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何理解，大同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提到山西，总爱说的是三晋大地，那是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年代传奇又漫长的历史存在。在那样的历史中，晋北的代地，还是处于蛮荒的未开化之地。春秋末年，赵简子叫他的儿子们去古北岳常山寻宝，他的那些儿子们都不知宝贝何在，唯有默默无闻的赵襄子懂得父亲的心意，指着山北居住着北狄的代国说，“凭常山之险攻代国，代国即可归赵”，此便是吾家之宝藏，如此，他接手了赵国之主的权柄。
这似乎也是我们的华夏历史，对晋北代地的第一次眺望，只如今的常山与大同还隔着地域上的茫茫群山。大同一带，更常被人们称呼为代北，即代国的北疆。
其后赵襄子不辱使命，吞并代国，晋北代地也第一次进入到了中华文化圈的怀抱，归入雁门郡。但在我们的大文化圈里，它依旧处于边缘地带。
匈奴南侵雁门，赵将李牧北击匈奴；
匈奴南侵雁门，秦将蒙括北击匈奴；
匈奴南侵雁门，汉将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
晋北代地在中华文化圈中，似乎一直与文化无关，与它相关联的，似乎只有绵延不绝的长城和绵延不息的战事。
直到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出塞三千里，北击北匈奴，燕然勒功，我们的历史，再没了匈奴这个强悍的北方敌手。然而一个强敌走了，另一个更强悍的敌手又来了，它便是鲜卑，尤其是鲜卑拓跋氏，这个部族趁着中原大乱，突破长城防线，将触角伸到晋北的大同盆地，建立了代国。
公元398年，前秦灭亡后，复立代国的道武帝拓跋珪一举统一北方草原，平定了草原上的铁弗、高车、柔然、鲜卑贺兰、鲜卑慕容各部后，建立了北魏王朝，并迁都平城。那个在中华文化圈中，一直做为边塞存在的落寞小城，突然间在异族的王朝里，成为了耀眼的明星。
自拓跋珪始，北魏皇帝便将北方草原各部的大量人口迁至平城，有学者估算，平城最终汇集了不下二百多万的人口。这些迁徙而至的人口，不单是一个个简单的数目字，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礼俗。
如此看来，平城在成为北魏都会之初，便具有了强劲的文化熔炉个性。
我们总认为，历史教课书上看到的北魏，不过是远离文化的蛮荒粗野之地。我们总认为，那时的文化已经随着晋国衣冠南渡了。
那么文化又是什么？是只有源远流长的汉文化，才是文化吗？
不厘清“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又该怎样理解，云冈石窟所绽放出来的文化光芒呢？
02
云冈石窟9-13窟这五个石窟，在晚清时被施以彩绘，施彩后这五个洞窟光彩华丽、五色斑斓，因而被称为“五彩洞”。其中的第9和第10窟前，各有两根通顶的高大立柱非常独特，如果加上两窟之间的薄壁，那就是并排立起的五根柱子，这样的建筑立面，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我和同同最初从那里经过时，我问同同，它像什么？同同说像井篦子，你别说单就这密柱短跨的立面风格，却有些像我们街道上排雨水的井篦子，我再问，“它像不像人民大会堂围廊前的那一排柱子呢”？同同说“像，希腊的帕特农神庙也有这样的一排柱子”，我说那就对了，它就应叫做希腊柱或罗马柱。
我们以为，我们接受西方的建筑美学，应该在近现代才开始的，但1600年前的这里，它就已然存在了，这是不是很神奇呢？
云冈石窟5、6窟是个双窟，与其它石窟不同，这里的窟前还保留有清朝顺治年间建造的窟檐，并以此构造出了木构楼阁的外观。石窟的建造，其实最初都是以石窟寺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石窟窟前不但建有楼阁，还会有寺院。只由于时间的久远，天灾人祸，如今窟前的木结构建筑大多无存。
云冈石窟、希腊帕特农神庙和印度巴拉巴尔石窟，廊柱神奇地相似
这两座楼阁所守护的，是云冈中期乃至所有石窟中最辉煌的两座洞窟。
其中的5号窟又名大佛洞，得名源于北壁上雕刻出的，那座17米高的坐佛像，这也是云冈石窟最高大的佛像，一般认为这是孝文帝为自己的父亲，短命的献文帝开凿的。不同于昙曜五窟的简洁，这里的四壁上雕满了造像，总计2300余尊，且无一雷同，表现出当年艺术家精湛的技艺和卓越的才能，让人看后叹为观止。
石窟这种建筑形式，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孔雀王朝时期。它最初是为僧侣在僻静山岭开凿出的修行隐居之所。受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希腊化的建筑形式也被带到了印度河流域，我们在印度早期石窟的照片中，就能发现大量希腊柱的建筑形制。
同样受希腊化影响深远的，还有佛教造像艺术。
佛教最初不立偶像，它劝诫弟子舍弃肉身，通过涅槃来摆脱六道轮回之苦。但佛教的信仰，最终还是与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在中亚相遇了，它们产生了奇妙的反应。或许是受古希腊尊奉神像的影响吧，公元一世纪，在中亚便出现了希腊雕塑风格的佛教造像，其中造诣最高的便应是健陀罗造像，和稍晚一些也融入更多印度风格的笈多造像。
由于两汉时期，打通了中原连接中亚的丝绸之路，佛教、石窟建筑以及佛教造像，一波接一波地，源源不断地从西域涌向中国。在新疆、敦煌、凉州先后开凿和绘制出了我们国家早期的石窟和石窟造像，专家称为“凉州模式”。
03
公元439年，北魏攻克姑臧（凉州），平定北凉，从此开始了对西域商路的控制，并将大批凉州僧侣和石刻工匠迁至平城。
20年后，虽经历太武灭佛法难，这些僧人和石刻匠人依旧生生不息地将“凉州模式”带到了武周山下，并在这里激发出更是璀璨夺目的“平城模式”。
那是带有浓烈古希腊风格、古印度风格、古波斯以及西域所含古中亚风格造就出的艺术形式，并在中原汉地艺术润物无声又势不可挡的冲击下，再造出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又互不违和的，古老的，也是全新的艺术集萃。
它就像一把火，由昙曜点燃，由西域和汉地的一代代工匠们，砥砺前行、薪火相传地开凿下，愈燃愈旺，愈燃愈烈，最终在孝文帝在位期间烧出了盛世的华彩。
而这个堪称艺术宝库的洞窟，便是云冈第6窟。
这窟又名佛母塔洞，得名于洞窟中心顶天立地，高达15米的方形塔柱。那塔是孝文帝为自己的祖母冯太后祈福所造，因而又名佛母塔。
塔分两层，下层高约10米，四面开四龛，尊五佛造像，构成五方佛格局。二层四面开四座通顶大龛，各尊一座立像。有心人会发现，这里的佛像已经是褒衣博带穿上了汉服，与昙曜五窟，尤其20窟露天大佛右袒式穿衣方式有了很大不同。
这时的孝文帝，在其祖母文明太后的倡导下，已经开始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他废除鲜卑语推行汉语，废除鲜卑服饰推行汉服，鼓励鲜卑子弟同汉人通婚，不久，他还要把都城迁往中原的中心，洛阳。云冈石窟的辉煌也将在那个时间点上，嘎然而止，但它又会在洛阳龙门石窟中继续它的传奇。
那么，怎么认识从文明太后到孝文帝执政以来所推行的汉化政策呢？
我们汉民族自是会骄傲一些，说那是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的学习，乃至顶礼膜拜。但那个落后的草原民族，只在向先进的汉民族学习吗？我站在这个华丽的洞窟中，真的对自己曾经在教科书上学来的骄傲，疑惑了。
你看那是来自希腊建筑艺术的廊柱，来自中亚健陀罗风格的佛像，来自古印度的教意和传说，甚至佛像头顶的火焰纹，也可能是来自中亚的拜火教。
第6窟中的造塔立像，在云冈石窟中也是首创的，而塔这种建筑形式，最初也是起源于古印度，它传到中原后，才向重檐多层的楼阁塔发生了转变。与第5窟相仿，这窟中也几乎没有余下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间，佛像、菩萨、罗汉、飞天、供养人及各种奇花异兽铺天盖地，简直是一派热闹非凡又拥挤不堪的佛国世界。
你去设想孝文帝来到这里，看到这些是种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没有对祖母的尊崇和对佛教的信仰，他会诏令工匠们，把这里雕刻成世界雕刻艺术史上的奇迹吗？
04
季羡林先生在谈敦煌时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在没有第二个”。
而敦煌的辉煌，显然还要更晚些，在公元五世纪，这些文化的交汇曾走得更远。那时的伊斯兰还未兴起，盘踞中亚的是更古老的萨珊波斯文化，它和剩下的三种文化体系，就这么地被一支野蛮落后的来自北方草原的军队，从河西走廊的凉州裹挟着带走，带到了那个叫做平城的地方。
蛰伏……开化……冰释……启蒙……构思……孕育……积攒。
而后北魏皇权，倾一国之力开凿出云冈石窟，再而后北魏皇权，倾一国之力推行汉化政策。
云冈石窟的存在，或就充分说明了，北魏不单在学习中原文化，尊孔圣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为师，它同时也在弘扬佛教，尊古印度文化为师；广开石像，尊古希腊文化为师；贸易中亚，尊古波斯文化为师。
公元五世纪，由于北魏的存在，而成为了酷爱学习的世纪，也成为了丰富变化的世纪，由于北魏的学习和改变，这个世纪也被有的学者称为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世纪之一。
讲个小插曲，云冈石窟最初开凿的数年后，粟特国王曾遣使文成帝，赎买住在平城的粟特商人。
这些粟特人都是太武帝吞并北凉时，从姑臧俘虏到平城的，他们一转眼在平城也已经生活了二十余年。由于粟特商人的缺失，已经造成了中原到西域商路中断，这也是粟特国遣使赎人的原因所在。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一是粟特商人是延续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其二便是在当年的北魏平城，生活着大量的具有波斯血统的粟特人。
那时的平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知晓，但似乎应是很有国际范儿的大都会。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他能接近杨贵妃的原因就是擅跳胡舞。
而在盛唐的酒肆里，李白曾写下“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岑参曾写下“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这盛唐长安城中的风情画卷，是否在北魏年间的平城就已经出现了呢？
只可惜迁都洛阳的孝文帝年仅三十三岁就英年早逝，或许是对汉化改革以及迁都等政策的厌恶，造成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弹，当然还有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积攒，孝文帝去世仅二十余年，便爆发了北方六镇起义，北魏王朝也随之崩塌。
05
鲜卑族就此便悄无声息地消融到了我们汉民族的血液之中，这或许也是我们教课书上对于民族融合所下的结论。
但既是融合，就不可能只有一方在改变。我们看看当时的状况，在北朝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时，南朝还在门阀制度中牵绊着；在北朝放开视角瞭望世界时，南朝也仅是坐守一方不思进取；在北朝兼收并蓄，饥渴地学习各种文明的各种文化时，南朝却更多地停留在诸子百家学说的清谈中。回顾历史，我们应能咂摸出那么一点滋味来，在那样的历史中，谁该结束，谁该继续前行。
推行汉化政策，或许是对汉地统治管理的一种学习，或许是对汉家文化斯文的敬仰，但他们也将鲜卑人马背上的血性、开阔的视角和包容的胸襟带到了我们中华文化之中。他们也将带着这样的雄健之风，从东魏、西魏，走向北周、北齐，最终一统华夏，走向盛唐的巅峰。
而当我们欢呼那个叫做盛唐时代的到来时，可还曾记得，150年前，一个和尚带领着一群匠人在武周山下的这里，所敲打起的单调的日复一日的斧凿之声呢？
或许，它才是那个学习和变化的伟大世纪中，最深刻的回响。而大唐雄健的密码，就藏在这里。
2021年2月15日夜，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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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行笔记，在此潜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苦旅》，让我们来一次，有文字感的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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