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学《论语》！
《论语》各篇、各章的编排，有一定的逻辑性，但也不是很科学的整体构建。比如，在《学而》篇前几章中，在讲述学习、修身、孝悌、交友等问题时，突然插进了第5章：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1.5）
这一章讲的是治国大原则，治国之策，在这里出现确实有点突兀。编辑者也许无意，也许有意为之。讲这个课的语境也没有记载，不知是对鲁国的执政者讲的，还是对学生们讲的。我们姑且学之。
当然，如果按照“扣其两端”而问焉的原则，根据《大学》的论述，这一章也可以看作是继修身（学而时习之等等）、齐家（孝悌者为人之本）之后，谈治国问题。
道，应当是“導”的误写或者减写，導（导）——道，即导，《说文》说，“导，引也”。这里是教导、领导、治理的意思。跟“道之以政”的意思有差别，后者是启发、开导、引导的意思。
乘，音shèng，兵车，以四马一车为一乘。古代称四为乘，一辆兵车配四马，因此也称为一乘。有的资料讲，古代一乘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按周制，天子能出兵车万乘，诸侯千乘，大夫百乘，于是古代又以“万乘”指天子，可以称皇帝或国君为“万乘之尊”，战国时大国也称“万乘”，如《孟子.公孙丑上》：“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千乘之国，即诸侯国。
因为万乘就是周天子了，因此，孔子主要是教导诸侯国的国君们或者他的学生们如何治理国家。下边就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或者措施。
一是敬事而信。敬，敬重、谨慎。事，政事，治理国家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事。信，诚信，做事要诚信，为政要取信于民。为政者，要敬畏国家之事且要取信于民，国家才能治理，社会才能安定。孔子说，对于治理国家之事，一定要以敬畏的态度去对待；其次，还要有诚信，要不老百姓怎么会相信你，怎么会拥护你？关于诚信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商鞅徙木立信”。秦国商鞅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就令人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赏10金。搬动一根木头如何须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50金。有人将信将疑地把木头搬到北门，就领到了50金。于是商鞅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
二是节用而爱人。节约用度，不奢侈，以爱护人民为念。用，用度、财用。爱人，即爱民、惠民。国家要以民为本，要爱之、养之，统治者不要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人民死活。
三是使民以时。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哪来国家？人民不稳定，国家怎么可能稳定？《尚书·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过去国家经常征发使用民力，用于工程建设、军事防卫等，特别是春秋时期，各诸侯相互征战，征发民力不顾农时，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古代以农业立国，人口也以农民为主，征发民力应当在农隙，不妨碍其农作，如果征发民力影响农业生产，就影响了国家生存的根本。不违农时，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进而保证国家政治稳定。这些道理，有的国君是不懂的。
三条治国原则，道理很易懂，但真要认识到并坚定地执行，对很多统治者来说，怕是一件难事。春秋战国时代如此，后世也是如此。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等到一个新的统一的王朝出现，而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统治者也许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执行之。
汉朝初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汉高祖刘邦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奖励农耕、桑蚕，减租减息，实行以农为先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实际上，这三条原则，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不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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