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辩与和会并重
或问当今儒学该驳辩还是和会。东海曰，驳辩与和会并重。钱穆先生说：
“学术之有和会与驳辨，亦各因其时而然也。当战国衰世，儒学初兴，我势未立，我道未尊，则孟荀之驳辨尚矣。析之有以极其细，剖之有以尽其精，凡其说之苟有异于我者，无不昌辨而力斥之。凡我说之所以卓立而见尊，则职此之由也。”（《中国近代儒学趋势》）
目前正是儒学来复而势未立道未尊之时。钱穆先生又说：
“抑学术之事，能立然后能行，有我而后有同。否则，不立何行？无我何同？苟非孟荀之强立，亦无以来秦汉之广负。而今日者，在我则至愚至弱，至乱至困，既昧昧然不信我之犹有可以自立之地，而失心强颜以游神与群强众富之列，曰：“我将为和会而融通焉，我将为兼举而并包焉。”甘受和，白受采，先既无以为之受，更何期乎黼黻文章之观，酸咸五味之调乎？故凡苟有异于我者，必辨之晰而争之明，斯所以尊我使有立也。凡苟有同于我者，必会其通而和其趣，斯所以大我使有行也。而今日之我，求其能尊而有立也犹亟。大心深识之君子，其将有体于斯文。”（同上）
今日儒家依然是“求其能尊而有立也犹亟”，非大破大立不可。东海的立，就是建立和彰明仁本主义五观；破则是依据此五观，对于各种歪理邪说包括马学展开严厉批判。驳辩侧重于破，与立相反而相成。
驳辩亦无碍于和会。我的和会，是对于古今中西各种良性、正义的文化体系，进行如理如实的判教，既批评其偏颇谬误，也肯定其正确之处，驳辩中有和会，和会中有驳辩，两者同步进行。
我的和会，是肯定其它文化体系的正确处，并非将它们的思想吸取、消化、整合到儒家来。例如对于自由主义，我肯定其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价值观有一定普适性，但不会将它们引进儒家来，变成自由主义儒家。儒家五常道的真理性普适性远远高于自由主义五个价值观。对于民主制度，我主张在未来儒宪礼制中借鉴吸收其精华，但不会照搬，新礼制的制度品质远远高于民主。
对于儒家来说，文明层面的从善如流和文化层面的辨精析微允执厥中，并行不悖。详见《儒学贵精贵纯不贵杂》201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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