睛,长的很好看。有时还和我们一块玩,跟在屁股后面“哥哥”、“哥哥”叫的挺甜。
今天不一样,小丽哭的梨花带雨,一副楚楚可怜相。可能是头上缠着纱布的缘故,靠近耳朵的部位还渗出暗红色的血渍。
我一惊,完了,这一顿胖揍是躲不掉了。王叔说明了情况,小丽被“梭”尖擦破了头皮,缝了五针。还好没擦破脸,没伤到脑子,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要是破了相,或者脑袋留个后遗症,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连包扎加上消炎药共计120元,王叔把清单交给了父亲。
我望着碗里的饭,没吭声。我能感觉到父母的眼神,如果眼神能隔空取物的话……
父母和王叔说了好多好话,这个月先给60元,下月发了工资还清。王叔人不错,很是通情达理,都是一个单位的,也没再说什么。
王叔领着女儿走了。
父亲摔了酒瓶,酒瓶里至少有二两“一毛找。”
我低着头,心理与肉体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山雨欲来,挡也挡不住。我心中默念南无阿弥陀佛,王母娘娘、玉皇大帝,让暴风雨来的千万别太猛烈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一般情况下都是男子单打,女子观摩;这次不一般,已经上升到了最高级别,一顿重量级男女混合双打是免不掉的。
然而,这次他们连一个字都没说,是为王叔家的女儿感到心疼?还是看我太苗条,打散了架怕组合不到一块去?大人们的心思猜不透。
父亲只是站起来,缓步走到窗边,对着昏暗的夜色望了许久,然后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
第二天晚上,父亲下了班吃了饭,打开柜子拿出那件新大衣,整理好用袋子装上,放书包里让我背着,推车带我出了门。
没错,是去找李叔。
到了裁缝店门口,父亲把大衣从我书包里拿去。进了门,我躲在后面,扒着门缝往里看,父亲打算如何处理那件大衣呢?
“老李,别生气哈,大衣我又拿回来了,一次没穿。”父亲讪讪的捧着衣服。
“不是挺合身吗?”李叔惊奇地问,“布料确实不错。”
“都挺好。”父亲轻声说,“但那120元有别的用途。”
李叔坚持父亲一定要保留这件大衣,不管多迟付钱都可以。
父亲不肯让步。
父亲戒了酒。
我戒了“打梭”。
只是我那可怜的父亲,直到去世都没再穿过一件新大衣。
我在镜子前久久伫立,身上的新大衣让我忍不住的愧疚。人这一生,总要把世间冷暖都适应个遍,注定要亏欠太多,尤其是生育我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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