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大姐、三哥和四哥早早地在生产队里做工,一人一天记四分或三分工。我娘很高兴,几个小孩也抵上一个大人,二姐给生产队里放牛,一年放下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也能挣十几个工,十几个工能换回一点粮食,够我们一家人喝上几顿稀粥。除了我一个人吃闲饭,其他的都挣工分。一家人在一起虽然生活清苦,但也很快乐。
某一天,大队里来了一批工作组。从此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生产队里又来了一队红卫兵,爷爷和大伯已经去世,只有父亲做替死鬼。他们把我的父亲再一次抓了起来,押到一个大台子上。说他是地主的后代,“打倒资产阶级”“横扫一切牛鬼神蛇”“把资产阶级的全聚德砸个西巴烂”。红卫兵小将穿着军服,胸前挂着毛主席像,把我父亲批斗一番。然后喊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万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一切反动派,打倒资产阶级派性,打倒万恶的旧社会,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思想不可丢”“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思想永不变。”喊完了对我父亲一顿拳打脚踢,当场把我父亲打昏在地,随即又是一顿石雨。
母亲听说父亲被人打昏,把我交给大姐,急忙赶到大队部把父亲背回家。母亲一连几天都流着眼泪把父亲擦洗。父亲病了,躺在床上像个僵尸一动不动。母亲跑到公社医院找了熟人开了几副中药吃下都不见效,后来母亲偷偷地找来过阴的,才给父亲治好了病。
父亲病稍微好转,生产队里派人到江堤防讯,父亲拖着病体爬上江堤。狂风暴雨,巨浪涛涛,最后还是没有战胜老天,洪水像野兽一样猛扑大地,吞没了几个县的田地。
父亲回到家中,母亲日夜纺纱织布。我爬在母亲脚边自个儿玩。姐姐们到处找野菜,草根,树叶儿等,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大水全淹了,哪儿有吃的,父亲带着三个哥哥到水边去抓鱼,每回出去都能抓到一两条,回家清炖一锅鱼汤,肚子喝得像个大鼓,心里还饿得慌,我不停地哭叫“饿,饿。”父亲无可奈何,死尽地抓住自己的头发。幸亏母亲织出几匹土布,父亲背着土布和熟人一到到大山里换些粮食。
父亲一走,少了一张嘴吃饭。队长通知各户,上面传达精神实行自救,生产队里可以组织部分人员去搞副业,搞一点钱买粮带回家,大家伙分一点,总比在家饿死强,大哥才偷偷地报了名。母亲心里难受,大哥直劝母亲说,出去为家里节省一点粮食,少一张嘴吃饭,家里几乎没有存粮,让弟弟妹妹多吃点。我给集体干活有吃有喝的,到时候出去还能挣点粮食带回来,保证弟弟妹妹饿不着。娘拗不过哥哥也就默许。临走娘连夜做了一双新布鞋叫哥哥带上。十六岁的哥哥走出家门,这一走竟是永别。
父亲出去不到一个星期就换回一袋大米,晚上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母亲,他说他遇到一户好人家,两口子五十多岁无儿无女,家里粮食充兄,柴火有地烧。那个庄子很富,他们都说“山里姑娘嫁到河边哭(说的意思),就想河边乌鱼(黑鱼)脸上两块日(土语肉的意思),河边姑娘嫁到山里哭,就想山里栗柴好火足。”这个庄子是鱼米之乡,既有山,又有水的。我就在他们家歇了一休,而且他们好酒好菜的侍候我,把土布全买了,换了六七十斤大米,这下够一家人吃上一阵子。父亲笑眯眯的,那晚对母亲特殷勤,不停地围着母亲转。
母亲和父亲是表亲,从小和父亲一块长大的,她觉得父亲有事瞒着她,最后逼着父亲交待了一切。原来父亲背着土布跑了三天三夜,又饿又冷,腿脚无力实在走不动了,连夜便叫开一户人家。一打听这户人家挺厚道,女主人炒了几个菜,男主人拿出一瓶酒赔父亲喝了几杯,三杯酒下肚两个男人话就多起来。他们从父亲嘴里得知我们家孩子多,小的只有三岁,这大水的年月,家里缺少吃的。万一哪一天没有米下锅一家人不就饿死了。父亲从他们嘴里得知他们老两口无儿无女,想抱养一个孩子。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再加上父亲多贪了几杯酒,喝得迷迷糊糊的。于是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把我以两百斤大米的价钱卖给他们。母亲听完父亲的话,当时脸就气绿了,和父亲大吵大闹,“虎毒不食子,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想打自己孩子的主意。”母亲把父亲骂得狗血喷头。父亲一言不发,低头认输。我爬在床上直乐呵,不知道他们吵什么,感觉挺热闹的。
吵完架的父亲看看家里几个孩子猛然想起了大哥,母亲就把大哥出门搞副业的事一五一实地说了一遍。唉,父亲叹了一口气。难得老大有这遍孝心,替父母考虑,替兄弟姐妹担忧。
接到大哥的死讯是第二天,父亲和几个社员在泥田里车水搞自救。队长亲自跑来喊“老二,你家老大今天回来,快回去准备准备”。父亲一愣,感觉队长话中有话,忙问:“队长,准备准备,难道他……”父亲想也不敢想可怜巴巴地望着队长。队长点点头,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多保重”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头脑“嗡”地一声,身子颤了颤,差点没跌倒,整个人昏昏沉沉像丢了魂似的歪歪倒倒,幸亏被一个堂弟搀回家,母亲嚎啕大哭。听到哭声,左邻右舍纷纷过来劝说。
亲朋好友闻信前来打理一切。午时,天气阴沉乌云密布,村口响起炮竹声,断断续续由远而近。母亲像疯了一样狂奔过去。大姐背着我,一家人全扑向村口。通往村口的是一条塘埂,塘埂上来了一队人马。前面是生产队搞副业的组长万空,他左手提篮,右手从篮里抓起一把早已备好的纸钱向空中抛洒,这是为死者散发上路钱。中间四个劳动力抬着黑漆漆的棺木,里面是大哥的遗体。后面跟着一个放炮竹的长者,还有两个挑着石灰的男人。母亲瞧见棺木“嗖”地飞过去,紧紧地拉住棺木撕心裂肺地哭喊,几次闭过气。众人上前把母亲抬走救醒,醒过来的母亲又扑过去痛哭不止。三番五次被众人拦下,在大哥的灵柩入土后,母亲用尽全身力气再一次扑过去,双手指深深地插进泥土,哭得死去活来。母亲沙哑着嗓子奄奄一息,父亲泪如涌泉跪在大哥的埋头忏悔。猛然之间,二老苍老了许多许多。
父亲萎靡不振,母亲疲惫不堪,他们二老拖着病体坚持下田干活。第二年双抢,父亲在一次集体挑稻把时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当时大腿摔断。父亲双腿肿得多高。两个社员把他抬起送到公社卫生院,医生接好父亲的大腿,住了三天医院便叫人抬回家。这一下可苦了母亲,又要在生产队里做工,回家又要伺候父亲又要做家务,母亲苦不堪言时常偷偷落泪。
父亲算是个废人,一两年内还得靠人伺候,这辈子不能干体力活了。家里还有五个孩子,除大姐和三哥能在生产队员混点工分,另外四张嘴光吃不做,虽说四哥和二姐放放牛挣点工分,可生产队里的牛越来越少,去年一下就病死两头。放牛的娃儿越来越多,大人们挤破头往里钻。我家是地主成份,母亲只好作罢,二姐和四哥基本上成了无业“游民”。好在母亲养了一头猪和几只鸡,二姐和四哥打打猪草,挖点野菜,拾一点稻穗。我自个儿玩自个的,灰里滚滚,泥里抓抓,饿了朝家里跑,吵得母亲心烦意乱。
好在三哥去挑大圩埂,四分工一下子提成一个工。挑圩埂是个苦力活,大圩埂上又潮又湿。全队三十多户没有几个愿意去的,队长急了,凡是挑圩埂的都是一个工。三哥喜出望外抢着报了名,七拼八凑凑齐了名额。母亲总是担心三哥,好在叔伯看护暂且放心。
三哥一去就是三个月,整个秋天阴阴答答的,地上的潮气太大。加再上天气阴冷,大圩埂上总是处于半潮半干状态。队里挑圩埂的壮汉在县里领导的监督下不敢偷懒,谁要是偷闲被领导抓住会游埂批斗的。为杀鸡儆猴,领导干部从下面抽出几个地主的下代出出洋相。三哥吓得不敢偷半点懒,毕竟我们一家也是地主的下代。好在三哥肯迈力,又会说话,又勤快,周围的壮汉都很喜欢他。三哥在大圩埂上和叔伯们挤在一起。后来他们见我三哥被子薄,睡觉手脚乱动,不愿意和半大小伙子睡在一起,三哥只好用稻草临时铺在地上,一个人自自在在地睡在被窝里。铺垫底下的稻草像水里捞出来似的。
三个月结束了兴修,三哥精疲力竭背着湿漉漉的被子跑回家。母亲一看三哥黄皮骨瘦的,就连头上的黄发都根根树立开叉。母亲簌簌流泪心痛不已。
三哥快到十八了,冬季正好征兵。母亲瞒着父亲把三哥算了一命,算命先生猛一拍大腿,大声喳呼“这小子二十五岁能当军长”,原本两个鸡蛋算一支命,母亲一高兴又加他一个鸡蛋。三哥立马报名去参军。全家人都很高兴,特别是父亲脸都笑开了花,他对我们说,只要你三哥当了兵,咱们家今后也是贫农了。
三哥当兵体检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大家都认为是板上钉丁的事,离入伍的时间越来越近,母亲日夜给三哥做新布鞋。母亲的手真巧,做好了两双新布鞋,准备给三哥临走时带上。当天晚上大队民兵营长敲开我家的大门,父母亲欢天喜地以为是通知我的三哥到部队去。谁知民兵营长叹了一口气,“中兄,中嫂,我对不起你们!本来你们家三子后天可以去乡武装部和他们一起到县武装部集合交给部队带兵的首长。可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说你们家是地主成份,乡里直接把三子拿了另补一位……”这句话像晴天霹雳,母亲晃了晃差点栽倒。
三哥一气之下躺在床上闷在家里,接连三四天不出门。也不知哪个缺得鬼竟破坏别人家的好事。躺了几天的三哥竟然躺出一场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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