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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的时候，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打开车门，走下车，黑色的皮鞋方一踩在地上，黄色的土顷刻间就覆了一层。我弯腰背上包，原地跺了两下脚，眼前的小院还是那个小院，看上去没有变化。
“姥姥——”我一边喊着，一边越过木门往院里面走。
“姥姥——姥爷——”院里头空荡荡没有人，东面的墙边堆着几捆干柴，墙边是几块被姥姥辟出的菜地，小小一片，种着些葱和小青菜，那地都干裂开了，菜也萎蔫着，瞧着瘦骨伶仃的可怜。我伸着脑袋左右寻望，堂屋边上整齐地立着几把锄头和木锨，绿色的塑料门帘一半搭挂着，一半垂落，屋里也没人。
“欸——”隔着一段距离，姥姥的声音从西边的小厨房里传出来，显得闷不隆隆的。声音落下，她瘦小的身子缓慢地从低矮的门帘后探了出来。
“来了——”姥姥低着头应着，跨过厨屋的门槛，银白的头发，佝偻的背，蓝色的薄袄，黑红格子的花布围裙一点一点被屋外的光照亮。她抬起头看见我，沾着水的双手在围裙上蹭了蹭，都蹭在了中间那只印花的泰迪小熊上，姥姥笑眯了眼，说：
“回来了，吃了没呢？”
“路上吃过了，回来也快。”
姥姥皱了眉，说：“路上哪能吃好！我正做着馒头呢，一会儿跟着再吃点！”
我只能连连应好。“对了，”我问姥姥：“我妈和我姥爷呢，怎么不在家？”
“他们在你二姥爷那儿呢。”
在二姥爷那儿……也对。“二姥爷的事儿都办完了？”我轻声问。
“办完了，前儿个就办完了，埋南地了。”姥姥的语气少见的缓了下来。
我感受到一阵叹息，好像是我发出来的，又好像不是，一口气儿似的绕在耳边，轻不可闻。林间的落叶哗哗作响，连成片的树，连成片的风声，直往屋外的那片小河荡去，一瞬间细浪翻起，波纹漪漪，只留还给身后一片静寂。风来了，但总会走，这让人常感到怅然若失。此时已是深冬，太阳每每一过了晌午就凉下来了，悬在天上散着白晃晃的光。南地，我回想着，有水有树，临坡傍河，埋在那里也挺好的。二姥爷生前就在那儿耕了一辈子地，放了一辈子羊。
姥爷和妈妈没一会儿就回来了，他们是去收拾二姥爷生前的衣物，晚些时候要拿去地里烧掉。这是村子里的葬俗，家里有人去世，要用火把亡者的东西“捎”过去，以免他们到了那边没有物件使。我说吃完饭下午跟他们一起。
馒头的蒸汽从厨房里飘出来，白色的水汽云雾似的从小厨房的窗子、门缝里逸出来，飘满了小院，光秃秃的黄土地忽然间便显得充实了起来。姥姥摆好了小木桌，我们跟着去端饭。一家人围坐着，一边吃，一边一搭一搭地说着话。院子里只有断断续续的鸟鸣和碗轻碰筷子的声音，这是个安静的午后，和从前没什么区别。我咬下一口馒头，又蓬又软，像新晒的棉花。
也不是没有区别。我想到，以前二姥爷偶尔会在饭点上门。他披着一件棕色毛领的草绿色军大衣，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总是穿着那件衣服，大衣的短毛领子上常常沾着枯黄的草枝，袖口和下摆有时染着不知名的黑渍，仔细看的话有些边角的地方已经破损了，露出里面不再蓬松的棉絮。二姥爷是个烟鬼，手上常年不离那一根烟。他就一边点着火，一面领着他的那只黑背，从街上溜达着过来，远远瞧见我们一家从城里回来了，上门东边西边地唠上几句，然后自然而然地留下来吃饭。三姥爷有的时候也会过来串门，但来的少，因为他自己有家。二姥爷是一个人的，他也有自己的家，但没有妻子和孩子。
姥姥看见他总是没什么好脸色，转过身就进了小厨房，在饭桌上也不怎么接话，姥爷天生就是个木讷的，多数时候也没什么话讲，大都是爸妈跟着续着好不让话头掉下去。我那时总觉得他有几分可怜，似乎我周围的亲人都薄待了他，这让我暗自感到愧疚不安。每当耳边粗哑的乡音在某句话之后陡然消失，空气里就是一片沉默，这沉默简直像是掺了钉子，刺得我浑身难受，而桌上其他的人都心照不宣地埋头吃饭，彼此之间连视线都不会交汇，一种诡异的平衡，好像这样就能掩去那明晃晃的亲疏。我敢保证，这时只要是随便进来一个人，他准能一眼看出来！我常好奇是不是每次只有我一个人尴尬难捱，如坐针毡。
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二姥爷是没什么成见的，但我对这个场面也确实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现在的交谈永远都只限于那么几句——
“哟，尧儿，回来啦！”
“回来了。”
“啥时候到的呀？”
“早上刚到。”
“放假了？”
“对。”
“放几天呐？”
……
吃完饭，一家人收拾收拾准备出门。我换好鞋直起身，一道光忽地晃了一下眼，我循着看过去，是个不锈钢的保温桶，就立在电视旁边的红色漆木柜上。我之前从没在家里见过这东西，我问姥爷：
“姥爷，你和我姥姥这怎么还买了个保温桶？”
姥爷正在车棚子里推三轮车，闻声遥遥地啊了一声，两手叉腰探着身子朝我这儿望了一眼，粗着嗓子说：
“那是你二姥爷住院的时候给他买的。”
他站在那儿刚巧背着光，整个人就是一片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说完就又转过身去推车了，兀自忙活着。我也没再注意，拎着板凳准备上车。方跨上一只脚，他突然叫住我，“尧儿，去把那个保温桶也拿上。”我放下板凳听话去了。
那辆小小的三轮车满载着我们一家子，悠悠晃晃地行驶在田间的小土路上，这速度跟汽车相比实在是慢极了，但对于乡下来说足够了。风也好，天也好。
二姥爷是突然晕倒的。那天，他一个人在家里随便吃了点饭，院子里的羊群咩咩地叫着，笨笨已经站在了栅栏口，甩着尾巴看他，二姥爷瞧瞧日头，发觉已经到了出去的时候了。他走出门准备打开羊圈去放羊，没走两步，一阵晕眩袭来，他两眼一黑，晃了晃身子站住了，接着突然感到胸腹一阵疼痛，猛地弯下腰，他咳出了一口鲜血，接着便猝然倒地，人事不省了。笨笨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吠叫着围过去，但地上的人没有一点动静。它叫的声音大极了，能震得人耳朵嗡鸣，但二姥爷家实在是太荒僻了，从前住在这周围的人大都已经搬去了儿女新盖的房里，现在这儿除了一些年纪特别大的，已经没什么人了。笨笨急得团团转，最后它冲出家门，一路跑到了姥爷那儿。姥姥姥爷正在屋里看电视，听见笨笨的叫声出去一看，就它一个，姥爷冲它问：
“他嘞？”
笨笨冲姥爷叫了几声，咬着姥爷的裤腿一个劲儿地往外面拽。姥爷心里蓦地一凉，猜着可能是出事了，他骑着三轮跟着笨笨一路赶到了二姥爷家。
二姥爷被送到了县医院。医生说是肺癌，已经中晚期了。
现在这个年代，家家早都已经有了电视机，那些本地频道最常播的就是些健康大讲堂，养生堂之类的节目，“癌症”这个名词即使是对姥姥姥爷来说也不算陌生了。但他俩闻言还是一愣，脑子里混混沌沌的没个思绪，好一会儿，他们讷讷地问：
“大夫，那这咋治啊？”
医生推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白光在姥爷眼前一飘，就跟被医生的眼神瞥了一眼似的，他不自觉地往前挪挪脚，身子倾过去。医生说：“手术吧，做了手术可能还有希望。”
姥爷到病房的时候二姥爷已经醒了，他还披着那件军大衣，里面套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虚弱地靠躺在床上。他耕了一辈子地，风吹日晒，皮肤黑得和田里的泥巴一个样，额头和脸上的皱纹就像田里的沟壑，短短的头发茬杂草一样灰白，直直地立着，整个人被床上雪白的枕头被子一衬，就跟一节儿焦黑的木炭似的包裹在洁白的被子里。姥爷站在病房里，头上戴着一顶灰扑扑的帽子，也是一样穿着一身黑袄子，一样黝黑的面庞，粗糙的双手，手上布满老茧和皱褶，和指甲缝里一样，陷着无论怎么洗也洗不掉的黑泥。他们两人就像医院白床单上不小心甩上的两个泥点子，扎眼，局促，格格不入。他俩沉默着，没人说话。做了快一辈子的兄弟，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多的总是沉默。
二姥爷开口了，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低，更干哑，“是啥病啊？”
姥爷一时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道：“医生说做了手术就好了。你搁这儿歇着，咱过两天就做手术。”乡下人，直来直去一辈子，一丁点儿的柔情和肉麻都能让他们感到痛苦和别扭，姥爷一辈子也没学会怎么说出安慰人的话。
“癌症吧?”二姥爷问他，头也没抬，实则已是确定的语气。吸了一辈子烟，他心里也不是全糊涂。
姥爷一时间没吭声。
“唉——治它弄啥！”他声音猛地大了起来，骇得人一震，引得门外走廊上来往的人悄悄侧目。而他全不在意，整个人勾着身子一撑，翻过身，颤巍巍坐起来就要掀被子下床，他手背上还带着针头，白胶布牢牢扒着皮肤，那针没跑出来，却连带着床边上的输液架叮当乱晃。
“你下来干啥！”姥爷斥责他，走过去把他按在床上。
“这东西又治不好，死就死了，净瞎耽误钱！”二姥爷紧皱着眉，梗着头推着姥爷的手还要下床。
“咋治不好，医生说了能治好！”
“得癌症的有几个能好，不治了！”
“咋不治，治！医生说了能好，你别管钱！”姥爷的喊声跟吵架似的，在这时竟多出了几分兄长的威严，不知怎地就喝住了还在挣动的二姥爷。许是没有力气了，他最终还是被按着躺回了床上。
后来三姥爷也过来了，他们跟医生商量着过两天就做手术，二姥爷躺在床上，什么也没说，听任周围人的安排。他一辈子大概也没几个这么乖顺的时候。
那几天，一把年纪的姥爷每天骑着三轮上县里照顾三姥爷，给他送饭，那县医院里的实在是不能吃。用姥爷的话说就是“咱家里喂猪的都比这好！”那时候离过年也都不足一个月了，乡下的冬天冷着呢，寒日里的风又干又烈，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谅你穿得再厚也能吹个对透，姥姥还专门给姥爷买了皮的风挡子，又叮嘱他套上军大衣。这衣服便宜、厚实、耐穿，几乎家家都有一套。但这饭就不好带了，姥爷上县里的大超市买了个保温饭桶，五十八块。
二姥爷瞥见姥爷提着个饭桶过来，问：“还买了个饭盒？”
“啊，是嘞，保温的。”姥爷把饭桶打开，递给二姥爷，饭菜冒着热气落在他眼前。
“多少钱呀?”二姥爷接过来，问。
“五十八。”
“五十多块！”二姥爷一下子变了脸色，满脸愤愤不平，撇着嘴在手里掂了掂，嘟囔着：“东西死贵！”接着便闭上了嘴，一会儿又张开，张开了一时间也没说出什么，憋了半天，他闷闷地问了一句：“你吃了没？”
姥爷从一边拉了一把椅子，大喇喇地坐下，手顺着就摸到了胸前装烟的口袋，又缩了回去，随口说：“吃完了过来的，你赶紧吃吧，还热着嘞。”
二姥爷收回视线，不说话了。
那段时间，舅舅一家在外地打工，爸爸妈妈也在重庆看顾着生意，我在外面上学，三姥爷家的表舅舅和表姨一个远在新疆，一个独自带着女儿在南京，纵是心焦，却皆是自顾不暇，一时之间赶不回去。家里就只有几个老人在那儿顶着事儿。
妈妈跟表姨最早赶回去，姥爷在电话里说，手术都做完了，人没事儿，让她们等着去接他们出院就行了。
出院那天，二姥爷穿着姥姥帮忙洗好的衣服坐在床边，姥爷在边上收拾他的东西。二姥爷重的不能拿，手里就拎着那个保温饭桶，他搁在手里左看右看，还在念叨着：“贵得跟啥一样，可不能忘这儿喽。”
“回去你就好好歇着吧。等过年他们几家子都该回来了，到时候一块儿过。”姥爷说着，把扎好的袋子放在了一旁。
二姥爷沉默着没说话，却也是没犟了。
以前爸爸妈妈说要叫着他一块儿过年，他总是眉头一皱，一甩手，凶巴巴地回一句：“唉，不去！你们过你们的！”然后转身就走，谁也拉不住，且再说下去场面就要闹难看。姥姥向来是最看不惯他这做派，一副好赖不分的样子！她寒着脸立在一边，叫我们回去。一群人只得是左右为难，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我才知道，姥姥和二姥爷不对付是有原因的，听说从前姥爷兄弟三个因为分地的事儿闹过，三姥爷和二姥爷一起把姥爷给打了，还有后来盖房子，三姥爷还把姥爷家的房给推倒了一面墙……都是些陈年的家务事儿，理是理不清的，也不见得到底是谁有理，但怨气就这么结下了。而如今生死关前走一遭，其他的事儿大概也就轻了。
“以后你那烟就别吸了。”姥爷说。
二姥爷没说话，不让他吸烟，简直就像是活生生把他的生活给劈走了一半。他心底不满，但也知道自己病得严重，于是干脆就不回应。
姥爷也没再说这个话题，因为他自己也吸。
东西都收拾好了，姥爷说拿着单子去楼下办手续，二姥爷应了一声，就安静地坐在床边等着。
但谁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就是这么一会儿，二姥爷就没了。
没人见着他最后一面，他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风雪里，看什么都是迷蒙的。妈妈她们赶了一路，专门开了车回来，却没想到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后来的丧事……我到家时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二姥爷走了。生活里少了一个人，一个不常见到的人，似乎也没什么变化。那些羊被卖掉，二姥爷的院子空了。笨笨被三姥爷牵走的时候一直往回望，但无论怎么望都只是黑漆漆，空荡荡的一片，没有羊，没有麦草窝，也没有二姥爷。笨笨一连好几天都不吃不喝，妈妈回来看见它，心疼地拍拍它的头，它睁着水汪汪的眼睛偎过来，呜呜地低声叫着。突然有一天它偷偷跑进姥姥家，可能是饿极了，不声不响把小木桌上妈妈刚买的烧鸡啃了个大半。姥姥看见了，心疼坏了，气得简直要发抖，抽起笤帚就要拍它，然而最后还是没落下，把它叱出去了。她碎碎念念地骂了一天，但最后剩下的半只烧鸡还是进了笨笨的肚子。
耳边的呼呼的风声止住了，三轮车停在了二姥爷的院门口。
我跳下车，一进去就看到几乎占据整个院子的羊圈，被一圈高矮胖瘦全不相同的木头、树枝围着，东一块西一块的绑着些破布条。几天的时间过去，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羊粪便的味道。整个院子就只有一间屋，屋门前是个稻草堆，占了一片地。去年冬天，我还带着妹妹来过这儿。
笨笨是只聪明又温顺的守家犬，长得高大结实，威风凛凛，人人见着它了都要跟二姥爷夸上几句，二姥爷听着也高兴，笑得露出一口老烟熏出来的大黄牙。他跟笨笨向来形影不离。妹妹看见笨笨就喜欢的不得了，一个劲儿地往前凑，一回老家就嚷嚷着要去找它。天寒地冻的，霜雪未化，她闹个不停，非要拉着我出门去找笨笨。我们两个一路到了二姥爷家门口，木门半掩着，我喊了一声，没人应，二姥爷不在。
“汪汪！”笨笨一阵风似的从里面冲了出来，声势骇人，我抱紧妹妹一连退了几步。它出来后看见是我们，就不叫了，转一圈，甩着尾巴又进了门，我们俩也跟着进去。太阳的暖光洒下，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辉，二十来只羊在圈里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悠然自在。笨笨趴在它的草堆上盯着羊圈看，一会儿又侧躺着，它眯着眼睛像是要睡着了。它身下那一堆麦秸秆根根金黄，干燥，铺得厚厚的，看着干净又松软。妹妹悄悄松开我的手，趁我不留神就扑了上去，穿着白色的羽绒服滚在了草堆上。她枕着笨笨的肚子，还抱着它的一只爪子，小小一个看起来还没有笨笨大，我去拉她，她怎么也不起来，笨笨躺着也不搭理她，最后我索性也就不管了。
我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在记忆里我好像从来没进去过这儿。屋子很大，四四方方，但没什么东西，木头架的梁，土压的地，连砖也没有铺。南面院内有两扇矮窗，北边墙上有一个很高的小窗，都没装玻璃，竖着几根锈迹斑斑的钢筋，小窗上交叉塞着两三个化肥袋子用来挡风。窗子下面是一张木床，四只床脚下面垫着砖，将床架得高高的，床上是一团花花绿绿的被子，陈年的红色毛枕巾，瘪得几乎没有起伏的枕头。房间的西边放着一个小方桌，上面是一个简陋的煤气灶，后面连着一个煤气罐，桌子下面放着几根筷子，几个瓷碗，这就是“厨房”了。处处都显得潦草，处处都是随意，村子里任何一个女主人都会看不下去的。整日里，即使屋子的两扇门都大敞着，外面的阳光也永远只是止步于那一米深的位置，再进不了一寸，所以屋里总是黑漆漆的，到处都像是蒙着灰，带着土。
我不禁想着，二姥爷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怎么过的呢？他一个人做饭的时候在想什么，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在想什么，夜晚降临，寂寂无声时，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又在想什么呢？
姥爷拿出钥匙打开了小屋的门。桌子空了，床也空了，那些物件都被收拾起来了，用一张花色的粗布包着放在门口，那布好像曾经是二姥爷的床单。屋子中央的地上还留着条状方形木头压出来的坑印，二姥爷的棺木当时应该就是放在这里，架在那些粗木上，但现在也空了，都没了。我环视着这间屋子。一间盛着一家人的房屋，就像是灶中的火炉，燃着火，发着光，围着热，冒着腾腾的白气儿；一间只有一个人，一只狗的老屋，就像寒夜里一支燃着火的蜡烛，巍巍地摇晃，明明灭灭，既亮又暗，既温暖，又萧瑟；而一间再没有人的屋子……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感受到过人存在与不在的差别。妈妈说，这是没了人气儿了。
妈妈从一进门就忍不住掉眼泪。她是个善良又多情的人。她常说，二姥爷也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苦受罪，一辈子无人相伴，到死孑然一身。我算算，从我记事起，和二姥爷见面的次数大概也不过百数，他在我记忆里所占的实在少得可怜，但我站在这里，却也真切地觉得悲从中来，日复一日的寂寞，日复一日的重复的生活，他在家的时候面对砖瓦泥土的寂静，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身旁围绕着风雨草木的无言，每一天，心和身体一同在哑然的时间里沉沉垂暮，徒余荒凉——他怎么不可怜呢？
在妈妈的轻声啜泣里，姥爷默不作声地走到里间，他蹲下身子把地上的那个大布包裹扛了起来搭在肩上，背着放到了门口三轮车的后面。
锁门时，我们三人最后在这里环望，然后便离开去了南地。
南地里种着冬小麦，这片地对面就是姥姥姥爷的地，那里以前种的是大蒜。从前跟着他们下地，大人干活，我就独自坐在地里玩。我在地头，能看见对面地里二姥爷瘦瘦高高的背影，他戴着顶草帽，远远的在田的另一头。长成的蒜苗有小腿高，连成一片绿色的海，他就像个稻草人一样，独自立在浪潮的中间。太阳照着，他身上晒得黑红，被穿得只剩薄薄一层的白色汗衫浸透了汗，贴在身上。他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身子站在原地。南地临着一条小河，两岸种满了高大的杨树，它们宽大的叶子相互交覆、击打，沾着清凉水汽的一阵风一路荡了过来。田里劳作的人似有所感，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子，安静地等待着。风过来了，我舒服地眯起了眼睛，浑身的燥热和汗水的粘腻一下子都消失不见了，我从土地间站起来，快活得直想跑两圈，但那风却倏地一下没有了。田里的人们又沉默着拿起工具开始劳作，只有我自己站着失落。
“尧儿！”我扭头，是二姥爷在叫我。他手里提溜着一个蓝色的大塑料水瓶，那上面印着的白色刻度线都被磨没了，只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像夜色下海里的星星，只是过于粗糙，那瓶身上全是长长短短的划痕。
“过来，”他向我招招手，我跑过去，他说：“去那边地里给我灌点水去！”他随手一指，旁边有人正在浇地，大股清凉的井水正从那长长的，躺在地上的白色水管里奔涌出来。
我不疑有他，应了一声：“好！”接过水瓶就跑了过去。
“二姥爷，给！”我哼哧哼哧地跑回来，做的这一点事让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骄傲。
“哟，有本事嘞！”他仰头喝了一大口，笑了起来，牙齿整整齐齐。他笑起来眼睛就成了一条缝，和脸上深深的褶子混在一起，你只能从他脸上皱纹弧度的大小和方向来判断五官的位置。
“你的活儿都干完了？”我问。
“没干完，明儿个再干。”他说着，望向那片地。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在我的眼中，一片片的地接连着，蔓延向远方，一直到天地交界的地方，无穷无尽似的。土地的大小，作物的数量对我来说是没有概念的，只觉得不可计量。我那时常常想，这些农活怎么能干得完呢？
所以每次我都会等得不耐烦，就高声喊：“姥姥，你们干完了吗——”
姥姥听见了，头也不抬地回一声：“没有呢，快了，你先自己玩——”
过了一会儿，我又扯着嗓子喊：“姥姥，你们干完了吗——”
“快了快了，快好了——”
“姥姥，好了吗——”
……
一直到天光渐渐暗淡下来，又忽地被染红，凉风再次吹起来，姥姥他们才从那一头慢慢地走回来，带着我回家。
我们走了，二姥爷也独自骑着车离开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笨笨。
火焰忽地升腾而起，很快攀上高处，布包被裹挟在内，慢慢变得焦黑，灰白，粉碎。那火一直烧了很长时间。二姥爷的衣物、被褥，他生前用过的东西，最终都只剩下一团灰烬，再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了。万物是一样的，最后都是一抔黄土。
眼瞧着火熄了，温度一点点散去，夜里的冷如幽灵般乍然显现，将我惊醒，不知何时天已黑透了。
该走了。
一片静寂里，姥爷对我说：“尧啊，去把那个保温桶拿过来吧。”
“欸。”我应声，从车上拿起保温桶，捧过来。
姥爷没接，他佝偻着身子，握起铁锨，弯下腰，两手紧握着用力一扬一铲，几下挖了一个土坑。他拿过那个依旧崭新的保温桶，放进坑里，用土掩了，拍平整。
那片金属的冷光渐渐消失不见。姥爷直起身。铁锹插在地里，他一只手放在腰间，一只手支着铁锹站着，嘴里发出“啧”的声音。一片漆黑里，我能想象出来他的表情——皱着眉，眯着眼，嘴里面嘬了一下，像是在缓慢地思考着什么，又好像只是在剔牙——他常在饭后独自坐在门口抽烟时发出这种声音。
那声音停了。望着一旁隆起的坟堆，姥爷说：“你二姥爷这一辈子也没用过啥好东西……”他嘟囔着，久久站在那儿，眼睛又转而望向一片茫茫的远方，不知在想些什么。
“走吧，回去吧。”
这是那一夜姥爷说的最后一句话。
南地渐渐远去，所有的丧礼仪式终止于此，二姥爷彻底离开了。我默默在心里同他告别。
这是个生前不曾被珍惜过的人，在死了以后，关于他的记忆才被零零碎碎地捡拾起来，掸掸土，吹吹灰——只是很快，便又随着火焰化为灰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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