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问道： 十六、儒家与民主

儒家认为最好的社会是三代时期的社会，也就是尧舜禹时期。如果从物质角度而言，当时的条件当然是很差的，儒家认为这段时间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当然不是从物质而言，而是指整个社会的和谐状态。

三王时期处于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尚处于萌芽状态，人类以氏族为单位过着原始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个阶段，财产公有，而且可能也没有多少的财产可以霸占。从《史记》记载的商民族、周民族的始祖都是女性始祖，皆是吞鸟蛋、履巨人迹而怀孕的事迹来看，当时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父权的意识还未出现。因此，后世因争夺财产、配偶而出现的各种恶（贪婪、算计、狡诈、阴毒、暴力等），这个时期可能还未出现，整个社会呈现着其乐融融的和平景象。

三代最令儒家称道的是禅让制度，尧年纪大了，传位给舜，舜年纪大了，传位给禹。这段历史，《论语》中有所记载。

尧说：“啧啧！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诚实地保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受苦受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永远终止。”舜也这样告诫过禹。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

这个记载还算简单，《孟子.万章上》》有较详细的记载。

尧推荐舜继位，尧崩，舜为其服丧三年，之后，避开尧的儿子，居住在南河之南。天下诸侯不去朝觐尧的儿子，而去朝觐舜，有事不找尧的儿子裁断是非，而是去找舜裁断是非，于是，舜才践天子之位。

舜推荐禹继位，舜崩，禹为其服丧三年，之后，禹避开舜的儿子，居住在阳城。天下之民跟从禹而不跟从舜的儿子。

禹推荐益继位，禹崩，益为其服丧三年，之后，益避开禹的儿子启，居住在箕山之阴，但天下之民跟随启而不跟随益。

如此看来，禅让是与一定的民主联系在一块的。当然这种民主，是原始的民主，所谓天下之民都去舜、禹、启那里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去投上一票，而是组成部落联盟的各个氏族的老大去而己。

组成各个部落联盟的各个氏族的老大如何产生呢？《孟子.万章上》同样记载了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有关卿大夫的事。孟子说：“大王问的是哪一类卿大夫呢？”

齐宣王说：“卿大夫有所不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王室宗族的卿大夫，有异姓的卿大夫。”

宣王说：“那我请问王室宗族的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重大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还不听，便改立君王。”

宣王闻言，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孟子说：“大王不要见怪。大王问我，我不敢不用实话回答。”

宣王脸色正常了，然后又问非王族的异姓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还不听，他们便辞职而去。”

可以合理的推想，早期的诸侯国君产生是由同姓贵族同意的，而且，同姓贵族可以罢免不称职的国君，另立新君。而异姓贵族对不称职的国君可以用脚投票，老子脚底抹油，走人，不陪你玩了。

这样的制度，带有原始民主的遗风。

那么，原始民主制度是如何遭到破坏的呢？一种说法是禹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制度，把位置传给了儿子，此后父死子继，世袭制度开始了。

个人的体会，原始民主制度的终结可能源于战争。要想在战争中获胜，必须最大限度的集中人力、物力，决策权力也要最大的集中。道理很简单，“兵者，诡道也”，如果打仗之前开个民主讨论会，战机瞬间即逝，这个仗赢不了。

这个道理中国人很早就懂了，春秋之后进入了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法家人物横行天下的时代，法家人物在各国帮助国君变法，目的很明确，就是扫清国内封建势力，尽最大可能的把权力集中在君主手里，从而集中资源决胜疆场。

秦国之所以能够扫清六国，一统天下，原因不是秦国的经济最发达，也不是秦国的武士最会打仗，而是在各国的变法中，秦国的变法最彻底。在法家人物的帮助下，秦国建立了最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国家一切权力完全掌握在君主一人之手，从而在对外战争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动员战争资源。

所以呢，孟子在和齐宣王讨论的时候，孟子带着原始民主制的一些作风，搞得齐宣王“色变”，好久才缓过来。因为孟子的话不仅触犯了齐宣王，也与当时的时代大势相悖。

现代民主制度源于英国，为什么源于英国呢？英国在进入民主制度之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贵族民主制度。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决定了国家的政治。由封建制度进入民主制度容易，而由专制制度进入民主制度很困难。民主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的贵族民主推广到平民，再由平民推广到外来人口。而专制制度不一样，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靠着君权吃饭，其中的大多数除了做官，干别的营生基本不行，因此，他们是绝对不允许组织变质，国家变色的。即使老大愿意，他们也不会愿意。

那么英国保留了封建制度，为什么欧洲大陆没有保留呢？也与战争有关。欧洲大陆在查理曼帝国分裂后，各国打来打去，各国国王就对贵族们说，为了打赢，得给我权力啊。各国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了一定时候，就把贵族干掉，建立了君主制的集权国家。英国偏居海外，受到的战争威胁不大，国王没有理由扩充权力，因此，英国的王权始终受到贵族的制约。

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发生，原因是查理一世一心想扩大王权，搞得英国的贵族相当不满。后来查理一世因为打仗，没钱花，想增税，议会不同意，查理想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结果虽也没得好，查理在革命风暴中，被押上了断头台，而贵族们迎来了一个独裁者—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死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国王与贵族的矛盾依然不断，这时候，贵族们聪明了，没有再发动暴力革命，而是请来了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当英国国王，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政体的民主国家。

中学的时候学历史，被教育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因为没有干掉国王。真他妈的被忽悠的厉害，难道要象法国大革命一样弄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是彻底的革命吗？

从封建进入民主制度易，从专制转型到民主制度难。法国人有着几十年的启蒙运动的洗礼，历经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付出巨大的代价，经历N多反复才成功。但其他的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中国是革掉了一个帝王，但从此天下板荡，人民付出的代价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悲惨。俄国人干掉了沙皇，继起的是比沙皇还沙皇的苏俄帝国。

贵族与国王的斗争，是权力多与少的问题，容易妥协，官僚集团与平民大众的斗争，是权力有和没有的问题，难以妥协，大概就是封建制转向民主制易，而专制转向民主制难的根本原因吧。

孔子风尘仆仆，汲汲以求恢复的西周礼乐制度，也是一种封建制度。周朝建立之初，管理的地盘太大，技术条件又不具备，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松散的“邦联”制度，有一个中央政府，有一部邦国共同遵守的“宪法”－周礼，各个邦国有独立的军队，独立的地盘，独立的行政团队，具有高度自治的权力。但诸侯国之内，也不是国君一个人说了算，他只管一块地盘，还有大量的地盘由大夫控制。

南怀瑾先生评价这种制度，就象股份制公司，天子是大股东，诸侯是中等股东，大夫是小股东，士是小小股东。

哪个邦国不服，周天子可以根据周礼的规定带兵讨伐，诸侯国要出兵跟着打仗。但是，诸侯国没有讨伐别的诸侯国的权力。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礼崩乐坏，天子控制不了诸侯，诸侯控制不了大夫，大夫控制不了家臣，天下大乱。

一个完善的民主政体，一般来讲，要有民选制度、代议制政府、完善的法制、权力的制衡制度…

但目前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好象一人一票就是民主，这种看法非常危险。

民主的特色是分，欧洲的土地面积、人口和中国差不多，分了四十几个国家，中国的文化特色是和，和才能聚集五十六个民族、十几亿人口、9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为一中国。

苏格拉底曾言，在各种政体中，民主是最坏的政体，因为这个政体总是部分大于整体。什么意思？民主是简单多数获胜，我比你多一票，我就赢，我就可以代表全体。但为了照顾我的选民，施政过程有所偏爱在所难免，那么，不投我票的选民就会反对我，因为我动用了公共资源讨好我的选民，导致他们的利益受损。民主制度天然有分的因子。

个人的体会，民主的精髓是对权力者的监督和制约。

孔子强调的周礼，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分别可以养多少军队，可以建多高的城墙，祭祀的时候用什么器物，唱什么歌，用多少人奏乐、舞蹈…我们以前大力批判这是搞等级制，其实在那个年代，周礼是对政治人物最好的约束，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从而避免了对平民和奴隶的过度剥削。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史，就是一个打天下、坐天下、丢天下的周而复始的历史，这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观念，夺取权力才是最高目标。因此，当近代民主的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发现，民主成了争取权力的工具和手段，在野高喊民主，在朝不愿多谈，一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我看来，民主其实很简单，不过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手段而己。

举个例子，山上开辟了一大片果园，有张家的、李家的、赵家的、刘家的…为了劳作方便，各家坐下来商量修一条路上山，于是谈好，每户各出多少钱，多少人工，大家共同推举一个主事者，由他主持此事。主事者有义务定期公布费用的收支和使用情况，如果有疑问，每家每户都可以派代表对帐目进行查询，如果主事者真的有猫腻，大家可以把他轰下台，另推一个主事者。如此而己，哪有那么复杂。

民主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私心作遂，每个人都想通过选票获取好处，政客为了获得权力乱开支票。欧洲的高福利资本主义快玩不下去了，根源在此。

儒家学说把培养有修养、有道德的人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而政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培育良好的民风，这是很有道理的。西方不一样，它的文化是分的，政治是利益的分配，道德全交给宗教，政治再怎么糟糕，后面还有宗教。中国不同，政治与道德并不可分，如果中国人片面的引进西方式的民主，等待中国人的很可能是灾难。

最后，重温一下孔孟的光辉格言：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