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住他的手，两人并排往地铁站走去。想起十多年前也是这样两人一起走路，可那时我们都故意走得远些，即使有了那样的关系后，也只是偶尔碰触彼此的手。
那时候一个年轻女学生和老师走在一起，实在太过显眼。现在我们都不年轻了。我猜他可能想带我去华东政法学院，那是我们在上海唯一一起去过的母校以外的地方。
我以为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在我心里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李炎的影子。而他的记忆里，应该只有那所学校和学校附近的点心店。不，还有一个地方——婆婆家，和顾林林争吵的那天晚上，是他把我从那里带了出来。
路边的大花紫薇开得正茂——真是独占芳菲当夏景。李炎说要去的地方不远，步行半小说即可到。我低估了七月白天烈日下步行的难度。中途想要打车，李炎皱了皱眉头，露出我熟悉又厌恶的痛苦表情。
“马上就到了。”他指了指路口，又说，“还有两条马路。”
我点点头，心想至少该买点水喝。
李炎实在是太节省了。简直有些病态。是的，他使用的手机现在早就没人使用；他穿的衣服和裤子只要不破恐怕不会更换；他从来不在外面吃饭，不，他也从没有给我买过礼物；他的家——他曾经住的教师公寓，除了两只红色的热水瓶，没有任何色彩；即使两人一起吃饭他也不会多添一道菜。大学老师的收入不该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难道他有什么心理问题？这个想法在我脑中渐渐成形。杨主任说的职业敏感度，此刻终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在一家养老院门口停了下来。我诧异地问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李炎说带我见一个人。
养老院走廊很短，楼也不高，每层都配有电梯。浅橘色的墙刷得干干静静，打开电梯门时，两个老人对坐在一盘象棋亮边，不管不顾自己占着楼道，影响别人走路。路过的老人似乎也没觉得两人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他们相处得很平静，几乎算得上冷漠。
四人一间的房子有一个小客厅，客厅里有电视和一张圆桌。圆桌上摆着四只不同颜色的水杯。白色桌椅保持着本来的颜色，一个个立在浅灰色地毯上。
穿过客厅是一间窗帘隔开的卧室。两个老太太坐在床边，一个在念经，一个就那么坐着，什么也不做。
老人就是这样，仅仅是坐着，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像静止不动的灌木。
李炎带着我一直走到窗台边。我一眼便认出了半躺在床上的顾阿仙。
“婆婆。”我叫了一声，和叫外婆的语气没有不同。
“是方侑来啦。”
她的眼睛看起来不太好，眼角粘着黄色的粘液。也许是白内障或者糖尿病造成的。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你怎么知道是我？”
婆婆咯咯咯笑了起来，好像真的有什么好笑的事发生。李炎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我却不想让他离开半步。
我感到害怕。想到毕业时扔进垃圾桶里蓝色连衣裙，扔掉之后还在上面倒了很多六级模拟试卷。又把不再使用的蚊帐塞了进去。
原本和婆婆是很亲密的，后来却变成了某种讨好，害怕对方不开心而变得讨好对方。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讨好一个又穷又可怜的老太太。也许就是因为她穷，因为她可怜，我才不敢远离她，好像和她在一起自己就是个乐于助人，善良可爱的女孩。
这才是我的本意不是吗？
一个虚伪的好人。妈妈说得不错，我连家都不要回，却去照顾一个宿舍楼的阿姨，也不怕人家女儿觉得你惦记老太太什么东西。
“方侑啊。”婆婆抓着我的手又叫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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