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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树丰起身，漆黑笔挺的西装和洁白的桌布摩挲出沙沙声，包厢内明黄的灯光撞上闫树丰高挺的鼻梁，在嘴唇附近留下几星黑影，像一撮黑色的胡子。闫树丰爽朗大笑，举起酒杯，“谢谢大家看得起我，来捧这个同学聚会的场。”老唐和老赵也是西装着身，站起身举着酒杯向着闫树丰，我和其他同学没有站起来，只是举起酒杯，对着闫树丰。“干杯！”闫树丰说。“干杯！”“干杯！”。
我还是来了这场同学聚会。我们是高中同学，在一所小县城里的高中，大家彼此相伴了三年，高考过后各奔东西，各自经历。闫树丰那时候一件衣服两代人穿，一把破吉他就是他的命根子，老唐读了四年大学，进了大厂，老赵外出经商，发了横财，其他人则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很出彩的人生履历。
包厢气派宽敞，饭桌上吊着一盏硕大的悬挂式琉璃灯，房间四角都悬着一圈又一圈的风铃灯，包厢内明亮微黄，宛如白日。只来了不到一半人。班上大概分三种人，第一种身处他方，太远没办法过来；第二种出于各种原因，并不愿意参加这场同学聚会；第三种是对这个班级仍旧留有热爱，不辞劳苦也要来聚一聚。来参加聚会的大部分是第三种人，除了我，我是第二种。
我最后还是来了，因为邀请我的人是闫树丰。
闫树丰其实算是外地人。闫树丰的父母从北边南下，到了这个城市，生下了闫树丰，所以闫树丰才和我们一起读书。那段时间闫树丰一直是穷苦的象征，洗得泛白的衣裤和鞋子，书包里只有一只圆珠笔和几本书，改作业的红笔总是向我借。闫树丰其实聪明，只是不大愿意读书，他的心思都放在那把破吉他上。吉他是他父亲带来的。闫树丰说，自他有记忆以来，父亲从来没有弹过琴，这把琴是他十四岁时在衣柜顶上找到的，琴弦锈迹斑斑，像一条条吸过水的灰尘线，仿佛拨一下就要分散，吉他板没有半点光泽，有几处仿佛就要裂开了。闫树丰说，他听见琴弦拨动的声音那一刻就爱上了音乐，就像许多年前他的父亲爱上母亲一样。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有了我自己的吉他，我的父母都不懂吉他，可是他们觉得我以后肯定会走出去，总需要有点才艺，斟酌再三，给我买了一把吉他。我也喜欢吉他，可是从初三的那一次主动表演遭到嘲笑以后，我便只是一个人偷偷地玩吉他，没有给父母表演，也不曾向其他人说过。闫树丰是高中时候第一个知道并且希望我在大家面前演奏的人。闫树丰和我在高二的时候在班上一起演奏了一首《水手》，闫树丰主唱兼伴奏，我负责主音吉他。闫树丰说两个人一起唱，但是我推脱了。“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闫树丰清澈而中气的声音像一艘硬朗的航船一样在无边的苍茫大海上漂行，大家鼓掌，掌声像是温和的狂风。
闫树丰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正当我思索我的梦想的时候，闫树丰说，我以后要组建乐队，要名声赫赫，要站在舞台上尽情演奏，要让台下所有的观众都为我欢呼。我惊讶于他如此丰富大胆的理想，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里，他竟然能让自己的理想踏上音乐的航船。闫树丰没有追问我的梦想，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想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我那时候的理想是游历世界各地，了解各地的文化，品尝各地的美食，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我要让我的灵魂溶解于大千世界，而非这个小县城。我问闫树丰，那如果你没办法实现你的梦想呢？闫树丰说，如果一个人活着，连自己的梦想都没有信心去追求，那这个人还不如死了算了。我问，是不是太极端了。他说，一点也不极端，这就是我的底线。
闫树丰在高考完后就忽然消失不见。他家的房子一连四五天他家的房门都是紧紧关上的。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想和闫树丰倾吐我的苦闷，所以我推开了那扇门。木制的小门咿呀作响，屋内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有一天闫树丰会走，只是没想到走得这么匆忙，家具也好棉被也罢，什么都没有带走，没有行李箱，没有告别仪式，就这样忽然不见，像是微风拂过芦苇丛一样。屋内也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带走的东西，什么东西都破破烂烂的，墙壁仍旧是木墙，屋檐上有一根粗壮的圆木做椽，大家的房子都翻新了，这种建筑形式已经被淘汰了，只是在这里仍有留存。被子缝缝补补，薄得仿若砂纸。我在橱柜上找到了闫树丰的吉他。吉他换过了琴弦，但是还是已经锈了六成。我拨了拨弦，吉他发出厚重的低音，吉他板还没有坏掉，闫树丰已经把琴弦调松了。我偷偷把这把琴拿回去了，因为我预感闫树丰再也不会回来了。事实也的确如此，闫树丰再也没有来过这个曾经的破旧的家。
我坚决地填了外省的大学，后来调剂到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我的大学四年过得也很拮据，就好像当年的闫树丰。我总是想起闫树丰，因为理想。我不知道闫树丰有没有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但是我知道的是，我的确在实践自己的理想，我已经踏出了第一步，只是理想太残酷了。
在我25岁的时候，闫树丰在一个逼仄脏乱的小房间里找到我，他说，李泽，你要不要加入我的乐队。
那个晚上，闫树丰带着我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吧。闫树丰盯着酒杯里的酒说，他当年悄无声息地离开是因为他爸妈接到他爷爷去世的消息，他爸叛逆一生，但是还是二话不说，也没有过问闫树丰的意见，就举家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乡。
闫树丰到这个家的时候，发现和从前那个家一样破旧，到家的时候爷爷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爷爷至死也没能看见闫父最后一眼，但还是把在村里建的三套房子留给了闫树丰的父亲。他们举行完简单的葬礼，就打算不顾奶奶的千般劝求，带着奶奶一起回原来的小县城去。但是正要走时，就接到了拆迁的消息，他们便听从了奶奶的请求，留在了这里。奶奶年事已高，也不能立即习惯一个新的环境。闫树丰忽然间从一个贫穷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孩子。闫父给闫树丰买了一把新吉他，他们居住得也更加豪华。闫树丰说，父亲把吉他递给他的时候，脸色犹豫，手在空中停留了一刻，最后还是将这把吉他递给了他。
闫树丰没有考上大学，闫父让他去读大专。闫树丰在这段时间里面学习乐理，购买各种乐器，参加别人的乐队，去校园里、大街上演奏。闫树丰说自己想去别的地方发展，但是唯独这一点，闫父坚决反对。
闫树丰说，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了那里，但是我没有止步，我有在好好学习乐理知识，了解不同的乐器，认识不同的乐友，李泽，我觉得那时候我虽然没能迈出父亲的拘束，但是我仍旧在我的理想路上前行。
闫树丰问我，你那段时间也在践行自己的理想吗？我说，或许在吧。
在闫树丰埋头学习乐理的那段时间里，我读完了我四年的大学，没有立即回去，而是选择用余下的钱买了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票，带着行李去了另一个城市。我在那个城市找工作。起初我的眼光很尖，希望找到一个薪资高并且轻松的活，也的确找到了，但是我并不合格。我在那个城市没有工作地待了两个月，身上的钱几乎全部用光了，最后去了一家我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就删掉的工厂打工。一天工作十个小时，机械性的工作，薪资很低，但是聊胜于无。我的住所从原来的市中心出租房慢慢变小，然后变偏。最后变成闫树丰找到我的这个逼仄脏乱的小房子。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没有足以支撑我外出游历的存款。我的理想已经被贱踏过了，不是谁都能有闫树丰那么幸运的。我的理想变质，早已不再是游历四方，而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地好好活着。我坚持工作，或许也算是重新走在理想的路上。
我第一眼看见闫树丰的时候，他穿着一身新衣服，干净的灰衬衫配上黑裤黑鞋，仿佛就是我如今理想的样子。我心里嫉妒得要命。我仿佛就是从前那个闫树丰，但是我已经没有他那么不切实际的梦想了。
闫树丰开了一家琴行，叫大树琴行，闫树丰组建的乐队叫大树乐队。闫树丰是乐队的贝斯手，我是乐队的主音吉他，架子鼓和主唱都是闫树丰在闫父身边找到的好朋友。打架子鼓的人叫郑铖，是个身板瘦弱但浑身散发出力量感的男生，主唱兼伴奏吉他手是庾如云，一个打扮精致的女生，同时也是闫树丰的女友。乐队的词曲都由他们几个负责，我其实只是借由这个身份得以融入乐队，得以进入大树琴行。闫树丰其实没必要用他的积蓄去开大树琴行的。我在这里负责当吉他老师，外出表演的时间里我负责教一部分想要学习吉他的学生，闫树丰给我发的工资比我原本工作的工资高很多。我知道闫树丰是在帮我。闫树丰的理由是，现在大树乐队知名度不高，琐碎的事情需要花很多钱，所以就开这家大树琴行，以此来抵消这些费用。
闫树丰会带着我们去当地的大学里面演奏。我们会演奏别人的歌曲，当然也会在其中夹杂自己制作的曲子。闫树丰作曲，郑铖作词。有韵味，但不足。我在这所大学遇见了我的女朋友顾莉儿，于是我的理想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体面地生活，或许也能说又变样了，变成了和顾莉儿一起好好生活。
我知道大树乐队里有矛盾。我们的确有在表演，有在作词曲，也有观众愿意为我们欢呼，可是大家都明白，名声赫赫离现实实在是太远太远，并不是每一个能够演奏草东的歌曲的乐队都能像草东没有派对一样有名。我大抵从加入乐队的那一刻，就没有信心实现闫树丰的理想。在几个月的相处之中，我才发现郑铖和庾如云也不过是闫树丰航船里的两艘并不入海的小船罢了。
那是大树乐队聚会第一次吵架。酒过三巡闫树丰又一如既往地谈起他的理想，然后大大咧咧地提了一嘴，说郑铖的词缺点味道，不适和他的曲风。这种话语当然不是第一遍，但是这次郑铖用阴阳怪气的语气说，“你的曲子也做得不怎么样。”大抵是喝得有些醉了，闫树丰身体前移，一双大手纠起郑铖的领口。郑铖也没有示弱，倒有点运筹帷幄的感觉，说，“你的破理想也和你的曲子一样烂。”闫树丰没忍住，双颊赤红，当即用力推了郑铖一把，郑铖瘦弱的身体往后移，砸在酒吧柜台上，空酒杯叮叮当当地响，郑铖双手宽张，稳稳定在柜台上。我放下酒杯，赶忙上去制住闫树丰。 “我的理想烂不烂可不是你说了算！”闫树丰怒声说道，随即看向庾如云，“阿云，你说。” 庾如云把酒杯拿在手上，身体往后靠，身体曲线完美贴合沙发，红唇落在杯壁上，轻轻仰头喝了一口酒，静静地看着两人争执。闫树丰大抵是懂了什么，用力把我推开，独自走出了酒吧。我停在原地很久，后来才去外面找闫树丰，但是没能找到他。
郑铖把庾如云偷走了，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缘故，我们都不知道。闫树丰说，当初是庾如云追他，那时候庾如云也懂音乐，也喜欢乐队，也一直相信我的理想是远大而可能的。闫树丰这一走后，就一直没有回到大树琴行。郑铖和庾如云两人取出琴行公款里的三分之二，而后一走了之。大家走后，大树琴行的日常经营已经无法正常维持了，我教完的我学生剩下的课程后，就不再招收新的学生了。我用剩下的存款去打理琴行，打扫卫生，保养屋里的乐器。我问顾莉儿，你们大学里面还有乐队演出吗？顾莉儿偏过额头思索，说，我有时候经过音乐餐厅，还是能听见里面的哄闹声，应该是有乐队演出的。我紧紧抱住顾莉儿，害怕有人把她也偷走。
我一直守着大树琴行。我那时候也并不相信大树乐队能够像闫树丰说的那样声名远扬，我不在闫树丰那侧，而是在郑铖那侧。闫树丰离开的时候，我没有立即追上去，因为我害怕他盯住我的眼睛问我，“李泽，你也觉得我的理想是荒谬的吗？”我无法回答他。我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抱有同种性质理想的人了。闫树丰大抵再也不会回大树琴行了，但是我还是固执地守着大树琴行。
大家都坐下吃饭，鹅黄色的灯光把声音压在饭桌上，窃窃私语声和碗筷声撞在一起。“这十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大起大落，也见识过了很多人，但是真正让我怀念的，还是那时候和大家一起读书的苦日子。”闫树丰站起来，举起酒杯，“我真的希望能够最后看见你们一面，尽管时过境迁，但是至少给我片刻回到过去的感觉也好，这一杯，敬过往！”我们举起酒杯，一口下肚。老唐站起身，又敬一杯，“这一杯，敬当下。”老赵站起身，又敬一杯，“这一杯，敬未来。”
闫树丰大抵又喝醉了。散场时，大家三五成群离开了，闫树丰送走老唐和老赵后，独自离开酒店。我叫住他，“闫树丰，你有在实践你的理想吗？”闫树丰回头，眼袋下沉，眼神迷离，喉结稍微动了动，但是没说话，嘴角稍微往上翘了翘，而后又掉下来，像是伊卡洛斯，飞出去，而后翅膀融化，又掉下来。我一路狂奔回家，拿起那把锈得不成样子的破琴，一路往理胜大桥跑去。我知道闫树丰一定回来这里。
闫树丰趴在桥上，望着湖面思索。我走到闫树丰身边，闫树丰回过头来看我，他说，李泽，我没有信心去实现我的理想了，我从很早就隐隐觉得我的理想是荒谬的，我坚持不下去了。
“你还记得这把琴吗，闫树丰，它和你的理想一样破破烂烂。”我抓住琴颈，像拿剑一样指着闫树丰，“大树琴行我一直在帮你守着，你的理想破烂，但是无论一个人的理想多么荒谬，他都有理由、有资格去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们都是普通人，你一个人坚持不住，我可以扶着你，我们都是蚍蜉粟米，但是都可以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我把那把琴递给闫树丰。琴弦锈得发黑，但是琴板还没损坏，闫树丰一拨动琴弦，世界就爱上了这低迷的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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