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我是你要找的康玉英，如今她已经死了，我叫作王威，很像一个男人的名字，但是那个叫王威的也死了，所以我既是康玉英，同时也是王威。你查过档案，知道我老家在北方，离开那个地方有多久了？十年还是二十年？如果从年纪推断，应该是整整二十年。我今年三十七岁，他们都叫我威姐，也有人叫我活菩萨，原因是这里价格公道，环境卫生，能讲价，能赊账，还不会弄出什么奇怪的脏病。我每天要洗一遍澡，有时两遍三遍，甚至更多。给你开门的时候，我正打算好好冲一下身子，这个季节，到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的。我真的很爱干净，如果能这样说下去，就从小时候开始吧，妈妈用来给我洗澡的是一只棕色木盆，大得难以置信，我总是把头沉进水底，让水流混着肥皂沫从鼻孔和口腔灌进来，这时候妈妈揪住我的小辫子，然后用力拍打后背，直到肚里那些不断打着旋的洗澡水倾泻而出。她很温柔地告诉我，把头埋到水下，人就会呛水死掉。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弟弟知道，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去山上放牧，那些羊，在地上啃来啃去的，最后停了下来，非常安静地嚼着青草。我模仿它们的样子，尝了一撮又嫩又软和的草，说实话，味道不好，像涂满羊粪的泥块。爸爸给了我一巴掌，刹那间我看见他怨恨的眼神，那是什么意思？后来弟弟告诉我，我们是人，人要吃饭，吃草的是牛和羊。吃草的是牛和羊，这句话我还记得，很多年了，我一直告诉自己，人是不能吃草的。奶奶说弟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每天要吃两个鸡蛋，多补充营养才会变得聪明，而我不是读书人，村里最听话最懂事的猪仔都比我聪明。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那里没有什么托儿所，直到八岁那年，镇上小学派了人来，他说你家的娃娃怎么没去上学？奶奶说你指的是男娃还是女娃？男娃才六岁，女娃是个憨包，让她念书不是浪费钱吗？他说这样不行，义务教育不允许出现漏网之鱼。奶奶就把我从菜园子喊出来，说，你从小就憨，东南西北分不清，一二三四认不全，这样能去念书吗？我点头如捣蒜，那位老师又跟奶奶讲了政策，说义务教育免除学费，让孩子念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最后我还是上了小学，那是我第一次到镇上，以前奶奶去赶集的时候都是弟弟陪着，他说镇上有好多泡泡糖，奶奶每次都会买一盒，我知道这是聪明人才能吃的东西，弟弟回村就偷偷塞给我几颗泡泡糖，味道很奇妙，比奶奶做的任何饭菜都要好吃。弟弟把糖扔进嘴里，很轻松就吹出一个圆滚滚的泡泡，但是我拼命咀嚼，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看见过那种花花绿绿的泡泡。开学那天奶奶送我到学校，最后走的时候，她说你有什么想要的？我说想吃泡泡糖，那种扔进嘴就能吹泡泡的糖。她说泡泡糖吃多了会堵肠子，你听老师的话吃饭，饿不死就行。我在学校的第一年，其实什么东西也没学到，期末考试两科零分，老师说傻子也不会像你这样笨，其实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傻子，如果不是妈妈告诉我不能把头埋进水下，我会在洗澡的时候淹死，如果不是弟弟告诉我人不能吃草，我会跟那些牛羊一样咀嚼秸秆。但是现在没人告诉我该怎样做了。那年冬天，爸爸妈妈攒够钱，把我带到县城看病，医生捣鼓半天什么也查不出来，最后去了市里，结论和奶奶认为的一样，我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傻子。严谨一点的说法是智力障碍，当然现在我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缺陷了，我跟你们说话，自以为有逻辑有条理，不会犯语法错误，不会让你们怀疑是一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这是因为我在适应世界，很缓慢的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医院当然也开了药，如果有钱，我还可以去念专门的学校，一边做智力训练，一边学习基础技能。但是家里已经拿不出更多钱了。还能怎么办？都是因为我们穷。那些药吃完以后，我觉得聪明了一点，但是考试依然是个痛苦而漫长，有时甚至毫无意义的过程，我什么都不理解，正如当初在路边咀嚼青草，我尝试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毫无疑问，这是我被当作傻子的原因。事实上我从来都是孤身一人，没有朋友，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对象，因此语言能力发展迟缓，很少说话，总是被当作一个笑料，就是随时随地任人取笑的那种。他们还给取了个外号叫老康，很多人故意跑来跟我打招呼，老康来啦，老康来啦，然后所有人轰地散开，边跑边喊，老康要抓人啦，老康要把你抓去睡觉。然后就是经久不息的笑声，男孩们互相嘲笑对方是“康家女婿”，仿佛在他们眼中，这个名叫“老康”的女孩是世界上最丑陋最恶心的怪物。说真的，能让他们开心，我感到很兴奋，如今我所做的不正是这样吗？他们付一点钱，从我这里得到了欢乐，按照时兴的说法，这应该叫做双赢。念到初中，奶奶不准我再上学了，家里的活很多，玉米地需要照料，羊群需要看管，奶奶老眼昏花，有些活路已经不适合再做了。谁又会拒绝让家里增添一个劳动力呢？爸爸妈妈外出做工的季节，我负责一块菜园子，主要种蚕豆，等到成熟就背上箩筐，跟奶奶去镇上摆摊售卖。其他时间，就把羊赶到山上，让它们饱餐一顿，日落时分再返回村庄。我最喜欢听头羊脖子上挂着那只铃铛的响声，尤其是躺在草地上，闭着眼，抚摸头羊冒热气的角，这时风以难以察觉的速度掠过，那只铃铛便叮叮咚咚地摇摆，这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应该是什么地方？是山的外面吗？为什么我仰望天空的时候，会看见蓝得发黑的穹顶浮现一群泡沫般雪白的山羊？终于我明白自己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铃铛奇异的声音，也没有人能看见飘浮在天上的羊群，我是傻瓜，谁会跟傻瓜一般见识？只有弟弟还会找我玩，我们搭车进城，有一次在马路上走丢了，那些车辆，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似的，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所有司机在避开我的时候，总会探头咒骂几声，等到整条马路沸腾起来，我才难以抑制地开始哭泣。这是永远无法忘记的噩梦。应该说整个世界于我而言就像一个噩梦。几年以后我的身体开始流血，每个月都有几天，裤裆里弥漫着一股血腥味。这情况持续到现在，我不明白其中原理，虽然很多人解释过，但是每次流血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困惑。显然，这是到了结婚的年纪。奶奶给我寻找的丈夫是个瘸腿老头，胡子都白了，走起路来像肮脏的鸭子。瘸老头家在邻村，跟他睡觉的第二天，这位老爷爷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我又回到家里，日复一日地牧羊。没过多久，那辆车就来了。很平常的一个黄昏，村里突然喧闹起来，我偷偷溜到外面，许多人围在村口，一辆面包车停在那里，两三个戴礼帽的男人正对着我们鞠躬。就是在这时我看见了王威。他摘下礼帽，一只鸽子飞了出来，然后是彩色的丝带和两只白兔，我们都没看过这样的戏法，有人率先抛了几枚硬币，接着所有人都往地上扔钱，王威的助手拿一块黑布盖住满地的硬币，片刻之后，那些闪闪发光的圆形钱币就消失不见了。我们都被魔术的神奇所折服。最后，王威从面包车抬出一张板床，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压轴节目。节目需要一位观众的配合，王威首先用锯子锯开这位幸运观众的身体，再把上下两截拼回来。没有人愿意冒风险，不知道是谁起哄：让老康试试！很快大家都欢快地齐声叫了起来，我被推到舞台中央，王威说你可以吗？害不害怕？大伙说，康家的傻姑娘连哭都学不会呢。于是我被王威捆在床板上，蒙着眼，只听见旁边越来越刺耳的电锯声，咔哒一下，我感觉床板被切割开，但是没有疼痛，身体猛然下坠，突然间整个世界好像都暗了下来，紧接着，舞台下爆发出激烈的惊呼声：康家傻姑娘被锯断了。这就是我在那时听见的。等到周围重归平静，我的身体被向上抬升，王威拿东西罩住床板，倒数几秒之后，他掀开罩子，我睁开眼，看见了一副完整的身体。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这副皮囊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肯定有一个瞬间，也许是布满机关的床板下坠时，也许是王威用电锯割开一层木板的时候，我死了，躺在这类似棺材的狭窄空间里，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他用带有磁性的嗓音说，小姑娘，你可以下去了。我问他刚才发生过什么，是不是电锯把我锯成了两半。台下所有观众都笑了，王威也笑了。他说这是一个魔术，在观众看来，有那么一瞬间，你的腰被锯断了，但这不是真的。随后，他摘下礼帽，人们欢呼、鼓掌，演出结束了。我站在舞台下面，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后来，我注意到他其实也在看着我，直到夜幕来临，王威和几个助手上了面包车，一溜烟出了村子。而我还站在那里，为黄昏时分倏忽而不真实的经历感到困惑。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站着，其他人解释说，因为她是个傻子嘛。然后他们各自散去，我又等了很久，通往山外的公路逐渐变得模糊，最后被夜晚的黑色稀释，王威和他的面包车没有再出现。晚上妈妈问我跑哪里去了，我说在村口看一场魔术表演。她的脸色很不好看。你已经不是到处乱跑的年纪了，她说。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煮饭，喂猪，给菜园子浇水。我说，可是我今年十七岁。她有点生气，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第一次很坚定地说，我想读书。但是说完就后悔了。她突然站起来，很激动地说，难道是我们不给你念书吗？这时候从奶奶的房间传来一阵喘气声，妈妈进去喂她喝药，我跑到外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是谁都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得糟糕透顶了。我又来到村口，蹲在一棵大梨树旁，远处什么也看不见，而我正期待着一辆面包车突破群山，将那些稀奇古怪的魔术带到这座村庄，哪怕只是暂时的，这也就够了。事实上，直到后半夜我才看见王威和他的面包车，他说小姑娘你好啊，咱们又见面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车停得很远，向村庄走来的路上，非常频繁地到处张望，仿佛在夜晚回到村庄是危机四伏的一种冒险。他问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我告诉他，因为早就知道魔术车还会出现。他把我抱起来，询问名字、年龄和住址，最后，我说能带着我离开吗，我想到外面去表演魔术。就是这时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说，你真是个傻姑娘。然后我就上了车。两个助手要送我礼物，一块味道很香的毛巾，我拿过来，王威笑着说，你闻闻看。我把毛巾凑到鼻孔边，那种香味在一瞬间迸发出来，好像一直钻进大脑，我感到困倦，王威却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傻姑娘快睡一觉吧，很快我们就要带你离开。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天我醒来，发现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在城市，但又不是想象中城市的模样，就是说，与梦中幻想的形象相去甚远。唯一确定的是所有建筑都以不能理解的高度让我产生恐惧。王威和那两个男人轮流开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公路上，外面是流逝的山脉和梯田，同时变幻着的还有城市，那些我既陌生又感到畏惧的城市。我们到过的地方，有些破败，有些业已没落，更多的地方是那时挣扎在贫穷边缘的村庄。我以为会跟着王威表演魔术，但是他总是把我关在车里，每到一座村庄，我都会见到不同的人。主要是男人。有一次，王威带我去见一个老头，跟那位瘸腿老爷爷一样，他也有点残疾，肩膀左边高右边低，脸歪着，穿很破旧的军大衣，头已经秃了，散落许多褐色斑块。王威说，两万块。老头不停抽着水烟，说，有点贵。我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王威对老头说，不贵，按市场价算便宜货。十七岁，脑子有问题，但是相貌端正，农村人，能帮忙干活。老头敲敲水烟筒，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先睡一晚看看。这时我知道，王威是把我卖给别人了，说到底他和我奶奶干的是一件事，什么魔术，其实都是骗人的障眼法。那天晚上我一句话也没说，老头脱衣服的时候，我已经关灯躺在床上了。我甚至连眼睛也不愿睁开。但是月光从外面洒进来，坦率地说，这使人感到寒冷，尤其是这样的时刻，我被衰老和腐朽的气息包裹，他的身体又干又硬，有一瞬间，我以为自己陷进无边无尽的沙坑。终于天亮了，王威登门来访，老头犹豫不决，最后说，这娃性子怪着哩，躺床上动也不动，瘆得慌。王威象征性收了点过夜费，然后把我领了回去，一路上我在想自己的模样，头发应该是乱蓬蓬的，皮肤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干净，主要是太黑，就仿佛刚在泥地里摔过跤，或者我与生俱来就是这副邋遢样，而实际上，我照过镜子，知道自己丑陋的原因在眼睛，是我的眼睛，太呆滞了。后来，我们还到过其他村庄，遇见瘸腿的男人，瞎眼的男人，像我一样智障的男人。我始终没被王威卖掉，有些人是因为没钱，有些则在过夜之后，像挑选牲畜一样指出很多毛病，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脑子不太正常。终于有一天，王威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如果找不到买家，就只能送你去做乞丐，打断腿脚，或者毒哑嗓子，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我哭了，但是没再说什么，最后他问，你想回家？我说，不是的。这次回答得异常坚决，仿佛早就知道回家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实际上，到任何地方如今都显得没有意义了。他说，你真是个傻姑娘。我说，本来就是。然后我跟他讲了很多难以理解的事物，有回忆，也有那时想到的困惑，当听说我曾经把草塞进嘴里的时候，他笑了，随即抚摸着我的脑袋，你真的什么都不懂吗？难道你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说，是的。他那时开着车，我们走在夜晚的公路上，离开最后一座村庄，途中在加油站停留几分钟，然后一刻不停地向南方驶去。他说，你一直在村里长大吗？我告诉他，小学毕业以后，直到十七岁，期间没有离开过村庄。他说再之前呢，是在县城上学，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说，在镇上念书。他问我觉得城市怎么样，就是乡村以外的任何地方，我们一路经过的那些有高楼和立交桥的区域，让人迷路、充满钢铁气息的昼夜通明之处。我说，从没有谁能带我到这种地方，城市既恐怖又让人向往。他说，傻姑娘，你要学会在城市活下去啊。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康玉英，你从今以后要做一名乞丐了，等着让他们敲断你的双腿吧。但是王威很快谈到在南方一座城市的生活，那里正在变得繁荣，越来越多的人从祖国大地涌向这座城市，男人们与妻子分别，光棍们挤在工厂嘈杂拥挤的宿舍，所有人都期待着快乐与幸福，但都陷入一种随时会窒息的境地，就是说，既看不到幸福的希望，又难以获得当下的快乐。换句话说，他们被困在城市耻于提及的伤疤里，被遗忘，被厌恶，被嬗变的时代所献祭了。我问，那是个什么地方？王威说，一个需要你的地方。很快我就在车里睡着了，王威的助手把车开得又快又稳，恍惚中我感到寒冷，身上这件衣服单薄得像纸，曾经连换一件新衣服，或者有人询问冷暖都是奢望，是幻想，如今蜷缩在这辆昼夜不停的魔术车上，王威却给我盖了条毯子。然后我们就到了那座南方城市。我看见了工厂。看见了摩天大楼。看见了堵塞的道路。看见了许多街区：有些明亮，有些破败，有些在夜晚的浓雾中显得不真实。最后钻进一条小巷，车停下来，眼前的建筑高三层，墙体斑驳，被漆成绿色和白色，窗户大都关着，蒙上窗帘，只在一楼有很昏暗的光。王威说，傻姑娘，咱们进去吧。我问他这是哪里。他说，睡觉的地方。我们已经太久没休息了。门是玻璃做的，走进去有个客厅，电视开着，彩色电视，屏幕比想象的要大，许多士兵正在打枪，噼里啪啦的声音，像过年时候鞭炮在耳边鸣响。王威给我介绍了那个躺在沙发上的男人。他名叫阿成，我不知道这是绰号，还是他本来的名字。王威说阿成负责管理这家旅店，这时阿成坐了起来，他又高又瘦，嘴里叼着烟，用很恭敬的态度向王威问好。我估计他们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当天夜里，就在我以为王威准备像以前那样，带我进入阿成的房间时，他用很奇怪的眼神盯着我，主要是我的眼睛。看得出他对我产生了兴趣，像那些干巴巴、软绵绵的老头一样，他也试图重复之前无数个夜晚的轮回。后来我才知道男人都是这个样。可是还能做什么呢？我只希望明天早一点醒来，早一点，再早一点。房间没灯，就算有，我也不会按下开关。王威说黑暗的环境更适合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意义，但是想不通。直到几年以后，有一次，我接待一位北方客人，他用很熟悉的方言骂道：丑娘们难看死了。那天我哭了，第一次知道自己无路可走，知道人生就是一场无穷无尽的噩梦。王威在我旁边睡着了，我很安静地爬下床，房间外面，旅馆的走廊上，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我突然想到从前在村子里也看见过这样的景象，说起来全世界的月光都是一个样：顽固，坚硬，使人心碎。几小时后，天亮了，王威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就是昨晚我们待过的屋子，二楼走廊尽头，他告诉我今后就住在这里，跟阿成好好合作，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满足客人。我说，对这个地方还不太熟悉。他摸摸我的头，叫我先住下来再说，什么也别想，主要是别想着回家。我说，永远不可能回去了。他说，那就让阿成带你出去，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然后就离开了旅馆，钻进那辆曾经载我离开村庄的面包车，副驾和后排都坐着人，我站在旅馆外面，问他准备上哪里去。他说，去找其他女孩。我说，你要把她们都带到这吗。他笑着说，卖去别的地方。我问他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会经常来的。王威离开以后阿成带我逛了逛，去很多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地方，玩了游乐场，玩了游戏机，喝了酒，跳过舞。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来旅馆的都是男人，我是说，像大多数庸碌而孤独的人一样，他们往往对快乐感到上瘾。住在这里的女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胖姐姐，一个黄发姐姐，两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胖姐姐名叫红姐，所有人都这样叫她，红姐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烫了发，圆脸，眼袋很重，脸上总是抹着厚厚的粉，使人想到一个业已衰老的女人正试图掩饰自己青春不再的皮肤（如今我感到越来越疲惫，显然是步了她的后尘），但实际上红姐不过三十岁出头，只是难以想象的劳累摧残了她的岁月。黄发姐姐名叫丽姐，偏瘦，总是在旅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抽烟，每次见面，丽姐就开始咳嗽，有时很剧烈，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似的。但是她们都有别的住所，就是说，只有我独自住在旅馆，那间蒙着厚重窗帘，窗户很难打开，到处飘荡腐烂和灰尘气味的房间。有一天晚上，我们都累了，送走客人，洗了澡，从阿成那里拿一点钱，红姐说，咱们去跳舞吧。我什么也不懂，跟在她俩后面，穿街串巷，到了一家正播放迪斯科舞曲的地下歌厅。夜里许多人疯狂扭动着身躯，同时红绿色灯光交替闪烁，一只灯球，异常巨大的那种，如今只能在怀旧影片才能见到，仿佛漂在舞池顶部，实际上被一根金属丝牵连着，以非常均匀的速度旋转。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映在灯球表面，变形严重，主要是脸被拉得很长，而鼓点节奏又加剧了这种异样，刹那间整个舞厅都有些不真实，仿佛是梦中才出现的奇怪场景。红姐和丽姐找到了舞伴，我没加入她们，站在舞池边缘，或者那时是坐着，就这样看她们随音乐跳动，同时想到了在村子里生活的时光，那里是棕色和蓝色的，如今在舞厅到处是粉色和其他难以名状的色彩，好像世界上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地方，一个荒芜得令人心痛，一个又时刻让人感到晕眩。而实际上，对我来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同的，一样难以理解，一样充满了厌倦和憎恶，区别只是我曾经在那里，如今却来到了这里。后来红姐把我拉进了舞池。我记得，她是个很善良的姐姐。王威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待在房间，哪儿也不想去。晚上通常要接待客人，两三个，或者五六个，这些循环往复的夜晚让我逐渐适应了自己的身体，但是在白天，我像困在鸟笼中的一只麻雀，肯定是受伤的麻雀，蜷缩着，颤抖着，仿佛随时随地会死掉。有些时候，红姐会来找我，我俩在房间里，对着一面镜子，红姐帮我化妆。按照她的说法，想要让自己变得漂亮，女人就必须学会化妆。我问她自己是不是很丑。她说，没人在乎这个。他们在意的是你的身体。但是我们必须让自己漂亮。有一次，我们瞒着阿成到外面玩了整整一天。我知道了烧烤摊，知道了商场，知道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于是白天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康玉英了，而是一个聪明又漂亮的城市女孩。那天晚上，就是在迪斯科舞厅的那个夜晚，我们跳舞，喝酒，说起各自最快乐和最痛苦的回忆，我讲到王威来到村子的那个下午，也许是傍晚，总之天色已经很不明亮，是橙色和青色的天空，带有一点梦境将尽时迷离的景象（云是扭曲的，形状类似正在消散的烟雾或者水纹，同时隐约传来牛羊漫步的铃铛声），我目送那辆车离开村庄，它开得很快，好像一刻也不愿停留似的，可是我知道它还会回来，正如我将要离开这里，去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我就是那时开始厌恶村庄的，看到了希望，希望噩梦快点结束，尽管知道这梦境已经永远没有结果了。红姐温柔地把我抱进怀里：这不是噩梦，一切都结束了，小妹妹。我很想哭泣，有一瞬间甚至就要痛快地哭出来，但只是在啜泣，无声的啜泣，仿佛置身幸福之中，哀悼过去的日子，为劫后余生感到庆幸和欢喜。我们在天亮前回到了旅馆。后来有一天，应该是很久以后，或许中间过了几年，就当我对日复一日的性交感到麻木时（多数客人粗暴，不懂得技巧，更缺少温柔），一个早晨，雨水连绵，王威出现在旅馆门外，我看见他时，几乎就要立刻叫出来。我们中间隔着一扇窗，窗纱使他的脸有些模糊，但总的来说，模样可辨，并且变化不大。他像一座雕塑似的站在门外，我觉得他有些手足无措，或者对这里发生的变化感到陌生，但实际上旅馆常住的房客寥寥无几，阿成和我，我们都是困在情色交易里的猎物，疲倦、麻木，没有谁会试图改变旅馆里的一切。起初王威没认出我，他来旅馆是找阿成，我下到一楼，前台有一部座机，我告诉他这个时间阿成通常在赌场，或者某处可以通宵打麻将的棋牌室，如果愿意的话，就请拨打这部座机。他说，谢谢你。但是很快就抬起头来，望着我，那一瞬间我的感觉是他老了，两鬓已经生出白发，满脸疲惫，与那个曾经穿梭在乡村的流浪魔术师（多么可笑的伪装啊！）相比，如今的王威显得衰弱、苍老，并且衣不得体，雨水打湿了他的整个上身。他说，你应该是康玉英，那个傻姑娘。我说，是的，我叫康玉英，但从来不是什么傻姑娘。他说，你变了，变得像一个职业的妓女。我说，别用这个称呼侮辱人，我已经不是任人哄骗的小姑娘了。他说，咱们有多久没见面了。我告诉他，可能很久，但归根结底只是稍纵即逝的一个瞬间，毕竟我们都已经被生活弄得有些错乱了。他说，但是我记得你住在二楼。我说，是的。那场雨还在下着，我把王威带进房间，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外面拥挤的街道，一辆垃圾车缓慢行驶在路中央，听见了雨声，垃圾车的音乐声（我记得是《世上只有妈妈好》），还有附近什么人大声说话的动静。王威用很轻柔的语气说，请把窗关上。我照做了，还把窗帘放下来，墨绿色的毛绒布，房间里顿时黯淡无光。通过一面镜子我注意到他好像正在哭泣，但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他在我床头柜上找到半瓶啤酒，然后仰头猛灌一口，随后便剧烈地喘着气，好像随时会猝然死掉。我告诉他，阿成对待我们的方式，除了克扣严厉以外，其实都很容易接受。他询问现在的价格，我说，市场价？他说，市场价。我说，这要看人的。年轻漂亮的女孩挣得多，又老又丑的就没什么赚头了。他问我在哪一档，是属于头牌之类，还是相对廉价的那种便宜货。我说，便宜货。然后就难以抑制地笑了，甚至不能分辨是笑，是哭，还是脸部突如其来的抽搐，总之在那一瞬间，如果能转身对着镜子，我会看到自己狰狞的面孔和没来得及卸掉的眼妆。好一阵子，我们谁都没再说话。在阿成回来之前，王威提出要和我做一次，这回他像那些干着体力活的农民工，精力充沛得像一条发情的狗。我趴在床上，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但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或者让这个世界继续运转下去，保持其美好和充满希望的一面，话说回来明天总归是有盼头的嘛。我就这样发着呆，仿佛正在等待，等待外面雨声平息下来，这个过程中唯一能告诉自己的是，我活着，目前还活着，时时刻刻还活着。但是雨没停，或许永远不会了，就这样湿漉漉地过下去，最后世界变成汪洋大海，我们都是即将灭绝的古代生物。王威做完以后穿好衣服，我慢一步，跟在他后面下了楼，阿成等在前台，我听他们讲话，其实没什么可说的，王威重新出现在旅馆，原因无非是心血来潮，想到在这座城市还有一个秘密据点，或者想到了那位替他管理妓女的老混混阿成。唯独不可能想到我。后来他们谈到人口贩卖的生意，我走出旅馆，点一根烟，望着正在沸腾的天空，想在雨中走走，但是积水太深了，并且浩瀚得令人沮丧，仿佛要将人困在原地，永远不得解脱。我站在旅馆屋檐下，一边抽烟，一边听雨落下来的声音，其中夹杂着王威和阿成的争吵，隐约还有辩解，有愤怒，有随时会哭泣的错觉。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等到王威出门，他告诉我要赶火车，时间快来不及了，必须马上出发。我问他这回去哪里。他说，去一个永远不会被找到的地方。我们握了手，像是第一次认识，他说应该拥抱的，但是我拒绝了。握手的时候说不清是谁出了汗，我俩的掌心都有点湿漉漉的，他说，一切安好。我说，祝那些被拐卖的女孩一切安好。然后他苦涩地笑了，转身消失在雨幕中，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离开了。后来我没再见过他，对他来说，不进入这个情色交易的圈子是好事。阿成死于艾滋病，时间是我三十岁生日那年；第二年死的是红姐，当时定性为谋杀，尸体在城郊一所废弃工厂被找到，下体撕裂，一根绳索要了她的命；之后去世的是丽姐和她的女伴（后者在别的地方接客，通常是盲人按摩馆，我们在酒吧见过几次），两人死在冬天，一间封闭的小屋子，没有暖气，但是烧着炭。值得一提的是，丽姐的胳膊到处都是针眼。有一天，我接到殡仪馆的电话，那时才知道他们的骨灰已经到了存放期限，但是谁也不能让他们入土为安。多年来我做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是洗澡，昼夜不停地清洗身体，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污秽之物尽快地脱离出去，二是打扫这座业已废弃的旅馆（除了急于寻欢的男人，谁会来到这里呢？），每天保持干燥，不让墙壁和床单发霉。至于价格，我还按照许多年以前的标准，你可以去外面打听，威姐的收费是最良心最亲民的，只服务于人民，挣不到什么钱。说到王威，有时候我以为自己就是王威，谁知道他有没有死掉，反正那个叫康玉英的傻姑娘已经死了，她既善良又愚蠢，而王威是个魔鬼，一个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魔鬼。可是谁说得清呢，如今所有客人都叫我威姐，说到底康玉英和王威都已经找不到了，而我还在这里，望着落日，望着破落的街道，思考世界难以理解的一面，同时塌腰翘臀，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撞击，无休无止。如果你要找王威，就去公安局查通缉令，只要有时间，总会找到他的，但是你找不到康玉英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女人精神错乱，曾经终日活在惴恐和困惑之中，认为世界是谜团，是一面看不见自己的镜子，如今她依旧愚笨，却活得清楚明白，比以前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就是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眼睛清澈透亮，肤白貌美，聪明伶俐。只是我依然会想到赶着羊群上山的那些午后，想到轻易吹出气泡的糖果，想到乡村遮天蔽日的沙尘，想到离开故乡的那个夜晚，想到在地下舞厅我们的影子被迪斯科灯球分解（那里光彩夺目，颜色不可名状），想到无数个深夜我在浴室一遍又一遍地冲洗身体，想到许多曾经存在后来又消失的人：他们和我一样，都被冷漠而森严的世界抛弃。但是现在，这些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因为我们都是寻人启事上一张灰暗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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