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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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七岁的时候认识乔安娜。她说，我不喜欢叫乔安娜，我叫乔红，是我自己改的名字，语气里充满了自豪，是啊，自己能决定自己叫啥名字，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村里分五个大队，但就一个中心小学。她住在二大队，我住在五大队。

她说我爸爸是乔校长，妈妈是张老师。我张了张嘴巴，不知道怎样介绍自己的父母，只能吞咽一下口水。

村里的人分四类，一类是在小明矿上班的，村里人称矿上的，他们吃皇粮，每月准时开工资，虽然在村上没话语权，就是现在说的没有社会地位，但经济条件最好，在那个年代有钱就特别有优越感。

他们走在路上，能分辨出来，矿上的人裤子带着裤线，那是经常用大瓷缸盛了热水熨烫的结果。

另一类人是村干部及家属，是村里的老大。我们村的村长是韩老二，他家哥们六个，外号叫“韩六虎”。与他们沾亲带故的不下几十号人口，村里的重要决定都是他们说了算，比如，给谁家救济金，比如先赊给哪家化肥，他们在村里最吃香。

最多的是当地农民，普通不能再普通了。

我父母属于下放户，和知青是一类。知青是一个人，我们拖家带口的，村里人叫我们城里的。这些人自负又清高，农活不会干，经常被农民嘲笑眼高手低。当然，我父亲另当别论，因为他干啥像啥。

乔校长和张老师不属于任何一类，他们是特殊的，村里人叫他们文化人。特别受尊重。

乔校长人长得高高大大，做事很斯文，见到谁都客客气气的。张老师是全校唯一的音乐教师，也是全村唯一会弹钢琴的人。

平时，那架黑色的钢琴放在一个固定的教室，琴盖上铺着一块白色的乔其纱，纱罩又轻又柔，微风拂过，带褶皱的下摆缓缓地被吹开，随风飘动，空气里就弥漫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音符。这间教室很少用，只有文娱汇演前，张老师领着几个文艺骨干彩排才用。那些天，窗口总是挤着一堆小脑瓜，里面就有我。

平时，张老师给我们上课是背着一个手风琴。她头发微卷，刘海处自然地弯曲，不像村里人烫的那种鸡窝一样的头。抚琴弹唱的样子比年画里的人还漂亮。

村小学坐落在第三生产队的队部旁边，以前是土坯的围墙，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重新进行了修葺，土坯换成了红砖，校门口种了几棵榆树。放学后，张老师挽着乔校长的胳膊，一同回家，自然又得体，村里好事年轻人也曾试着像他们的样子走路，结果像演一出滑稽戏。村里人艳羡这一对，般配，村里上过初中的王世贵说他们是神仙眷侣。

可就有一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孩子。

后来，他们领回来一叫孩子就是乔安娜。

又一个新学期来了，乔校长拿着入学孩子的名单，与张老师闲聊，这个班有七个红八个艳呢，你看，王军红，刘小红……，刘淑艳，白艳，李丽艳……。乔安娜也是适龄儿童，她放下手里的玩具，拉着乔校长说，爸爸，我要和她们一样，我要改名，我也叫红。

大人们都知道乔安娜是乔校长要的孩子。乔校长的弟弟在沈阳，家里生了五个女儿，乔校长夫妇便把弟弟的四女儿过继来了，就是乔安娜。当时孩子已经三岁了，名字起得洋气，也顺口，反正是乔家的女儿，过继来也就没改名字。

张老师悄悄地和乔校长说，你弟弟的几个女儿安华，安琪，安杰，安心。安娜和她们排在一起，算咋回事。孩子要改就改吧。

好，那就乔红吧。乔校长在乔安娜的名字上划了一下，填上了乔红。

我就是李丽艳，和乔红同班。

乔红和我们不一样，胖胖的脸蛋白里透红，与我们缺乏营养菜色的脸反差巨大。

不仅如此，她的衣裤总是干干净净。夏天她穿着连衣裙，我们叫布拉吉，一跑起来，仙气飘飘，洋气得很，几个穿着蓝色或绿色卦子的女孩经常跟在乔红后面跑，她咯咯地笑，活脱脱一个洋娃娃。跟跑的女孩里就有我一个。

冬天，我们的棉袄袖头上都是鼻涕的痕迹，铮亮铮亮的。乔红和张老师一样上学的时候带着小花布的套袖，脏了随时洗干净。

我羡慕她的只是她的兜里经常揣着糖块，供销社里一角钱给十一块的那种，她的兜就像万宝箱，头一天吃完，第二天还能掏出来。偶尔，我禁不住诱惑，磨叽父母好几天，才允许用买食盐剩下的一分钱买一块糖。

当然，我们也参加文艺汇演，乔红扎着蝴蝶结领唱。我尽量站在后排，每次我都央求妈妈，膝盖上的补丁能不能补得小点。

当然，乔红的功课也是最好的。

（二）1979年知识青年返城，我随父母回到了沈阳。

再次遇到乔红是高二下学期。这个时候我已经听父母讲过乔红是要的孩子的事了。

我们在十一中校园的操场旁，我诧异地问她怎么会和我一个学校。

“是我父母认为农村的教学质量不行，怕我考不上大学，让我到沈阳的叔叔家住，叔叔给联系的，在这个学校借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学校呢？”

“你不是给高彬写过信吗，我俩都在县高中。”

乔红个子高了，模样没怎么变，还是胖胖的，但是皮肤黝黑，还是那么爱笑，我发现她笑起来龅牙突出。衣服和鞋子都是新的，但我觉得她与以前不一样，又找不出哪里有变化。

十一中是皇姑区的重点中学，学生大多是初中部整班端上来的，他们早就认识熟悉，每个班就几个普通学校考进来的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这样的学生在班级里属于边缘人，功课也跟不上节奏。

我给以前的同学写信，以排解心中的郁闷。大家都忙着高考，大多的信件都是石沉大海，高彬是为数不多的给我回信的人。

少男少女聊着聊着就有点别的意味。

五点半到六点是学生的晚餐时间，我和乔红经常在学校的操场相见，她从饭盒里拿出一张白面卷饼，我拿着一个面包。

我们聊村里的一些人和事，也聊高彬，彼此都找到了归属感，枯燥的日子有了些许慰籍。

一九八五年，沈阳的住房还是很紧张，乔红回“叔叔”家住，其实是她亲生父母家住，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大姐出嫁，刚刚腾出了点地方，乔红就回来了，几个姐妹非常排斥她的到来。亲生父母可能还是觉得亏欠自己的孩子，那时候考上大学是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几个姐姐是知道妹妹过继给伯伯的事，但女儿们都大了，难免各有想法，叔叔就一直做女儿们的工作。

最后，是乔校长决定每月给弟弟一百元钱，这个问题才解决的。一百元在八十年代是个大数。

我说，我爸爸一个月挣一百元养活全家六口呢。

乔红说，我爸每个月还给我10块钱零用。

高考我发挥失常，只考了个本市的大学。整个人蔫蔫的，无暇关注乔红考到了哪里。

再见乔红时，她已经结婚，对象是辽阳的，叫李胜利，小伙子在一个什么公司销售汽车，长的挺帅。

乔红说，我俩是财校同学。

乔红还是黑胖，穿了一件绿色的连衣裙，腰围里的肉肉被裙子的腰带勒得紧紧的，要逃脱一样。

她说，我在南湖那边的妇女儿童宫上班，做财务。

我说，挺好啊。

他们俩一脸幸福。

（三）几年后，我也结婚了，对象不是高彬。结婚那时正赶上乔红生小孩坐月子，她没过来，李胜利来了。与我的大学同学坐一起，他给大家发名片，很快就与他们熟络起来。

临走，李胜利和我说，我和乔红在滑翔买了一个单间，40多米，有客厅的那种。

我是和公婆住一间小套，南北屋。北屋只有七米，在靠墙朵的地方打了一张床，只有一米三宽，我怕掉在地上，靠墙在里面住。先生胖了以后，我只能侧身睡，要不躺不下。

高彬也结婚了，对象是做证券的，那几年证券市场火爆，他们狠狠地挣了一笔。

他偶尔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农村谁谁来了要不要见一面，他们是找他帮忙买火车票、联系住院手术一类。颇有些显摆的意味，我一概回绝。

二000年的时候，高彬来电话说，你得帮帮乔红，我说，咋了？

他说，李胜利要和她离婚，好像胜利外边有人了。

我说，乔红什么态度？

高彬说，她当然不想离。

问一下司法那边的朋友，一查，李胜利还真的到法院起诉和乔红离婚了。

特别巧的是，有一天我陪老爸在五院看病，就在医院走廊看到李胜利，他用轮椅推着一个老头，旁边一个女子帮忙拿着皮包，那女子高高瘦瘦的，扎一个丸子头。李胜利也看见了我，眼光马上避开了，我们谁都没说话。

我是婚姻无暇主义，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我拿起诺基亚手机给朋友打电话，给他驳回，给他驳回。

我以为事情了结了，没几天，乔红给我打电话，法院不给离婚，胜利也不回家，我把他父母都找来了，谁说也不好使。乔红的声音哽咽，我安慰她几句，我不敢告诉他我见过那个女的。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接触很多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如果是性格不合闹离婚的，看孩子份上，可能会维持下去，可一旦外边有人，就难回头。

后来，李胜利又起诉了，这次是乔校长给我打的电话，他和张老师已经退休，来沈阳帮乔红照顾孩子。这个忙我更得帮了。好在法院的朋友非常理解，他们说，劝和、不劝离，这是法官对离婚案件审理的原则。

李胜利第三次起诉离婚，正赶上他们的孩子高考。我直接打电话给李胜利，你还有点人性不？这时候起诉离婚，赶快撤诉去。胜利说，我不撤，让法院判驳得了。

我给乔红打电话，才知道李胜利一直住在那个女的家，挣钱也不交家里。乔红单位黄了，经济上都靠乔校长和张老师。

我劝说，胜利十多年不回家，不离也没什么意思。

乔红语气坚定，我就是不成全他。

离婚的标准是感情破裂，即使李胜利是过错方，用感情破裂来衡量也应该离婚的。

我把他俩的态度如实地告诉了法院的办案人员。

这次又被判驳。李胜利也不上诉，好像就走一个起诉的程序，他不关心结果如何，或许只是给那女子的一个交代。

听说他后来又起诉过。

我在街上看见过李胜利和那个女子，俨然一对夫妻模样。他们看见我，主动过来打招呼。李胜利介绍说：这是乔红的同学。

最近一次听到乔红的信息是高彬约我去看她。高彬说，乔红得了糖尿病，眼睛看不见了，就是下楼买菜都去不了，可怜她的父母啊，八十多了，本来是想养儿防老，结果到老了反而在照顾她。

这么多年我们不叫她乔红，私底下我们一直叫她的小名，娜娜。有时候，我就瞎想，她是否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她要是在原生家庭里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是想去看看她，讲讲过去的故事，我还特别想告诉她，我也是自己改的名字，我的原名也不叫李丽艳，我叫李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