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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的早晨，她决定头也不回地离开这个家，一如她四年前决定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落地生根时一样绝决。
整个村庄还沉浸在一片朦胧的睡意里，只有稀疏的几栋楼房刚刚亮起了灯。也许几天后她的离家出走将在村里引起极大的轰动，但此时她牵着小杨孤零零地走在马路上，没有人注意到她准备远行的身影，除了几条无所事事满村子游荡着的狗。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开这里，像小偷离开案发现场时一样小心翼翼，而对于此行的目的地，对于她和小杨的未来，她一无所知。但她还是充分相信，没有什么会比待在这个地方更遭的了。
她才20岁，她还年轻，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她的未来还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她对这个地方已无任何的牵挂与留恋。她对杨贵的依恋曾是她决心留在这里的重要原因，然而四年的共同生活已使那份激情消失殆尽。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结婚证，就像是一场儿戏，仅仅是几顿喜宴就让她们结为连理，而宴请的宾客里甚至没有她娘家的任何亲人。她当时并不介意，她坚定不移地相信，她和杨贵能够幸福安稳地过上一辈子，哪怕是一起吃苦她也会毫无怨言。
然而当她回想过去的四年，却很难想到杨贵为她做过什么让她感到幸福的事。因此，她很久以前就开始策划这场逃离，当她一点点攒够了2000块钱，当她拐弯抹角地向村里人打听清楚从这个村庄乘车到昆明的具体细节，当她在心里幻想完种种逃离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次逃离就算万事俱备了。剩下的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这既包括她出走所需要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时机，也包括她心里充满出走的决心。每次和杨贵吵完架之后，她都有一种一走了之的冲动，但看到小杨，她还是会选择继续跟这无望的生活撕磨下去。在走与不走之间，她一直无法抉择。
三天前，她像往常一样去隔壁村的大棚里打工，晚上收工回家时已是6点多。她饥肠辘辘，却发现厨房里仍是黑漆漆的一团，杨贵他爹坐在房檐下抽水烟筒，杨贵不知去向，准是又跑到哪家去打牌。这种场景已经发生过不知多少次，她站在空荡荡没有任何烟火气的家里，心里总是生出一种愤怒和悲凉，每当这时，那种出走的冲动便越发强烈。但她还是会默默地洗完脸，淘米煮饭。她把饭菜端上桌，把碗筷摆好，杨贵他爹便自觉拿着凳子到厨房吃饭。她发现小杨没跟他爷爷在一起，便随口一问：“小杨是不是被杨贵带去了？”“小杨今天一直不乖，哭个不停，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哄睡了。”他说话时仍在拼命地咀嚼吞咽，就像耽误了说话的这几秒钟就会被活活饿死。她放下筷子，想着早上她走时还好好的，怎么会不乖呢，走进房间里，小杨仍在昏睡，摸了摸额头，烫得像炉火一样。她用力摇了摇那弱小的身体，却怎么也摇不醒。已顾不上哭，她抱起小杨就往外面跑，跑到场院里又反身把小杨放在床上，一边叫杨贵他爹，一边给杨贵打电话，然而一连打了四五个都是未接。她急得快哭出来，又跑回房间抱起小杨往隔壁跑。邻居帮她和小杨送到医院，医生责备说，再晚一点这孩子就没命了，你们做父母的也太大意了，这么小的孩子烧出问题来你们哭都来不及。她来不及流的泪水这时才簌簌落下。她一直坐在小杨的床边，一刻也不敢离开。到了11点，杨贵才打来电话，是那种冷冰冰的语气：“你跑哪儿去了？刚刚打电话有什么事？”她气得发抖，真想把手机扔在地上：“你儿子都要死了，你还在玩你妈那个逼！还不快死过来看看！”
小杨第二天就出院了，杨贵在街上买了两斤排骨，她以为这是他自责的表现。经过这次意外，也许他能够改掉他嗜酒嗜赌的臭毛病，至少目前这几天会这样。然而，吃过晚饭她正在洗碗，还来不及清扫桌子下散落的骨头，杨贵就又穿上外衣走了。她抱着小杨坐在沙发上，心里仍有一种侥幸，也许杨贵只是去外面散散步。到了10点多，杨贵仍没有回来，她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她草草收拾完东西，觉得再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于是拨通了客运车的电话。杨贵回家时已经过了12点，他跌跌撞撞地走进房间，脱掉鞋就直挺挺躺在床上，浑身散发着一种脚臭和白酒混合的气味，没过多久就传来如雷的鼾声。
她昨夜一直没有睡着，但走在路上却没有困意。她觉得过去的四年一直都是活在梦中，而现在才真正地醒过来。小杨牵着她的手蹦蹦跳跳，开心地问她：“妈妈，我们要去哪儿？”她说：“妈妈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小杨高兴地撒开她的手，嘴里“喔喔喔”地叫着，过了一会儿又牵着她的手问道：“那爸爸呢？”她本想说“爸爸不要我们了”，但转念一想，说道：“爸爸很快会来找我们。”说完她感到一丝心酸，在他刚开始记事的这个早晨，他的人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小杨最先学会的话是“妈妈”，其次是“爸爸”，但从今天起，他就再也见不到他的爸爸了。
这时她想起，在四年前，她也永远地失去了她的爹，以及爹代表着的那个家。
那时她刚随杨贵来到这里一个多月。晚饭后她和杨贵百无聊赖地坐着，远处传来土狗尖锐的咆哮，她的胸口升起一种隐隐的忧虑，这种忧虑自她来到这里就一直盘桓着，每当狗叫声响起，这种忧虑就会跳出来搅得她心烦意乱。随着狗叫声越来越近，她感觉胸腔里正缓慢注射着水银，心在慢慢下沉，一股滚烫的热流往脸上积聚，拉扯着她无法呼吸。
土狗狂吠着退到门口，叫声里拖沓着一丝皮鞋擦过水泥地板的刷刷声。杨贵从桌上拿起烟走出门，杨贵他爹也从沙发上翻起身。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扭过头对着窗外，看到爹风尘仆仆地站在场院里。
“你找谁？”
爹没有回答，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站着，疲惫的目光在院子里四处梭巡。
她不知道爹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怀着怎样的心情，跨越几百公里寻到这个偏僻的村落。在挨过爹的一巴掌之后，她反倒觉得无比轻松，心里的恐惧随着那“啪”的一声脆响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贵恭恭敬敬地给这个不速之客递烟，一边重复说着“大爹有话进屋里好好说”，杨贵满脸通红，仿佛刚刚那一巴掌是打在他的脸上。爹并不理睬，一遍又一遍地对着她吼道：“走跟我回家！”就像这时只要她答应跟他走，他就真的能找到车载着他们离开。爹吼着要来拉她的手，而她则在杨贵身后左躲右闪。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大爹有话进屋坐下说”和“走跟我回家”的声音此起彼伏。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她在躲避的间隙差点笑出声,小时候在被爹打一顿之前，也是同样的场景。
爹终于累得停下来，恶狠狠的目光打量一下杨贵，又打量一下她。杨贵再次递过烟：“大爹先进屋里头，都天黑了明天再说。”爹仿佛经过这一提醒才发现天真的黑了，就算抓到她也没有即刻离开的可能。这才接过烟，凑到杨贵点着的打火机上，深吸一口，仰头看了一眼天空，慢慢地吐出烟雾，随即又转过身看了一眼不知何时站到场院边的人。“给我倒杯水，我快干死了。”爹向门口迈开步子，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一丝迟疑。待爹走进屋里，杨贵他爹才恍然大悟般对着场院边的人群解释道：“他女朋友那边的人找上门来了，都进屋坐吧。”在刚才争执的整个过程中，他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言不发，如在观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热闹。邻居们自然不想卷入这场纠纷，都拖着孩子离开了。
她已不记得爹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他刚进屋坐下，迫不及待地接过杨贵刚泡好的水，吹几口气，又小心翼翼地喝一口，眼眶里烫出泪花，额头上也冒出细汗。他把破旧的皮大衣脱下，重又拿起杯子，一连喝了两杯。“大爹吃过饭了没？”杨贵在递去第三杯水时问道。爹摆摆手：“不用麻烦，煮碗面条就行了。”爹吃完面条，抹一抹嘴，重又焕发出精神，说话也比刚才更有底气：“你明天早上跟我回家。”她呆坐在杨贵身旁，顾不上去收拾碗筷，不回答“回”或者“不回”，甚至不敢直视爹质询的目光。爹一连问了好几遍都得不到回应，便不再管她，转而面向杨贵，开始了与他漫长的交谈。
在这场关乎自己命运的谈话中，她没插一句话，甚至没有仔细去听，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听天由命好了，”她后来这样想到。产生这样的想法后她感觉如释重负，于是她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仔细观察起爹和杨贵的脸，他们脸上的严肃与凝重让她忍不住想笑。为了掩饰笑容，她不得不转过头去。后来她又把目光移向他们两人的茶杯，看到里面的水喝快喝光了，慌忙拎起水壶去续上，壶里的水倒完了，又赶忙去厨房里把电热壶插上。
已过了11点，杨贵和爹的交谈空隙越来越长，直至最后无话可说，但她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杨贵和爹不停地抽烟，烟雾笼罩在屋里，把白炽灯的光芒遮得更加灰暗。狭小的屋里塞满了旧式的组合柜、电视、发黄的洗衣机、两张沙发和油漆剥落的八仙桌。桌子上随意摆放着结满茶垢的杯子、红的黄的白的捏成一团的塑料袋，闷热的空气里有一股细弱游丝的臭味。没有人再吭声，连苍蝇也压抑得翁翁乱撞。
“你明天早上跟我走。”爹在走进杨贵为他指引的房间之前再次命令道。她惊得不知所措，看来命运真的要把她和杨贵分开了，尽管她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好在爹没有等她回答，转身就把门关上了。
她和杨贵来到卧室，杨贵面色凝重：“你想好怎么办了吗？”“我不知道。”杨贵诧异地看着她，没再说话。“你想要我走吗？”她轻声问道。“既然这样，你明天早上去后山躲着吧。我当然不想你走，但如果你想走我也不会拦你。”
天还没有亮，她被杨贵穿衣服的动静吵醒。黑暗中传来杨贵的声音：“你想好了没有，走还是不走？”“不走。”她不耐烦地翻个身，把头捂进被子。“不走就赶紧起床，去后山上躲着。快点，不然我可帮不了你了。”这时她才清醒过来，才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才想起刚才杨贵问的“走还是不走”意味着什么。她为自己刚才回答时的漫不经心吃了一惊，随即想到她回答的是“不走”，这才松了口气。
她带着杨贵为她准备的饼干和水，来到几天前她们饭后散步时爬过的小山包上。临走前杨贵嘱咐她：“没收到我的消息千万不要回来。”她坐在山坡上，看着晨光中刚刚苏醒的村庄，以及远处迷雾中仍有些迷糊的城镇，心里有一种类似游击队等待日本鬼子走进埋伏圈时胜券在握的激动与快感。太阳从乳白色的天边缓缓升起，晕染得近处的云朵火红一片。“夕阳中的新娘”“彩虹似的梦”，她辍学前怎么也背不会的文章，突然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百无聊赖的等待中，她回想起辍学以来这一年多的日子。
记不清她是第几次考了年级倒数，班主任如丧考妣，盯着她的目光就像要把她撕得粉碎：“你到底想不想读了？你一天到底是在干些什么？你考出这种成绩你会不会害羞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一锅老鼠屎搅坏一锅汤？就因为你，我们班一次也没有评上优秀班级！考倒数一次两次我也不说你了，次次都是！是个人都会有羞耻心的吧？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应该为这个班级考虑！我还真想用尺子量量你的脸皮有多厚，耳朵有多长，”说着班主任拿起教学用大三角尺走到她跟前，认认真真地在她的耳朵上比划，班主任的脸上此时带着一种笑意，教室里也充满了哄笑。“也不长嘛，才六厘米，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班主任走回讲台，在转过身的一瞬间脸色又由开玩笑时的和蔼转向阴沉，声音也恢复了刚才的暴烈，让她感到两个耳膜都在鸣叫：“你要不想读趁早给我滚蛋！我们班这坐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爹，让他看看你读成什么鬼样，问问他到底还让不让你读了。”
不出所料，爹到学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着其他同学的面给了她一巴掌，随后掐着她的脖颈让她带他去见班主任。如同一个犯罪分子被押上警车，她在其他人好奇的目光里觉得自己实在是罪孽深重。听完班主任声色俱厉的控诉，爹气得咬牙切齿：“我辛辛苦苦地供你养你，你倒好，祖宗八代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到底想不想读了？嗯？”她羞愧地低着头，挤出一句虚弱的回答：“我不想读了。”爹也许还在酝酿新的责骂，听到她的话，一时惊得手足无措，语气也软了下来：“当真不想读了？”“不想。”爹和班主任都面面相觑，仿佛不知道如何收场。
就这样辍学了，除了有些舍不得平时常在一起玩的几个同学，并没有多难过。终于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离开因成绩差而一天接一天打扫卫生的惩罚，离开班主任和其他同学的嘲讽。让这些都见鬼去吧！
办完离校手续后爹请了班主任和几个科任老师吃饭，虽然起初都再三推辞，最后仍然悉数到场，并点了满满一桌子的菜。饭桌上爹不停地向各位老师赔礼道歉，还让她也挨个向老师们一直以来对她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班主任吃得红光满面，看来道歉与感谢的确起了作用。班主任开始夸赞她打扫卫生时多么勤奋多么认真，以至于一次分也没有扣过，夸她如何懂礼貌，不管被其他老师骂得多么厉害，下次见到时仍然笑脸相迎，“老师好”喊个不停。“她这种成绩要想考上高中的确有点困难，但说不定她对其他事很在行呢，天分这东西是要靠挖掘的，谁也说不清，”班主任把目光转她“以后你要是出息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师，我们虽然对你很严厉，但这也是为了你好，爱之深责之切嘛，你说是不是？”随后班主任又说起来班里的其他趣事，“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班主任笑得直抹泪，彼时彼刻，她真想把面前的苦菜汤扣到那张妆花了的脸上。
她的辍学让爹和妈之间发生了争吵。从她记事起，他们两人总是在吵架，要么是因为爹夜间串门回家得太晚，要么是因为妈炒菜时油放得太多，因为她和弟弟的吵架更是家常便饭。总之，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两人争吵的根由。虽然妈在争吵中很少能够胜出，但这种实力的差别并没有阻止这种争吵年复年月复月日复日的延续下来，这仿佛已成为他们二人生活中的调味剂。吵得最凶时也只不过是摔碎几只碗，或是爹狠狠扇妈几个耳光。尽管如此，第二天他们仍会相安无事地去地里干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次与她有关的争吵与往常别无二致，甚至没有吵到摔碗的地步。妈刚开始埋怨爹在这件事情上太不负责任：“你我这辈子都吃了没文化的亏，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条件读，现在国家政策好了义务教育了，你有什么理由不让她读？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好歹跟我商量一下，她又不是从哪条山沟沟里捡来的，你说不让她读就不让她读了，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爹黑着脸，恨不能连人带板凳一起跳到妈的脸上：“什么叫老子不让她读？你自己问问她到底是谁不想读；什么叫老子没良心，老子一天累死累活供着她，她读书读成什么样？到底是哪个狗日的没有良心？她那点成绩老子想想就脸红，你怎么会给我生出这种东西？就她这种鬼样子别说考大学了，就是考上技校就算烧高香了。天天在学校里面混日子有什么用，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还不如趁早滚回家，”爹说着转向她“你说，是不是我不让你读？嗯？”妈也把目光转向她，她点点头：“是我自己不想读了，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想读了。”“呵呵，打死你？你长能耐了是吧？你是不是以为老子不敢？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知道羞耻了，”爹又把目光转向妈，脸上充满嘲讽“你看看你把她惯成什么德性？屁本事没有，脾气倒越来越大了。”妈也掉转了矛头，仿佛意识到的确是自己把她给惯坏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争点气？你以为在家种地很容易吗？我们辛辛苦苦——”没等妈说完，她就起身离开了，一直躲在她的房间里，吃晚饭也没有出来。
像时针由“1”指向“2”一样自然，她昨天刚离开学校，第二天就头顶着烈日在红土地上忙碌。她最害怕的是面对同村人的询问，但事实证明是她自作多情。虽然大部分人都乐于观望别人的不幸，但她辍学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毕竟像她这样的孩子在这附近的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除了学习成绩顶尖的人，每个孩子都将面对这一境遇，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不读书啦？”“诶。”短促的一问一答间，这一事实就得到了村里人的接受，并且再也不会过问，如早晚饭时礼节性的问候一样稀松平常。
在土地里刨食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从包谷到洋芋，从锄头到钉耙，除了雨天，每天的时光都是在这样的单调和缓慢中消磨。没过几天她的手掌就磨砺得如锄头把一样光滑，傍晚收工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仿佛成了瘫软的稀泥，连揩出的鼻涕都夹杂着泥土的颗粒。凡此种种，她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很小的时候她就随爹妈一起上山，在村里人啧啧的赞叹中把小锄头挖得锵锵响，更不用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割草、背柴、喂猪等活计早已占据了她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她记得爹有一次说过，看她干活这个样子，简直就像是握锄头的命。如今，爹的夸赞一语成谶。而在劳作时她再也没有了往昔的光荣感与幸福感。每天醒来后与入睡前，她总感觉到深深的疲惫。于她而言，昨天与几天没有不同，今天与明天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她看到自己的余生就像一把皮尺无限延展，每一个刻度都是重复。祖祖辈辈的生活与生存都是这样——在泥土里爬，在泥土里弓腰虾背，最后在泥土里永生。每当想到自己的一辈子也将这样度过，无力感与绝望就像寒风一样将她紧紧包围。
某一天，爹这样问她：“怎么样，读书安逸还是种地安逸？你要是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她从爹的话中看到一种希望，这正是她所希冀的，但怀着一种赌气到底和绝不示弱的目的，她回答道：“都差不多，有什么好后悔的。”
在休息的间隙，她瘫坐在地上，看着山底下丝带般飘落的公路，看着公路上毫无目的般奔走的汽车，对远方的世界充满遐想。在这个村子里，很多人早已弃置了农具，背上背包走向遥远的城市。大多数家庭都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像她家这样夫妻两人双双窝在家里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家都混得挺不错，每当那些人回家，爹少不了叫过来一起喝酒吃饭，聊一聊外面的事与物。爹和妈也不止一次商议过要出去打工，但不知道因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动身。往年过年时，那些辍学在外的孩子回家，模样变得她都不敢打招呼，她们有的打了耳钉，有力染了头发，有的身上纹了奇奇怪怪的图案，除了这些微小差异，她们都穿着她不敢想也不敢穿的衣服，手里拿着砖块大小的手机。村里年长的人都说这些孩子伤风败俗，而她心里却有一种羡慕，但羡慕归羡慕，她从来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够过得像她们一样。现在她也辍了学，那种生活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前提是她要能够逃离出这片闭塞的土地。
她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紧张得心惊肉跳，她低着头，准备迎接爹扑面而来的谩骂。没想到爹非但没有反对，还跟她分析了出去打工的种种好处，比如在外面每月都有工资，不像在家里靠老天赏脸吃饭，再比如可以见见世面，不然以后嫁都嫁不掉，现在这个社会，谁会娶一个在土地里摸爬滚打的姑娘做媳妇呢。倒是妈表示反对，说外面那么复杂，她年纪那么小，谁会放心得下呢。当然，妈的反对没有任何作用，这个家的事没有一件是爹和妈商量的结果，从来都是爹一个人的独断专行。事情就这样顺顺利利地敲定了，她在高兴之余，竟有一丝失落。在此之前，她无数次幻想过这一天。不必说，每个场景都充满屈辱，她必将承受来自爹地种种不堪入耳的辱骂，甚至是一下接一下沉重的拳打脚踢。但哪怕是这样她也不会选择屈服，而是要拼了命的去抗争。她甚至幻想过她被爹打得住了院，在伤痛愈合以后她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从这个家里逃离出去。总之，她必定会走出这个村庄，看到前方华美的城市正向她投来温暖的怀抱，只不过这一切都必将经过她不屈不挠抗争才能够实现。每当想到这些场景，她都激动得久久无法入眠，为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仿佛这一切都是真实地发生过。然而，她的目的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实现了，和之前的所有想象都不一样，这让她心里的快感大打折扣。这是爹抛弃了她，而不是她逃脱爹的掌控，她仍是一只随时可以被摁死的蚂蚁。“多像一条狗啊，”她不无伤心地想到“说扔就扔。”
妈坚持要送她到镇上坐车，把辣酱、核桃等大包小包的东西放在她包里，她又把这些东西统统拿出来。她们一前一后走在空旷的山路上，把那些絮絮叨叨的叮嘱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她们两个人都沉默了，她觉得这样的时刻总该说点什么，可想来想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汽车发动时，妈对着她在的窗口说了也许是这辈子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慧，在城里呆不住了就回家。”她感到如生离死别一样伤感，鼻头一酸，匆匆看了一眼妈修长瘦削的身影没有作任何回应，把盈满泪水的脸转向左前方坐着的一对母女，小女孩四五的样子，坐在她母亲的大腿上悠然地吸着一罐牛奶。汽车开始匀速向前行驶，那母女二人的画面渐渐笼罩上一层雾气，直至最后她什么也看不见。
她一边咀嚼着饼干一边追忆往事，想到妈在镇上隔着车窗与她告别时的场景，突然感到那团迷雾跨越过时空来到眼前，她再也无法把饼干咽下去，咽喉仿若堵着一块石头，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她都已习惯了与妈的分别，而这个时刻却无比希望要见到她，跟她说话。刚到城里第一次给妈打电话时，“妈”刚喊出口，电话传来妈熟悉的声音，她就再也抑制不住哭的冲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妈的依恋渐渐变得平淡。虽然两人之间仍定期进行短暂的通话，但再也第一次时那种灼痛，通话的内容像她在流水线上的工作一样单调，问候过吃没吃过晚饭，身体好不好就算差不多结束，余下的就是没话找话。她经城里的亲戚介绍进了一家食品厂，在那里遇到了杨贵，并且很快跟他上了床。有了杨贵，她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有了家的温暖——更准确地说是母亲的温暖。他们每星期休假时都会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流与车流中搂搂抱抱，像鱼游进海里一样自由自在。等到再也找不到城里可以免费游玩的去处，他们便一整天呆在偏僻的宾馆里，不知疲倦地缠绵。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已习惯了城里的一切，除了永无休止的汽车噪音总吵得她无法安稳入眠。在城里的生活因她怀孕而告终，面对打胎的恐惧和高昂费用，她选择了跟杨贵一起回老家。离开前她们又把城里几个著名的景点逛了一遍，拍了数也数不清的照片，吃了好几顿花销过百的“大餐”，体验了一晚豪华的酒店。等到她们坐上回家的长途汽车，两人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尽管她们工作了四个月，且凭着老板的信任预支了一个月的工钱。
与杨贵的恋情以及这次私奔，她在电话里从未跟妈提起过，尽管她把妈当作除了杨贵以外唯一愿意向其吐露心声的人。她吃惊地发现，妈在她心目中位置早已被杨贵所取代。哪怕当她坐在异乡的山包上强烈地想念着她，她仍不愿意跟远道而来的爹一起回家。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她终于收到了杨贵的消息。她走进场院，看见爹正卷起裤腿坐在板凳上抽烟，杨贵和他爹则蹲在一旁拔一只老母鸡的毛。杨贵和爹说着话，气氛融洽得像是一家人。
第二天爹就走了。她把爹送到离杨贵家不远的石孔桥，然后呆呆地立在桥头，生怕再多走一步就会被爹带走。爹背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像来时一样迈着疲惫的步子。走出十几步远，忽然转过身来看着她，许久才吐出一句话：“小慧，跟我走嘛，你妈和你兄弟都想你了。”她已记不清爹有多长时间没有叫过她的小名，也记不清有多长时间爹没有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说话。在那一刻，她闪过一丝跟爹一起回家的念头，但她回过头看见远处杨贵的身影，又不知如何抉择。她就那样怔着，没有回答。爹便转过身，重又迈开步子，那匆忙的样子像是害怕她反悔了跟着他走。
她不知道在那几个小时中，杨贵和爹说了些什么，能让爹这样心甘情愿地把她留在这里。杨贵对此守口如瓶，只是说：“你以后就安安心心地跟我过日子吧，你不是害怕你爹吗，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她的确安安心心了，甚至在杨贵家草草地举办婚宴时，没有告诉她家里的任何人，她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反正不用忙着领结婚证，等到木已成舟再回去告知他们也不迟。只是后来她才意识到，自爹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起，她就再也回不去那个家了。她很久都没有接到妈的电话，起初她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害怕跟妈解释私奔又拒绝跟爹一起回家的事。婚不久后，日常的无聊冲淡了新婚的喜庆，一切都已步上正轨，她才想起应该给妈打个电话了。而那个电话却没有接通，并且再也没有接通过。
她以为是妈的手机丢了，或者换了新的号码，而绝不可能是因为她的叛逆行为而大失所望，乃至不想跟她说上哪怕一句话。直至两年后，在一次与杨贵的争吵中，杨贵那句愤怒的吼叫夹杂着酒气喷到她脸上：“你他妈的别太把自己当人了，要不是我给了你爹3000块钱，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像公主一样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像牲口一样被交易了，刚好是一头猪的价。
杨贵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供她依靠的人。尽管她为自己牲口般的命运感到痛心和愤恨，尽管她与杨贵之间的情感早已出现裂痕，但她已无路可走了，唯有下定决心去好好建设这个家。她这才把真正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一份子，开始关心这个家的收入与开支，谋划起这个家庭的未来。她一改自结婚以来的懒散，不仅主动包揽了大大小小的家务，还决定把一岁多一点的小杨交由杨贵的爹——现在她应该叫他公公——来管带，而自己则加入了去邻村的蔬菜大棚打工的行列。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家庭充满了朝气与和睦，杨贵在建筑队里虽然忙碌但收入不错，她在大棚里虽然工资不高但心里也充满了踏实，小杨也在爷爷的陪伴之下慢慢地长出牙齿、学会走路、学会说话。总之，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然而事与愿违，仅仅又过了两年，她便觉得与杨贵的感情走到了尽头，而建设这个家的信心也同时烟消云散。就这样，她再次选择了出走。她刚刚迈出第一步，还未坐上有去无回的长途汽车，但心里无比确信，她真的已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境地。事到如今，她只能孤注一掷地往前走。这个早晨，过往四年多的光阴在她的脑海中稍纵即逝，她感到一种天命难违的悲凉。
她到达通往村子的柏油路与通往昆明的公路的交会处时刚好七点半，十五分钟后，客运汽车将再此停靠。像溪流汇进小河，小河汇进大江，大江汇进湖海，她踏上这趟汽车，就再没有回头的路了，返回还是离开，两种选择将给她和小杨余下的一生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尽管兹事体大，她还是把对这个选择最后的考虑放在一边，背向村庄，面向公路，看着距此不远处的一家小卖部。在她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一年多里，这是她常常关顾的地方。那时她怀着小杨，几乎每天一次，她挺着日渐膨胀的肚子，悠哉游哉地从家逛到这儿，根据杨贵所给零钱的多寡，买上一点冰棍、糖、薯片、辣条等吃食，然后心满意足地又逛回家。正是在这来来去去的漫步中，她不仅与店里的老板娘结成了忘年交，而且差不多认识了这个村子里所有常年在家的人。出月子后，虽然光顾的频率有所减少，但这仍是她产后修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此她在村里留下了好吃懒做的名声，仅次于杨贵他爹，即她的公公——公公自从她未曾谋面的婆婆跑掉以后，就不再干活了。她是最后一个知道她在村里乃至附近几个村庄都懒名远扬的人，是在那次她得知自己3000块钱交易了的吵架中杨贵告诉她的。她羞愧得无地自容，那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小卖部，哪怕是偶尔路过都低着头。而现在，在永远地离开这儿之前，她很想去那里买点饼干垫垫肚子，却看到卷帘门紧紧地关闭着。
她想起自从嫁给杨贵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昆明了，去过离这儿最远的地方就是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而且也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次。
汽车载着她开始向前行驶时，她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她生育了小杨的村庄。再短短的几年里，这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如床板般平坦的柏油路；路两边棋盘一样四分五裂的秧田被统一承包，架起了大棚，种上了菜；村子背后种洋芋、种包谷、种麦子的山地，一部分为响应退耕还林的号召被种上了成片的核桃，另外一部分则被承包后种上了马卡、三七和雪莲果，只有很少一部分种着庄稼；而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土坯房被一座座推倒，两层到三层的砖房取而代之。在全面小康的春风吹拂下，整个村庄都陷入了百花齐放般的狂热，在外打工的人纷纷回家建造新居，村里每天都隆隆响着搅拌机的轰鸣。杨贵抓准时机加入村里的一个建筑小队，跟着搬砖、砌墙、贴瓷砖，狠狠地忙碌了两年，直到方圆几里的村庄里土坯房所剩无几，他们最终无房可建。事实上，随着各个村庄的建筑小队雨后春笋般冒出，搞建筑这一行的收入就开始大打折扣了。尽管如此，杨贵在这两年中还是赚了10万多块钱。加上建房补贴，再给亲戚借上几万，就足够盖上一栋两层半的砖房了。于是，公公辛苦了半辈子盖起来的小平房，仅仅存在了十多年，就被杨贵推倒了。
杨贵所在的建筑小队在在两年多的工作中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意外，这在所有建筑队中实属罕见。然而轮到盖杨贵家的房子时，这个记录却被打破了，杨贵的大婶在贴瓷砖时摔了下来，险些就没了命。虽然看在是亲戚的面上对方只要求赔5万，但抽走了这5万，浩浩荡荡的盖房计划就此搁置下来。
她透过车窗眺望村庄，仍可以看到栋栋华丽的楼房掩映中，杨贵建起的那半栋楼，第二层的钢筋在风吹日晒雨淋中早已歪斜，如她小时候游戏时随意插在地上的木棍。现在看来，那个半成品多像是她和杨贵的命运以及这个家庭的命运的绝妙隐喻。
杨贵的命运要从他爹说起，这是她从杨贵那里零零散散知道的。公公生于50年代末，赶上了饥饿的年岁。他吃过树皮，斗过地主，经历了由大集体到包产到户，最终在取消了农业税后荒废了农田，在山上放羊度日。他的前半辈子庸庸碌碌，直到40多岁时才娶到了一个后婚媳妇。尽管对杨贵母子关怀备至，但几十年下来，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除了那间空心砖石棉瓦房外，就是看不到头的贫困。他当初以无父无母的优势、憨厚老实的名声以及1000块钱的礼金娶下了比他小十余岁的杨贵他妈，然而在杨贵10岁时，那个他费了半辈子力气才娶来的媳妇却跟着一个走乡串镇卖猪饲料的四川人跑了。他卖光了所有的羊，拿着钱发誓要把媳妇找回来。然而在昆明下车后，看到茫茫的人海和连绵的高楼，他顿时选择了放弃。他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却怎么也想不清媳妇为什么会抛下他们父子二人跟着外乡人跑掉；而如今他已到了耳顺之年，却还是无法忍受别人在他面前提起他那跑掉的媳妇。他进入了后来她看到并习惯了的寡言少语的状态。他对独生子杨贵寄予厚望，然而却收到杨贵班主任的一次次警告，说杨贵在学校里坏事都干绝了，学习成绩不好不说，还抽烟喝酒打架谈恋爱，甚至在运动会时用学校发的营养餐票赌博，就差去嫖了。杨贵最后一次在学校里打架时用一把水果刀捅进了对方的肚子，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班上一个兄弟打饭时饭盒被对方碰掉了，而对方非但没有道歉，还叫嚣他们班的男生都是怂货。那是杨贵初中生涯的高光时刻，这场斗殴在未来几届的学生中都广为传颂，但他也因此开除了，并且赔了两万。公公为了筹措这笔钱再一次卖光了所有的羊，并且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放羊生涯。他再也没有理过杨贵，直到杨贵出去打工仅仅几个月就带回了她。对于差点就打了光棍的他来说，儿子那么年轻就娶上媳妇，实在是倍感欣慰，因此没等杨贵开口，他就把结婚所需要的钱借好了。等杨贵结完婚，他就像完成了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安安心心地步入了凡事不管不问、每天坐在板凳上消磨的老年生活。他现在唯一牵挂并常常念叨的是，他已经黄土埋到脖子了，却还没有一口像样点的棺材。
从她们结婚以后，这个家庭的担子就全部落在杨贵一个人身上。只是自从盖房子发生意外，那栋楼房半途而废后，杨贵像一匹奔跑了太久的马，累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建筑队解散了，杨贵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她曾建议他出去打工，但杨贵说：“我走了你们母子两个怎么办？”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又加入另外一个建筑小队，只不过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等到有人家盖房。
怀着一种异想天开的心理，他把赚钱的希望寄托在赌博上，最终深深地陷了进去。每个星期总有那么几天，杨贵放下饭碗便带着仅剩的一点钱——多则几十少则几百，径直往那些常在一起赌博的狐朋狗友家走去，任凭她怎么骂也不会回头。每次回家时已是深夜，渐渐地她能从他回家时的动静判断当晚的输赢。赢钱时他的脚步总是格外响亮，吹着口哨洗脸洗脚，甚至会刷一下牙。而另一种情况下，他不声不响地打开房门，溜进卧室，粗暴地将她从梦中推醒，在她身上发泄。尽管独自哄着小杨入睡时无数次在心里咒骂杨贵，发誓再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甚至盘算着撂下这个烂摊子远走高飞，但当汗水把他们赤裸的身体黏合在一起，那种愤怒又会迅速消失。她把头埋在杨贵胸口，止不住地抽泣。杨贵则用臂弯搂住她的脖颈，用粗糙的手掌轻拍她的后背，继而发出低沉的呜咽。“不要再赌了好不好？”“好。”“不行，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你发誓！”“我发誓，再赌我是狗娘养的。”她们平静地躺在床上，望着一团漆黑，直至听到屋外公鸡开始啼鸣。黑夜渐渐褪去，能隐约看到躺在她们中间的小杨恬静的面容。这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她们相信。
然而太阳照常升起，黑夜也照常降临。杨贵是狗娘养的，她也一样。他们都缺乏信守誓言的毅力。
一个又一个村庄在车窗外缓缓退去，她短暂地目击着沿途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生活。这家的院子有一个葡萄架，碧绿的树藤间点缀着洁白的纸套；这家的老人刚刚关上大门，背着齐头高的背篓蹒跚地往地里走；这家的院门前支起了烫猪毛的大铁锅，灰白的蒸汽中一群人正围着一头雪白壮硕的死猪忙碌；这家的围墙上竖着高高的竹竿，斑斓的大钱纸火在微风中摇曳......她坐在高高的后座上俯瞰着这一切，房屋、树木和行人都变得矮小。在她的一瞥之间，看不出人们的喜怒哀乐，每一帧画面都显得平淡。她感到无比熟悉无比亲切，却生出一种巨大的失落。同她过去的生活一样，这也是他们漫长的人生中再普通不过的一瞬。她过去生活其间，现在只是匆匆路过。她不知道在将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是否也有这样一个能够让她和小杨生活其中的院落。
她这么想着，胸口因汽油味和车厢摇晃所引发的恶心感越发强烈。她平时坐车去县城时总要提前一小时吃晕车药，而这次蓄谋已久却又临时起意的远行却偏偏忘了。世界在旋转，胃里的残留的食物在翻腾，冷汗从周身的毛孔渗出。像那次和杨贵一起坐过山车一样，她感到猛然离开大地时那种晕眩和乏力。她希望早点到达终点，然而车窗外仍是一望无际的山野和牛皮癣般错落的村庄。她怀念起坐在杨贵的摩托车后座上去赶集，屁股在马达的隆隆声中簌簌抖动，迎面扑来的气流凉爽怡人，隐约有一丝烈日暴晒中艾蒿的味道。那是记忆中与杨贵有关的接近幸福和温馨的画面，她多希望现在坐着的是那辆快要报废的摩托。
食道里开始涌上那种未消化完的食物和胃液混合的独特臭味，她感到那些黏糊的液体随时有可能喷薄而出。她环顾着车厢，人们大多都在沉睡，或者戴着耳机望着窗外发呆。她想请司机停车，却是怎么也说不出口。恰在这时，小杨突然哇哇大哭，在她膝盖上拼命挣扎。她强忍住胸口的不适，把小杨的头埋在胸口，轻轻拍着他的背部，轻声哄着。小杨的哭声仍未停止，她感到胸部有一股暖流，随即闻到呕吐物的味道。这味道让她食道里的防线也彻底崩溃。窗户不能打开，垃圾桶也没有，她顾不上小杨的哭泣，解开安全带，把小杨放在坐位上，跨过旁边刚刚惊醒的人走到过道上。一句“师傅停车麻烦停一下车，我想吐”还没说出口，那股液体却已先行一步涌到口腔。她快速向车门狂奔，同时强忍着咽下去，而吞咽所引起的却是更猛烈的喷发。身旁的人捂着鼻子给她递纸，整个车厢除了小杨的哭泣一片沉寂，她感到所有人仇恨的目光已将她戳成了刺猬。司机先开了口：“小姑娘你也不小了，不舒服是不是不会提前说？”随即整个车厢都开始窃窃私语，她满口说着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师傅要多少钱我赔。司机的口气更加暴怒：“你想怎么赔？你把整个车厢搞得臭烘烘的你怎么陪？你自己屙的屎自己揩干净就行。”司机说着把车停在路边，招呼乘客出去透气。
等到所有乘客都已下车，她哄乖了小杨，躲在角落换下脏衣服，并把脏衣服当做拖把收拾秽物。过了二十多分钟，气味基本消散，乘客们各就其位，汽车再次发动。车厢内沉寂下来，有的人继续沉睡，有的人继续发呆，仿佛刚刚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过。她呆呆看着窗外，未及涌出的泪水噗噗掉落。
她在偷偷的哭泣中慢慢睡去，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没有小杨，没有杨贵，没有爹和妈，也没有弟弟。她走在童年的村庄，从一条土路走到另一条土路，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坐山。她在傍晚的暮色中看到前面有一个宽阔的背影，感到熟悉却认不出是谁。她匆匆往前赶，那个背影也不回头地往前走，她们始终若即若离。随着霞光褪去，那个背影渐渐模糊。
她被周围的动静惊醒，看到人们都已解开安全带，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拥挤在过道里准备下车。她仿佛在家里的床上醒来，仍沉浸在睡梦里。直到看见窗外耸立的高楼，她才慢慢清醒，时间是正午，她到达了她逃离的终点。
她和小杨最后下车，临走前再次向司机道歉，并掏出100块钱给司机洗车。司机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伸手接钱。她把钱放到司机的座位上。
她狠狠呼吸了几口干燥的空气，环顾四方八方层层叠叠的楼房，以及更高处并不清澈的天空。车站的行人像赶集时一样拥挤。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而且她却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她跟着人流走向出站口，在那里混乱的人群有序排成一列长长的队伍。她看到前面的人都在包里摸索，随后掏出身份证。她渐渐排到队伍前端，看到出口处站着两个武警，他们接过身份证，在一个黑色的匣子上刷一下，然后才放行。
她拉着小杨走出队列，站在一旁看着放行后匆匆离去的人群。
她不知道现在来城里需要身份证。她都忘了她有身份证。
写于2021年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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