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库曼的月亮

文/伊卷舒

[一]

看着一双双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那般渴望的光亮，我的耳边不停地响起《土库曼的月亮》这首歌，而且还是八十年代成方圆版的。曾经几时，我就是唱着这首《土库曼的月亮》，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逐着心中的梦想，从南方走到北方，从东方走到西方。

那些有着宝石一般美丽纯洁眼睛的, 是伊斯坦布尔各个大学的学生。他们秉承了东西方的长处，俊朗挺拔, 少年英发。他们每天都来旁听我们的国际会议。

学生们整齐地坐在前排, 还提出各类问题。我禁不住地想, 这些学生喜欢经济学吗? 可他们大多不是学经济的。他们是来学习英语吗? 要么就是来感受“外”字？ 体味一下自己和其他民族在言谈、举止、思考、见解上的差异。始料不及的是，学生们向我提的问题更多，东方的，西方的，专业的，也有个人的，像美国人对外国学生是否友好，外国学生如何能够申请上研究生院……

学生们年轻的心渴望着远方，他们浑身所有的器官都被调动起来，聆听，咽下，噘嚼，回味，他们恨不能把与会者当作载体，透过他们，奔向外面的世界，去观察，去体验，去收获，把全世界一口气吞进自己的胸中。

他们，多么像是曾经的我们。

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

[二]

很多年前，一个南方夏天的中午，太阳像是恣意地把千百万带着燃烧尖头的弓箭，射向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点着了水泥地，红砖墙，大屋檐。树梢没有风动，鸟儿也晕眩地哑了声。那一刻，南大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是成方圆的歌声：

啊，土库曼的月亮，多美丽，多明亮，

啊，纯洁可爱的月亮，对着你我歌唱

啊，纯洁可爱的月亮，对着你我歌唱

在夜雾中，在小路上，你把光明洒在我前方，

我要尽情地为你歌唱，要为你歌唱，

我要尽情地为你歌唱，要为你歌唱。

成方圆低淳的女中音在唱月亮，唱黑沉沉的夜幕下, 那一轮高悬的月亮，激情饱满地唱，直接地，重复地唱，歌颂月亮的“美丽，明亮，纯洁，可爱”。

成方圆颂扬的是月亮，而去引吭高歌的主角是“我”。

成方圆的歌声, 改变了这个夏日的中午，也掀翻了我心底所有认知的一切。

从我儿时记忆起, 每一天都是在《东方红》乐曲中开始的，各种乐器齐奏，激越，昂扬。那轮腾升的太阳，是万事万物的主宰。《红太阳照边疆》，也照到了《北京的金山上》，即使是没有一句歌词的小提琴协奏曲 《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火红的太阳也是闪耀在钢花四溅的炉台上，让人目炫得睁不开眼睛，灼烤得失去了呼吸。

每一首歌，每一支曲，经过高音喇叭千百倍地放大，回响，似一股旋风，掠过大地，不仅把一切都烙下了红色的印记，而且清楚地划定了人们的生存范围，行为准则。那些和红色不相吻合的色调，以及阳光无法触及的地方, 统统地被涤荡摈弃。

太阳下的花草岩石也有不甘落寂的，他们借着太阳的能量，又回应出自身的反光，在这种发光体与受光体的交互作用下，太阳光蔓延到无穷远，太阳亮强劲到无限大。

一个灼人的夏日中午，爸爸的一群学生冲进家里，搜查封资修的物件。家里只有公家发的几件家具，几架子书，爷爷和三个孩子。一个带白边眼镜的书生，一把撕开毛笔写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牛皮纸包书皮，大叫，“哇，Return of the Natives by Thomas Hardy。”他顿住了，“呃，我是说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还乡》。”当所有的怀疑吃惊的眼光快要把他划归一小撮的时候，他冲向书架，剥开另一本牛皮纸的包书皮，写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是罗伯特·勃朗宁的诗选。”他眼睛读的是英文，嘴里说出的是中文，一个音阶比一个音阶递增上去，“亵渎，反动……”最后像是一把断了三根弦的小提琴发出的尖叫“烧，烧，烧……”

一本本在通红的火焰中变黑变灰的书籍，让这位书生一点点地清白起来，他安全了，又站回到革命的队伍中。在争相的登场亮相中，他们完成了一场革命竞赛，而地上的片片狼藉，老人孩子惊恐的眼光，昔日老师从此的遭遇，也在自己的叫声中，全都毫无顾忌了。

多少年后，我在密大的导师萨兰特教授说，他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是从李小龙武打片来的，经典的李式吼叫——伊阿阿阿呜伊阿——让他觉得神奇。李小龙在他"伊阿阿阿呜伊阿"的同时，创造出永远无法超越的神话——空中连翻四圈，对手刹时倒地。我对他的回答是，在特定环境下，人完全能够做出一些，碍于人性道德或者能力所限, 无法企及的事情。他们喉咙里发出的非常人能及的吼叫，就是帮助他们脱离内有良知，外有肉身的状态，变成一排子弹，一股旋风。这位犹太裔的大牌教授告诉我，他收我当了关门弟子，是想知道那句话背后的故事。

[三]

爷爷目睹了这一切，始终沉默无语，不久，突发脑溢血，前后九天就离世了。太阳是如此的炎烤，人也如同水泥地上一汪浅水，蒸发了。大学的幼儿园辟出一半，收容父母被隔离的“孤儿”，妈妈用黑线在我们的衣裤上面, 缝上我们的名字，这是在那个人人只穿黑白灰三种颜色的年代，能够区别自己和别人东西的标志。三个孩子，两天时间，我们的名字被毫无商量地简化了，卷舒变成了一书，国庆成了口仄，圆圆则成了元兀。

清晨，我们这些七岁到十七岁的大孩子离开幼儿园，去上小学、中学、高中。在别的孩子戴着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袖标的地方，我们只有黑线绣上的名字，那些笔画不整的黑字，多像霍桑笔下挂在海丝特胸前的那个“红字”。区别在于，“红字”之于海斯特的耻辱，是对她自身行为的惩罚，而“红字”对于这些孩子, 却是血脉承传，与生俱来的。

下午，走过矮矮的门，窄窄的走廊，我们又回到幼儿园。小桌小椅让我们的腿脚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可我们又是安全的，不用担心被飞来的弹弓打着，也听不到同学的恶言恶语。

光线逝去，黑夜拢来，我们内心开始期待，昨天没有讲完的故事，昨天没有唱完的歌，昨天没有画完的画。明月高悬的晚上，书茵就开始朗读她从家里偷出来的那本英文书，《伊索寓言》，她先念一遍英文，再翻译成中文。我们把墙角的钢琴挪到窗边，借着月光，小焰照着一本发黄的五线谱集，弹着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天裳比我大三岁，成了我的画画老师，我们从小小的窗子望出去，借着月光，记住草地，大树，然后，学着在平面的纸上，画出立体的效果。

长大以后，从南京放假回家，火车上的邻座读着一本顾城诗集，我翻到那首只有一句话的诗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眼泪止不住地湿了书页。

[四]

我一直以为《土库曼的月亮》，就是《土耳其的月亮》，土库曼是土耳其更雅致、更浪漫的翻译。南园的高音喇叭, 每次这样介绍这首歌，“下面请听外国民歌《土库曼的月亮》”。对于那会儿的我来说，外国就是中国以外的国家，而“土耳其”是我知道的最接近“土库曼”的了。其实，能够说出土耳其这个名字，还是因为莫扎特的那首《土耳其进行曲》。等我知道土库曼是阿根廷北部的一个小省，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高音喇叭，在资讯匮乏单调的年代，就是我们得到全部信息的几乎唯一来源。那会儿，没有电视，没有广告牌，少量的收音机，校园里每天早中晚三次，准时准点，高音喇叭清晰地向听众广播新闻，消息，音乐，甚至校园活动通知。以高音喇叭，这种广而告知的方式，不仅给人们被计划好的信息，而且，让听众既没有其他选择，也无处逃避。高音喇叭就像一支硕大无比的指挥棒，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全都整齐划一了。

记得在南大的中美研究中心，南京人戏称的“中美合作所”，每年招收一半中国学生，一半美国学生。我们那年最后的晚宴之后，中国学生开始唱歌，从《我爱北京天安门》，《敖包相会》，到《我的祖国》。不管什么歌，一个人开头，全体一齐唱下去。我的美国室友Julia 吃惊地问，“你们都喜欢一样的歌吗？太不可思议了”。我告诉她，这些都是我们唯一会唱的歌，还没有想过喜欢还是不喜欢。

高音喇叭，这种大乐队的指挥棒的功效, 在伊斯坦布尔也能看见。蓝色清真寺的四周，耸立着好几个高音喇叭, 隔一阵子, 就传出绵长的咏经声，人们不管在哪里，也不管手上正在干什么，统统站起来，低下头去, 双手合十，开始默念可兰经。我从远处看去，整个伊斯坦布尔，仿佛刹那间, 变成一片冻土，唯一在空中流动的，是宛如烟雾般飘渺的教义经文。

[五]

成方圆的歌, 不仅赞美着月亮，还用第一人称“我”，当作行为的主语。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概念, 从我记事起, “我”就一直在宾语的位置上。即使“我”可以行为，也是《红星照我去战斗》，不会是主动的，由个人意志支配着, “去战斗”的。"我", 被定义的使命就是,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哪里需要, 就被安装在那里。

一遍遍地听, 一遍遍地唱这首《土库曼的月亮》, 一个大写的"我" , 在我的心里渐渐地苏醒了。我也要对着月亮歌唱, 因为她的"美丽", 她的"明亮"。

我先是阅读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很快就能流畅地说出萨特，尼采，叔本华这些拗口的外国名字。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我是点着床头的小灯，一夜读到天亮，再传给下一位同学。

在大礼堂举行的《西方绘画赏析》，场场爆满，达芬奇，莫奈，马提斯的一幅幅名作，即使是幻灯片，投射到电影屏幕上，也能看到每一幅画面上，那些浓厚的色彩，洒脱的笔触，以及无数的闪光亮点。却原来，西洋的油画是可以这般的恢宏，精致，直抵心灵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 是一本改变我一生的书，罗斯托的观点：富国今天走过的路，正是穷国明天要走的路，虽然让人振耳发聩，可是也有怀疑。没多久我们去无锡农村进行了为期月余的乡镇企业调查，让我又陷入了另一种彷惶，不禁问道：“难道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是乡镇式的小农工业吗？” 很快, 我就不满足于这种隔岸观火的间接，和盲人摸象的片面了。

我哼着《土库曼的月亮》，去考托福，考GRE，年轻的心向往着远方，渴望去经历一番风雨的锤炼，领略一份高处不胜寒的惊心动魄。大家见面，招呼语变成了：“咳，英文字典背到第几个字母啦？”似乎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是一块砖头，垒起一座天梯，让我们能够更加靠近，那一轮"土库曼的月亮"。

我们宿舍的四个女生, 总是在黄昏的雨中，骑着自行车, 从南大穿城去南航上GRE班。雨滴, 沿着黄色雨衣的折缝, 汇成细流，再飘落到地上。公共汽车驰过，掀起一排水浪，我们躲闪不及，浑身上下只有紧贴胸前的那叠GRE 的习题是干的。

我们班的才子小计, 听说我们四人都拿到了美国名校的录取和全奖，操着一口无锡官话，大脑袋来回晃悠地说：“乖赛，你们宿舍四个铝低(女的)，真邪头唉，都拿了全奖，一起跑掉了哎。”

[六]

来到美国的密大，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就有经济，数学二门摸底考试。我被系研究生主任戈登教授传去他的办公室，当他知道我本科念的是英国语言文学，一反平时儒雅内敛的常态，发出夸张的大笑，仿佛听见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玩笑。

“经济学在这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经济学的语言再也不仅仅是文字，而是数学，统计学的公式。我坚持认为，你没学过高等数学，也没学过多少经济学，所以，你没有充分的准备来念这个学位。”戈登湛蓝色的眼睛直视着我，认真地说。

“准备可以是多方面的，英文里不也有‘If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志者，事竟成) 的格言吗。请给我一学期的时间试试吧。”

“那好，让我们就看看这具体的统计经济和那抽象的理想意志的较量吧。”美国人生性直率，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幽他一默。

从经济系的大楼出来，我才发现身上的那件白棉衬衫已经被冷汗浸湿了。我茫然地走在密大宽阔优美的校园里，心里像是灌满了铅坨般的沉重。夏末的微风轻拂，学生们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看书聊天，那份神闲气定，更是凸显出我的孤寂和失落。

校园的钟楼

我去街角的发廊把那头长长的，带着天然大波浪的卷发给剪了，我已经没时间打理它了。看着乌黑的秀发，被一缕一缕地剪下，散落在洁白的地上，我霎地感到了壮士断腕一般的悲怅和蓄须明志那样的信念。

接着，我恶补数学，恶补统计，还要恶补经济学。每一次考试，每一分成绩，对我的含义就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定夺。人有时也可以缈小到汪洋中的一叶扁舟，狂风吹来，彻底颠翻，悄然地沉入了无底的深渊。而在孤苦无奈中，我唯一能左右的，就是上苍公平地分给每一个人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抓住每一分一秒，犹如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漂木。第一学期结束，当看到成绩单上印着三个A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着实地感到了新生。

[七]

第一个感恩节前，全系师生举行才艺表演，师兄冈萨雷斯来自阿根廷，他抱着吉他，用西班牙语弹唱，我听出了，正是这首《土库曼的月亮》的曲调。后来，在黑板上，他边哼边写下了西班牙语的歌词， 见我一脸的茫然，又写下了英文。

这是我从英文翻译出的中文歌词：

我向着月亮歌唱，不仅为了她的光芒，

只有她能懂得，我前面的旅途漫长。

土库曼的月亮啊，多像卡察人身背的小鼓，

伴随着牧羊的人儿，一同走在通往塔菲的路上。

在阿吉拉的旷野上，无论满怀希望还是失落惆怅，

我总能观赏那一轮婉月轻吻着甘蔗地的景象。

孤寂清冷的月亮啊，我们是多么的相似，

我会往前走，我要把歌唱，我也将因此而同样地闪光发亮。

（副歌）

我在固执痴迷中失去了方向，谁能告诉我路在何方。

可是，每当一轮明月升起，我要歌唱，我要歌唱，

我要倾心地歌唱，

啊，土库曼，我亲爱的故乡，我要为你歌唱，

为你纵情地歌唱。

冈萨雷斯还说了很多和歌曲有关的事情，“土库曼是阿根廷北部的一个小省，1816年7月9日, 阿根廷就是在这里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阿吉拉是一个有名的峡谷”，"土库曼是这首歌的作曲家 Atahualpa Yupanqui 的故乡……”

看着满满一黑板的歌词，我被震惊得呆立在那里。成方圆的《土库曼的月亮》, 那首曾经给我无穷幻想，无限动力的歌，却原来，也就是节选了一小段的歌词，糊弄了一把我们无知，而又期待的心。

冈萨雷斯摸起戳在墙角的吉他，低低地，像是说话一般地用西班牙语唱着，我也想学着用西语唱，可是没有什么感觉，用英文，怎么都不贴切，最后，还是用中文唱，还是原来的成方圆版。

音乐里, 那一缕忧伤和凄凉，恰似月亮的冷光, 随着吉他的声声弹拨，散漫在空气里。那份茫然失落，多像是幻想破灭以后的我自己。

我依旧唱这首歌, 眼前的影像却是变了，不再是一个月亮饱满，星空灿烂的夜晚，一个心怀激情的年轻人, 对着月亮昂扬地高声歌唱，表达他心中无限的向往。而是一个孤独的旅人, 走在月光洒满的小路上，他唯一的伙伴, 是自己忽长忽短的身影。带着茫然，忧伤，对故乡的怀念，他在发问: 脚下的路在何方？命运将把他带到哪里？

在这里，我也是同样的失落惆怅。没有了“橘黄色的校徽”的优越感，也没有“红校徽的”地位，没有了天之骄子的自信，也没有了名校的光环。托福满分的英语, 到这也不过小学四年级的水平。我一下子被排斥在生活主流之外，而且永远没有完全进入的可能。这才恍然大悟，我原来想着出国去发展自己，充实自己，是想在现有的基础上光大发扬，再也没有料到，这是一个莎翁笔下, “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 的问题, 是把一个人连根拔起，再种植于另一片土壤，一切从零开始的问题。

我渴望有一个高音喇叭, 给我指明前行的方向。我去问导师，我去问同学, 我甚至去带着尖顶的教堂。我环顾四周，硕大的校园里, 唯一远近响彻的声音，是钟楼上的巨型大钟。每隔半小时, 大钟敲响一次。那悠远的钟声，像是打在我心头的一记长鞭，让我感到急迫，感到压力，也感到鼓舞。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 我独自坐在屋前的长廊上, 一遍遍地问自己, 出国的初衷是什么? 真正想获得的是什么? 答案永远是, 我想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 并且, 见证一下这些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落到实处就是, 拿到博士学位, 在这边工作上一段时间。

心上的目标, 就是脚下的方向。尽管, 那是一条铺花的歧路, 也要坚定地走好每一步。放下多愁善感, 不再左顾右盼, 忘掉过去的成绩, 一切从头做起。

我就是这样一路风雨走过来, 有艰苦磨砺, 也有收获快乐。

[八]

这次的国际会议, 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形同手掌般的小半岛上, 旅馆一面墙宽的落地窗, 正对着博斯布鲁斯海峡。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从海面上升起, 银白色的月光, 长长短短的, 在波浪上跳跃不停。时差让人彻夜无眠，我望着头顶上的明月, 心底响起了《土库曼的月亮》，眼前闪现出无数画面。成方圆版的《土库曼的月亮》，把“我”从宾语变成了主语，一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人，再不是神，是宇宙的中心, 万物的主宰。而标准版的《土库曼的月亮》，就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有着独立思考，能够独立行走。

月亮饱满, 发出温馨的光芒, 径直地照在我身上, 仿佛无数轻柔的手臂, 把我包拢起来。我一时间恍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是，脑子里的一个念头特别清晰，那就是，今天晚上，我一定是世界上，那个距离月亮最近的人。

我没有去过阿根廷, 没有见过土库曼的月亮, 可我深信, 她和这轮土耳其的月亮, 一样的皎洁, 一样的亲切。

第二天上午，是我讲演的时间，土耳其的学生们依旧坐在第一排，依旧有很多提问。在土耳其学生清澈的眼睛里，我看到自己如同的大头贴般的影像。不知他们是否读出，在我浅表的光环下面，那深深的离乡别亲的忧愁。他们是否看到，在我直立的身子后边，那一串串踟蹰艰辛的脚印。

我犹豫着如何回答学生们的问题，是告诉他们生活将会展示的现实，还是让他们留下青春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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