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一个早晨,外面的阳光好得像在预示当天什么事都不可能发生。
雪在头天夜里悄悄落尽了。天蓝得出奇的安静。天空仿佛被雪抹了无数遍,干净得一点都不真实。
就在这个早晨,我从医院楼道尽头的窗户上看到了一头银发的远方高山。那山顶刺眼的白,就如半夜医生突然打开的病房顶上的日光灯。
我躺坐在四壁洁白的病房里,仿佛坐在落满白雪的旷野里,浑身向外散发着阵阵凉意。
躺在冰凉的手术床上,雪白的无影灯让我像个瞎子,只能凭耳朵想像周围发生的一切。周围的医生幽灵般忙乎着。
我的神经突然绷紧,像弹弓上的橡皮,在瞄准目标的最后一刻被扯到了极限。我颤颤巍巍地问医生,疼吗?医生淡淡地说,不疼,我们有最好的麻药。随后是金属器械刺耳的碰撞声和麻药流进血管的嘀嗒声。
整个手术过程中我没有丝毫的疼痛感。沉睡在麻药柔软的怀里,我,像一个死去的人。
我醒来的时候没有一点过渡,如睡梦突然被清晨的亮光唤醒,脑袋里一片干净的雪野,找不到一丝残留的梦境。
望着投在墙上那块橙红色的阳光,我突然有了种害怕的感觉。心想医生说一个小小的手术竟然用了大半天的时间,而在这大半天里我都像死了一样浑然不觉。难怪人们说死是另一种意义的睡眠,难道死就是浑然不觉吗?
家人义不容辞地坐在我床边的凳子上,用他的疲惫陪伴着我。深夜的那个时刻,人们都熟睡的那个时刻,我被身体里麻药融化的声音叫醒。那些麻药像春天大地上残留的积雪一点点消融着它的威力,尔后,我渐渐看到了疼痛的本来面目。
白炽灯咝咝地照耀着,我的疼痛如一只前来偷鸡的狐狸,悄悄从我身体的深处小心地溜出来,它先用带着热气的舌头在我的刀口处轻轻地舔着,后来便大口大口地撕扯起来。它一下比一下狠,一下比一下恶,以至把我整个身体都拖进了疼痛的浑水中。
起初我还想着要忍,不想让自己在疼痛中发出声来,以免打扰那些没有疼痛而进入梦乡的人们。后来随着疼痛的不断深入,我感觉自己的忍耐力快无法承受了,浑身的热汗泉水一样往外流着,仿佛身体的疼痛可以通过汗液流出体外。可是,随着汗液的流淌,疼痛在进一步加剧,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开始呻吟起来,那呻吟是我对疼痛的一种妥协。然而疼痛并没有因为我的妥协而减轻对我的攻势,最终我不得不张开大口向静静的夜喊了起来。旁边陪床的姐姐是被我疼痛喊醒的第一个人,她用关切而又疲惫的眼睛看着我。她一边问我哪里疼,一面用毛巾给我擦额上的汗,仿佛她的毛巾能把我的疼痛轻而易举地擦掉。
我对她这种无用的做法表示愤怒,几乎吼着对姐姐说快去找医生,让医生给我打止疼针。姐姐像个在疼痛里厮杀惯了的老手,并没有被我自认为难以忍受的疼痛所吓倒,反而不仅不慢地说,你这算什么疼痛啊,一咬牙就能挺过来吧?你还是再忍忍吧,一会儿就过去了。
看来我今夜不能忍也得忍了,但转念一想,人的一生就非得要忍吗?忍是我们祖先的美德吗?
记得小时候我花了一个夏天养的一只野鸽在深秋的那个下午招呼都没打就向南山飞走了,我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打了多少转,那时奶奶过来对我说:“莫要流泪,忍住,莫让自己的眼泪变得不值钱。”结果,我真的没让自己的泪水掉在地上,可我知道,我心里的泪水却流了许多许多。工作后的某一年,我被自己养的那只狗咬破了手,当我气急败坏地抄起棍子准备教训那条狼狗时,父亲又挡住了我。他说:“你怎么和一条狗计较,忍忍吧,谁叫你养条狗在院里呢。”我又忍住了,至今我的手上还留着那条狗的的两个牙印。
这些年来,自己仿佛一直生活在忍的心境中,凡遇到疼痛的事,周围总会有人不停地劝我,忍,忍,一忍再忍。我渐渐明白,为什么我的祖先们在造那个“忍”字时要把那锋利的刀悬在心上,是怕那颗脆弱的心因为“激动”而流血吗?是因怕流血才把刀高悬于心上来提醒自己不要过于“热情”吗?
我越来越觉得忍不住是个什么好东西。它让人变得胆怯,变得没有锐气,变得圆滑,变得没有个性。我觉得,忍才是人生最大的疼痛,而我该从心上取下那把锋利的刀,把连接自己疼痛的神经斩断,让疼痛远离我,让自己快乐、潇洒。
疼痛又一次向我袭来,这次,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表达我对疼痛的不满。我的表达吵醒了周围的病友和医生,虽然病友现在还没有手术,还没有感到疼痛的存在,但他们已从我的表达上预感到了将出现在他们身上的疼痛时,便闭上眼睛默默地听我声嘶力竭的表达。
姐姐看我这样,再也不用那些无力的语言来劝解我,或许她只在心里埋怨我这么个成年人不该对疼痛的承受力如此单薄。最终还是医生有办法,他似乎最能理解疼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二话没说就给我挂了个镇疼泵。
我的疼痛一下子走远了,像那只偷鸡得手的狐狸又悄悄消失在荒野深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