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雍，字仲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他列在孔子弟子的第4位，《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将其排在第10位，并记载说他是“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伯牛就是冉耕（伯牛）。
《论语》关于冉雍（仲弓）的记载有7章。
一、“思想政治系”的高材生
冉雍（仲弓）是“孔子学院”“思想政治系”的四个高材生之一，排在“德行”科第4名。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11·3）
二、南面之才
在《论语·雍也》第一章里，孔子认为冉雍（仲弓）有大才，“雍也可使南面”，可以当一把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论语·雍也》6·1）
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天子、诸侯和官员听政都是面向南面而坐。所以这里孔子是说可以让冉雍（仲弓）去从政做官治理国家。
三、要以德服人，不以嘴服人
孔子对冉雍（仲弓）欣赏有加，别人说冉雍（仲弓）的缺点，孔子予以正名。这实际上也表达了孔子的主张。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论语·公冶长》5·5）
佞（nìng），能言善辩，有口才。口给，给是足的意思，也就是话多，也即佞。
有人跟孔子聊天说：“冉雍这个人有仁德，但口才一般，不太善于讲话。”孔子说：“何必要能言善辩呢？靠伶牙利齿和人辩论，常常招致别人的讨厌。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仁，要好口才干什么啊？”
孔子认为，人只要有仁德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能言善辩，伶牙利齿。善说的人不一定有仁德，而有仁德者则不必有辩才。要以德服人，不以嘴服人。《论语·仲由（子路）》13·27中，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讷，就是少言的意思，跟佞相反。
四、大道至简，但也要简得恰到好处
鲁国有一个叫子桑伯子的人，亦称桑扈、桑户、子桑户，是个隐士，事迹不可考，与孔子大概是同时代人，但这个人为人不受礼法约束，简放轻脱。子桑伯子因看不惯当时的社会现象而隐处山乡鄙野，而且还喜欢裸露身体。冉雍（仲弓）认为他居心无敬，而有倨傲之心，表现为倨傲的行为，其实也就是心中无仁。孔子认为冉雍的这种认识是对的，子桑伯子这个人也不能算懂得“仁”。
仲弓问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简。”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太）简乎？”
子曰：“雍之言然。”
（《论语·雍也》6.2）
简，简要，不烦琐。居敬，为人为事严肃认真。行简，指行事简而不繁。临，面临、面对，此处有“治理”的意思。无乃，岂不是。大，同“太”。
冉雍（仲弓）请教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还可以吧，比较讲求简。”冉雍（仲弓）说：“居心恭敬严肃而行事简易，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以吗？如果自己居身简单随便，行为也简单随便，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这话你说得对。”
“简”的直接来源，大概当属《周易·系辞》，而《周易·系辞》则又是儒家作品。《周易·系辞》关于“简”的记载是：“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屈原在《九章·涉江》中说：“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接舆徉狂而自己剃去头发，桑扈愤世而不穿衣裳走路。忠臣不一定被任用，贤者也不一定受到举荐。屈原这是在拿这两个说自己。
汉代刘向所著《说苑·修文》篇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悦，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
孔子认为，子桑伯子本质还是可以的，就是“没文化”，如果好好教一教，应当可以做点事；子桑伯子也认为孔子本质是好的，就是太讲究礼节。一个讲究纯任天性，一个讲究繁文缛节，其区别立马可见。当然，《说苑·修文》记载未必可信，只当一则寓言好了。
《庄子·大宗师》记载，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是好朋友。“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事焉。”子贡看见孟子反、子琴张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返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问，这样“临尸而歌”，礼乎？这两个人说，你怎么会懂得礼的真正含义啊！端木赐（子贡）很不解，回来向孔子描述了他们的行为，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孔子答了一句：他们都是“游方之外者”，而我是“游方之内者”，“外内不相及”，我们和他们是两路人。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孔子和子桑伯子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子桑伯子并不是从政之人，和儒家不是一路人，因此，当冉雍（仲弓）向孔子请教时，孔子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可也，简。”但冉雍（仲弓）似乎从中悟出了为政之道，认为居敬而行简，可以用以治事政事；如果居简而行简，则有点是不负责任了。
“居敬行简”和“居简行简”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境界。“居敬行简” 的前提是对事要敬，要有敬畏心和责任心，做事时心中严肃认真而行动简约；“居简行简”是说心里只图简便，做事简易粗略。
冉雍（仲弓）认为，为官治民，同样是行事简约，居心恭敬严肃而行事简要是值得推崇的；但若是本身心不在焉，对事业和百姓就不用心，却又简单从事，则是不认真、不负责的表现，行事太过简单草率了。
大道至简，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居敬行简”也许才是它的本义。
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根据《史记》的记载，冉雍（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冉雍（仲弓）“生于不肖之父”。因此，家庭出身的贫贱，可能或多或少地给冉雍赞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孔子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论语·雍也》6.6）
有一天，也许是在课堂上，孔子有针对性但又不点名地说：“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犁牛，也就是耕牛。据说，在古代，祭祀用的牛必须是毛色纯正，牛角周正的，而且得单独饲养，即“骍且角”的牛。毛色不纯、牛角不正的牛，只能去耕田，所谓犁牛。周朝崇尚红色，因此，祭祀用的牛都是“骍”，即红色毛的牛。一般而言，“骍且角”的牛生下的小牛，长大后也会“骍且角”。这种现象，在人间世似乎也是存在的。
也有生在民间的，或者野生的牛，虽然出身并不好，但不妨碍它成长为一只好牛。这种牛，国家祭祀一般也不会用的。但是，如果有这种牛，且碰到合适的时机，也不是没有可能成为国家祭祀之用，至少可以用来祭祀山川。简单比喻之，就是也有可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因此，孔子在这里指导冉雍（仲弓）说，也不必为出身自卑，只要真正有才能，即使进不了国君的视野，也总会有人识得你，也总会派上用场。
孔子虽然极力维护周朝的等级秩序，但并不反对通过各种途径网络人才去维护这种秩序。孔子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等级秩序的解放。自孔子以来，平民子弟得以接受教育，得以从政，甚至实现阶级的翻身。后世的举孝廉、科举等制度，也可以看作孔子这一思想的延续。
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冉雍（仲弓）曾向孔子请教怎样做才是仁。
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12·2）
孔子指出了四条注意事项：
第一，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要庄重、大气。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都要认真严肃。
第二，管理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要认真严肃，要尊重人民。
第三，自己不愿意做的，不要强加于别人。
第四，如果为在朝廷为官，能够做到没人怨恨自己；如果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任职，也没人怨恨自己。
邦和家是两个概念。邦是诸侯统治的国，家是卿大夫统治的封地。敏，聪敏；事，从事，照着去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中共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是端木赐（子贡）问仁（《论语·卫灵公》15·24）。
七、如何当好人家的大总管
冉雍（仲弓）曾经任季氏宰，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如何治理一个卿大夫之家。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
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论语·子路》13·2）
有司是指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有时也指部门负责人。在季氏这样的大家族里，家里的事务很多，会有一些小的部门在具体负责。
针对冉雍（仲弓）的请教，孔子讲了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首先是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你作为一个“宰”，要统揽全局，让他们各自发挥作用。
第二，作为上司，对于下属的小错，只要不造成较严重的后果，就可以尽量不予追究。
第三，要善于选拔贤才来任职。基本原则是选拔你所知道的。你只有认识、了解这个人，才能了解他的才能，才能知道是不是可以用、怎么使用。至于你不认识的人，你就不知道他是否有才能、是否可用，就不能随意任用。当然，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也会任用。只要是人才，一般是不会被埋没的。
冉雍（仲弓）又问：“怎样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
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
孔子提出的三条要求，即使在现在，仍然不失其积极意义。
一个在上位的人，首先应当自身正直，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谁敢不正”，这也同我们现在要求的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作用，以上率下。
其次，在孔子看来，公务员队伍中的人有一些小的过错，也不必矫枉过正，有些小错误，扯扯袖子、咬咬耳朵，提个醒，打个招呼，以后注意也就是了。
对于选拔人才，可以实行“举贤不避亲”的政策。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是否是贤人，你只有认识他才能知道，你不认识他、不了解他，又何谈任用他。至于你不认识的那些有才能的人，就让那些认识他们的人去举荐、任用好了。所谓“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是人才，终归是不会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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