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3·21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大意】鲁哀公问宰我种什么树做社主。宰我回答说：“夏朝种松树，商朝种柏树，周朝种栗树。种栗树的意思是使民战栗。”孔子听到了，说：“已经做成的事就不要再说了，已成定局的事就不要再劝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
鲁哀公，是鲁国第二十五任国君，名蒋，是鲁定公的儿子，孔子晚年回鲁国时的在任国君。宰我，名予，字子我，孔门高徒。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1·2）孔子将教育分为四个专业：德行、语言（外交辞令）、政事、文学（文献知识），并分别列出四个专业中的十位高徒，后世称为“孔门十哲”。宰我名列其中，他与子贡一样能言善辩 ，属于言语科。孔子似乎不太喜欢宰我，《论语》里夫子骂得最多的弟子是子路，但那是疼爱地骂，其次就是宰我，对宰我的批评满含着失望和痛心。孔子喜欢“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宰我正相反。有一次宰我昼寝（5·9）。孔子气得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按理说大白天睡睡觉，学业上偷偷懒，夫子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孔子之所以生气，是恨宰我言行不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因为宰我的欺骗，孔子从此不敢轻信人言。还有一次宰我与孔子争辩，为父母服丧一年就够了，三年太久了，还摆出一大通令人难以辩驳的理由。最后，孔子问他，你为父母守丧一年，心能安吗？宰我说，安。孔子伤心地说，宰我不仁。（17·21）本章孔子也明显地流露出对宰我回答哀公的不满。
据《左传·哀公四年》载：“六月辛丑，亳社灾。”哀公四年六月，亳社发生了火灾。哀公问社于宰我应该就发生在火灾后。当时孔子仍在陈国，是后来才听说的，故写“子闻之”。社，土地神，祭土地神的庙也叫社。古时建邦立国都均要建社。鲁国有二社：周社和亳社。见于《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周社是周朝的国社。亳社是商朝之社。因鲁国封建于奄地，多商奄之民，而许其有商社，供商朝遗民祭神。周朝正是以文化共存的原则来统一天下。也有人说，武王灭商后，在各诸侯国均建有商社，以为亡国之戒。
亳社起了火灾，一定烧了社主。社主为何？《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壝，社坛旁的矮墙。在各国社坛旁建造矮墙，种树作为田主。田主，就是社主，主，指神所依附的树。古人认为，神喜欢凭依茂密的树木，故国社一定种大树。根据当地土质，选择适宜生长的树种。并以树的名称，来给社命名。譬如《庄子·人间世》说齐国有栎社，由此可知齐国的国社种的是栎树。
哀公问宰我，亳社该种什么树？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为何称夏朝为“夏后氏”，商朝、周朝则为“殷人”、“商人”呢？《白虎通》曰：“夏以揖让受禅为君，故褒之称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称氏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贬称为人。”夏朝的始祖禹是通过禅让得天下的，所以尊称之为“后”，“后”就是“君”，又因为从夏朝开始实行世袭制，又称其“氏”。而商朝、周朝是通过战争夺天下，所以贬称为“人”。又有一种说法“夏得禅授，是君与之，故称后也。殷、周从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故曰人也。”禹的帝位是由舜禅让而得，得之于君，所以称之为“后”。商朝、周朝是发动人民起义而得天下，得之于人民，故称之为“人”。可见古人在名物上大有讲究，往往一字之别，就蕴含着历史渊源和作者的价值判断。
宰我说：“夏朝种松，商朝种柏，周朝种栗。”这个回答没有错。可他又自作聪明地加一句“周朝之所以种栗树，是为了使百姓对国君害怕地发抖”。可见宰我只知三朝各种什么树，并不知为何种这种树。他到底是出自言语科，而不是文学科，只有一副巧舌利口，还喜欢不懂装懂，卖弄学识。相信如果是子夏、子游，就能引经据典作详实地解读。夏朝之所以种松树，是因夏居河东，河东适宜种松树。商朝之所以种柏树，是因殷居亳地，亳地适宜种柏树。而周朝居酆、镐，酆、镐适宜种栗树，各朝皆用其土地所适宜的树种，作为社主，这是顺天时地利而已，根本就不存在人为的政治喻意。
所以，孔子听说后，深为叹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没必要再去解说，若事情已成定局，也没必要再去规劝，已经过去的事，我就不再追究了。只是宰我啊，你当以此为戒，今后说话万不可如此轻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此信口开河，你知道会给国家和百姓造成怎样的危害吗？孔子推崇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王道政治，而宰我却建议国君施行“使民战栗”的暴君统治。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孔子耻之”给宰我定论。宰我后来做了齐国临菑的大夫，伙同陈成子一起叛乱，就是《论语·宪问》篇里提及的“陈成子弑简公”事件，孔子请哀公出兵讨之（14·22）。宰我在这起叛乱之初，就被陈成子灭了族。此事记载在《左传·哀公十四年》，《左传》中将宰我的名字写成“阚止”。孔子对宰我的警告，宰我一直没放在心上，仍是出言轻率，好与人争名夺利，故惹来杀身之祸。
此章古人另有一解，谓哀公与宰我的对答中有隐语。苏子由（苏辙）《古史》：“哀公将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于社，其托于‘社’者，有意于诛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隐答焉。曰‘使民战栗’，以诛告也。”哀公想除去三桓，而不敢明说，因此问社。暗示欲诛三家。宰我即知其意，亦以隐语答复哀公。“使民战栗”，就是回答可以诛。
孔子听说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成事不说”，三家专权已经两百多年了，哀公失政也已成定局，没必要再说了。哀公前两代国君鲁昭公、鲁定公都曾做过夺权的努力，结果昭公被三桓赶出了鲁国，定公则半途而废。孔子或间接或直接地参与了这两次政变。昭公出逃后，孔子也紧随其后来到了齐国，不愿为那僭主的朝廷服务。而定公“堕三都”完全是孔子提议的，孔子想抓住三桓家臣叛乱的机会，摧毁三家城邑。连拆了两家城墙，准备拆第三家时，计谋被识破。三桓开始冷落孔子，而定公被齐国女乐所收买，终日沉迷酒色，也弃孔子于不顾。所以，孔子对从三桓手中夺权毫不抱希望。一是三桓根基深厚，根本颠覆不了。二是鲁国国君无能，根本不值得信任。
“遂事不谏”，朱子注：“遂事，谓事虽未成而势不能已者。”哀公欲收回失去之权势，心意已定，虽如蜉蝣撼大树，无胜算之可能，但你没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也没必要去规劝他。果然在孔子逝世十一年后，哀公二十七年，鲁哀公想请越国来进攻鲁国，除去三桓。事未成，哀公逃亡到邾国，后又到越国，步了鲁昭公的后尘。
“既往不咎”，宰我对哀公之言，虽不恰当，然而已经说出，孔子就不追究了。
宋儒与钱穆父子多采后解，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考证，但符合当时的历史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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