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所谓得道的圣人，是由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本文摘录自 《庄子諵譁》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所谓大宗师得道的人，假使来处世，对历史国家天下有所贡献，首先提出用兵的道理，这一句话在中国文化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历代喜欢谈兵的是道家人士，所以军事哲学思想、谋略学，都出于道家；后代所标榜的神仙们，没有不喜欢谈兵的。如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抱朴子》，以及多数道家的大著作里，都附有兵法，以及政治的所谓权术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道家喜欢谈兵论兵，尤其是那些神仙们，更喜欢论兵，这在文化史上看起来，倒是很奇怪的。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不大喜欢谈兵，甚至于避免谈兵。因此历代历史的转变，谈兵用兵与政治策略的变动，都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庄子干脆就提出来，“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这一句话不要念错了，并不是把自己国家亡了；是把人家的国家亡了的。不管你是侵略也好，“吊民伐罪”也好，亡了别人的国家，别人还要感谢，这个很难了。不管后人的怀疑如何，汤武革命，确实是使别人亡国，但最后万民恭维，还得到亡国人民的爱戴，做到了“亡国而不失人心”。
他说得道的人用兵，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结果呢？因为“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这些文字看起来很顺，逻辑观念都是相反的；就是说得道的圣人用兵，亡他人之国，而被亡的国家，反而个个爱戴，个个拥护。原因就是，得道人用兵，不是为个人私欲，不是为侵略人家，而是为万民的利益。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人民造福利；这一种福利，不是我们现在的福利观念，是“利泽施乎万世”，这一点我们年轻同学更要注意。
讲中国文化，刚才我们批评读书为了做官，我们从小就要背《朱子治家格言》，这几乎是每个国民必读的。其中有：“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因为观念太深了，一辈子都受它的影响。过去知识分子读书人做官，任何的政策举动，都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就是看政策是否有百年以上的效果；所谓国家百年大计，不是只顾目前。第二个最重要的观念，在个人方面，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污点，而使子孙永远无法抬头。一般人的观念，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清朝的时候，有一位秦姓诗人到过杭州西湖岳坟，在他的诗中有一句，“我到坟前愧姓秦”，因为历史上秦桧实在太丢人了。这种观念哪里来的呢？就是中国教育几千年的习惯，“为官心存君国”。这两种观念，在今天我们文化思想里，好像非常淡了，这是我们文化的悲哀，或者耻辱，或者是问题，必须重新检讨。所以讲文化复兴，中国文化究竟讲什么，这是问题。
看庄子所讲，亡人家的国家，而不失人心，因为他的利泽施乎万世，是千秋万代所仰慕的。“不为爱人”，并不是只为一点爱或仁慈的口号，也不会为爱某一个地区的人；换句话说，圣人所做的不为爱人，而是利泽施乎万世，不为时间空间所限制。这是“圣人之用兵，亡国而不失人心”一个总结论。《大宗师》所谓得道的圣人，是由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下面就是一条一条分析内圣外王的成就。内圣外王这一个观念，是宋朝理学家们所惯用的一个名词，实际上这个招牌是庄子的。他们拿来用了以后，反过来就骂老庄，这种学术的态度很不严谨，很不应该。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马上问题来了，所谓圣人的修养，如果只限于通达人情物理的，也不够圣人的资格。所以圣人不只了解人情物理，还有进一步更高的通达。
“有亲，非仁也”，这个“仁”字，与儒家解释仁义道德的仁，并不违反，而是对孔孟思想更扩大的注解。“有亲”，亲人的私情，所谓真正的仁慈，如果还带一点亲人的私情，已经够不上仁了。讲到亲与仁，儒家所谓的仁，同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都有相同之处；不过范围解释说法各有不同。
历史上宋明理学家常跟佛家的思想有争论，理学家说你们佛家讲慈悲，不错啦！慈悲就是我们儒家讲的仁，但是你们佛家讲慈悲，是莫名其妙空洞的口号，不着实际。佛家的慈悲是平等爱人，儒家的仁也等于慈悲，但它是有范围有层次的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把自己小孩照应好，再把力量爱心扩大，爱社会上其他的孩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我的父母老人养好，有力量才养你的父母，养社会大家的父母。嘿！你们佛家呢！不然，慈悲平等爱一切众生，众生那么多，怎么爱啊？
理学家说假定释迦牟尼佛，跟孔子两人站在河边，看见两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去了，请问释迦牟尼佛你怎么办？先救自己的妈妈，还是先救孔子的妈妈？如果先救自己的妈妈，那不够慈悲，众生平等，两个妈妈都是要救啊！儒家不同，孔子当时会毫不客气，先跳下去救自己的妈妈，再跳下去，救你的妈妈，是有一个程序的。所谓“亲亲”，把我的亲人先安置好了，再把我的心量扩大，就是叫公啦。“仁民”爱别人，爱社会，把人类都爱了以后，再“爱物”；所谓行人之道，有它的步骤次序。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了。
庄子这里，等于对儒家没有批判，可是下了一个注解，“有亲，非仁也”，所以仁慈是爱天下，没得私心，中间有所亲，有所偏爱，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如果是个大宗师，圣人之道，爱是普遍的，像下雨一样，并不是对于青菜、萝卜，或者人参、当归就多下一点；那些毒药、辣椒、麻醉药，就少下几点，不是如此，而是好坏一律平等。所以说，“有亲，非仁也”。
“天时，非贤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对儒家的批判。当我讲《孟子》的时候，我一定替孟子辩护，现在对不起，我已经没有义务替孟子辩护了，我现在是讲《庄子》，我得了他的钱，就要站在他的立场说话。孔子在《论语》里提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儒家所谓圣贤之道，非其时不出来，社会环境不对不出来。但是庄子认为真正的圣贤，没有为己，所以不论天时合不合，都要出来，艰难困苦更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贤之道。但是他又转过来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一句话，也有一点骂儒家人的味道，批驳儒家有点利害不通之处。历史上看到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都有这个味道，庄子在当时前后也看到很多，所以他认为这一般知识分子，没有得道，不懂利害的关键。
道家的所谓通利害，是怎么通呢？历史文化上常有诤辩，儒家理论主张所谓临危受命，时代愈艰苦，愈要站出来，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可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人物，真做到临危受命的，并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表面上看来，好像不走临危受命这个路线，多半认为时代狂澜不能倒挽，而走隐士的路线。历史上儒家，经常标榜中流砥柱，或是倒挽狂澜，气派都很大。中流砥柱，等于说台风过后，石门水库的洪水流下来，一个人站在水中要抵挡水流，大概早就被水冲跑了，砥不住的。所以道家不做这种笨事，中流砥柱看起来很伟大，在那个时势的潮流下，除了一个人送命，历史上可以留名之外，对于社会没有贡献，对于国家没有补益。
道家认为要顺自然之势，就是所谓应用之道；明知洪流一下来，不是堤防能阻隔得住，所以要计算雨量多大，流程多远，等到水流到关键点，打开一条水沟，顺势把水就轻轻带走了。政治也是一样，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把那个时代扭转过来了。所以说救世之道，必须要通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站在道家的立场看，儒家是那么的窝囊！可是话又不能那么讲。我们回转来看《易经》孔子的思想，真正研究孔子，不能够只拿四书五经做代表，四书里的一部《论语》，有十分之二是关于学生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孔子的。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易经》之中，倒是孔子的思想为多；此外，要深通《春秋》，才了解孔子。
孔子自己也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司马迁后来作《史记》，仿照孔子的思想，讲了两句话，“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句话非常傲慢，骂尽了当时这些人，看不懂，本子都不要翻，我只有藏之于名山，将来后代有一个聪明的人，他会看懂。因此人家说《史记》是汉代的一部谤书。可是司马迁很伟大，汉武帝也很伟大，乃至他的儿孙等，都很伟大，没有把《史记》毁了。
司马迁写刘邦跟项羽两个人，项羽传叫本纪，刘邦传也叫本纪，两人虽然一成功一失败，但从某方面说，两人是一样的。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了不起，他也看准了当时没有人懂，因为《史记》很难读懂。譬如说，他写一篇传记，讲那个人的都是好处；而坏的一面，只有与那个人有关系的人传记里才有。所以研究一个人，必须要把那一个时代有关的资料，都要读遍，这就不容易了。
孔子著《春秋》，最后却宣布，“知我者春秋”。《春秋》是一本书，怎么会懂得孔子呢？孔子的意思是说，将来你们要真正了解我，除非真正懂得《春秋》。“罪我者春秋”，将来你们够资格骂我的，也要把《春秋》研究通了才行。所以我们小时候，像《春秋》、《战国策》以及小说的《三国演义》，都不准读的，旧式教育，认为看了以后会学坏。因为《春秋》就是大谋略，就是大兵法，所以孔子有“罪我者春秋”的说法。
为什么引用到这些呢？孔子在《易经》中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只有圣人才真正懂得利害关键，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进退存亡之道，就不是圣人，这种观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样。所以庄子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不是说君子比圣人差一点，如以学位比喻的话，圣人等于博士，君子等于是个硕士，大学毕业更差一点；我们这是随便做比方啦！
“行名失己，非士也”，历史上许多人为了好名、求名，所谓留万世之名，“失己”，亡失掉了自己；“非士也”，这够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常常跟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两个观念，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日本人，就是明治维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兴那个时代，他跟李鸿章是外交的对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学生，把西洋的风气引介回国，改变了日本。他有两句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全部中国文化思想，更充分表达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说，如果只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话，非士也，这是够不上称为知识分子的。
讲到这里，又要引用司马迁的思想。我常常说《史记》不是一本历史，而是一部历史哲学，尤其《史记》的学问重点，不是什么汉高祖、项羽等传记，而是里头的八书。就是关于天文的《天官书》，经济思想的《平准书》，还有《礼》、《乐》、《律》、《历》、《封禅》、《河渠》。此外还有一篇《伯夷列传》，其中有“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三句话，包括了很多的思想，是讲的人生哲学。“烈士徇名”，一看烈士这个字，不要就想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就不必研究中国文化了；《史记》的这个烈士名称，是套用古文的，在古文当时所讲的烈士，等于现在所讲的英雄；时代不同，观念也就不同了。
所谓世界上的英雄，“徇名”，为了成名，生命在所不惜；把自己的命像赌钱一样押上，这才够得上称英雄。这个“徇”，等于打牌一样，把命拿出来作最后的赌注。“夸者”是狂人，有精神状态神经质的人，像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讲独裁的这一批所谓的英雄人物，喜欢控制人，喜欢抓权的人。“死权”，为了权力的欲望，可以把自己的命赌上；换句话说，你们要不要成名？要成名就要拿命去拼，拿命去赌。你们要不要权力？要权力，不是坐着就来的，也要拿命去拼，“夸者死权”，算不定最后会当英雄，当帝王。
“众庶”，至于一般老百姓呢？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冯生”，不要找我麻烦，只要给我吃得饱，穿得暖，晚上有个好地方睡，这么样活下去就行了。这三句话，就是人生哲学。管你老张来也好，老李来也好，谁来都不要紧，少找我麻烦，少找我交钱，少来按我的门铃，少来检查我，就行了。所以“烈士徇名”，就是“行名失己”，庄子进一步批评，他这样“非士也”，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什么叫“役人”？替人家服务的叫做役，“役人”是领导别人的；中间加一个“于”字，“役于人”，就是被人所领导的。人的分类，差不多只有两种。要嘛，我听你的，乃至夫妻朋友；要嘛，你听我的，不管是夫妻朋友，社会上的人；如果你不肯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就没有办法。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一个人既不受命，又不能令，这个人是废人，没有用。
照这个观念，不是我听你的，就是你听我的，没有中间路线，人总要听一个；那么人要如何役人呢？如何作个真正的领导人呢？他的结论是要“亡身”，就是无我，连自己都没有了，这一条命都不要了。如果“亡身不真”，不能做到真无身、无我，就不能够做一个领导人。这一句是结论。那么要如何才能够无我呢？《大宗师》里面所讲的，得道的人才可以真做到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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