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他说的这句话，到今天读来仍有诸多疑点。
第一个疑点，即是司马迁所读的《庄子》版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三篇文章是出自庄子之手，还是庄子后学的作品？
第二个疑点，在于“诋訿孔子之徒”这个举动，是否出自庄子本人？
第三个疑点，在于“明老子之术”这个行为是否成立？
以上三个疑点，如果要找出论证的资料来，着实汗牛充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庄子有别于其后学，关键在于人格的健康层级不同。
古往今来很多人的研究涉及到《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内七篇的标题本来都只有两个字，那些“游”“论”“主”（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等都是后人加的，内七篇并不是整部书的核心，司马迁所列举的篇章就是庄子本人写的；也有的观点认为外、杂篇有些篇章文笔极劣（就包括《渔父》《盗跖》），而只有内七篇水平最高，行文古奥，并且自成体系，所以内七篇必然是庄子所创。
这就涉及到“水平”这个问题，特别是“思想的高度”，如果没有达到健康的人格层次，是不可能写出惊世骇俗的奇文。而人之所以成为圣贤，也在于其极健康的人格。
《庄子·天下》一般认为是庄子后学的作品。这篇文章是诸子争鸣的品评会，列举了墨子，作者赞赏墨子的人格，但却不认可他的学说；列举了田骈、慎到（齐国稷下黄老学派），说这两个人“不知道”；列举至关尹、老聃，则只褒无贬地说“古之博大真人”，但是说完这话就紧接着搬出了庄周，而庄周的学说和前面所有人的学说又完全不一样。
不管《天下》是不是庄子本人所作，其作者一定深深明白一个事实：庄子及其学派的人是大赞老聃的，但是他们终究并不师承于老聃。
这样问题又来了，《庄子》内篇这些高水平的作品，似乎处处可见《老子》的影响，甚至有观点认为可以拿前者为后者作注。——当然，也不尽如此，还有的观点认为《老子》的水平实际上不及《庄子》。
为何这其中乱成一团，看起来如此错综复杂？如果非要有一个解释，即应该是：这其中包含7号杨朱学派对5号道家的学说改良。
“当健康状态下的第七型人朝向第五型发展时，他们会从内心之中和事物发生密切关系，借着经验的内化，经过整合的第七型人建立起了他们需要借以找到生活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的基础。……他们更加尊重每一件事物的统一性，理解了这个世界并不是只为个人的快乐而存在的，他们不再只是世界的消费者，而更是一个沉思者。……他们变得更加专业，能更加深刻地洞察现实，也允许现实洞察自己。……经过整合的第七型人只会比以前更具创造力，为世界贡献更多原创的东西。”
5号观察者的高层德行是“无执”，7号享乐主义者的高层德行是“清醒”，当7号处于健康状态下的时候，“无执”也同样成为7号的追求，而这两种高层德行的结合，诞生出《庄子》中汪洋恣意的文章。
比如说“无用之用”这个概念，在《逍遥游》《齐物论》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概念读来要么是“不明觉厉”，甚至要么“醍醐灌顶”。无论如何，“无用”和“用”被他统一起来了，超脱了快乐、消费，走向更为深明的洞察。而在《老子》中提及的相关概念，只是空间性质的“当其无，有某某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而已。
自此，不难明白庄子及其后学大赞老聃，却又不同于老聃的缘由。
而司马迁一句话造成的疑点，也可迎刃而解的：他所记载的庄子学派的活动，都不是健康状态下做出的，而是一般状态下的行为。7号杨朱学派在一般状态下呈现出1号儒家的倾向，但所做出的都是学说的改造；若达到健康状态，又和5号道家具备相同的追求，做出学说的改良。
因而，司马迁的这句话，未得庄学精要。他描述的可能是庄子后学在显学争斗之际的活动而已，否则，庄子怎么会非要拿老子和孔子争个高下呢？他自己的理论本来已经独具一格了！
7号享乐主义者，很可能是最容易达到“儒道合一”的人，他们能够理解1号儒家的学说，也能接受5号道家的学说。也难怪后人对庄子的解读有点分裂:有人理所当然说他是道家门徒，也有人头头是道说他是儒家门徒。其实未必，他就是他自己的门徒。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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