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院落的訇然倒塌

一座院落，一代人的辛酸……

文 / 水清心宁

我的爷奶先后两年去世，那时我的叔叔才十三岁，自然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等到父母给叔叔娶亲成家，和叔叔分开另过，我的父母搬离了当年母亲嫁进来的院落。当时田地已经分到各户，集中喂养的耕牛也随田地分了，父母带着我和大哥大姐搬到了生产队的两间牛房里。父亲用土坯把两间牛房从中间隔开，一间住人，一间做饭。养牛的房子，方便冬天保暖，没有窗子，门也小。父亲掏了窗户，换了门，就住下了。第二年，妹妹就出生在那两间牛屋里。

虽然父亲带领我们一家人重新糊了墙壁，在地面重新铺垫了泥土，记忆中每每雨后初晴的早上醒来，仍能闻到空气中淡淡的牛粪的气味。穷苦人家，对于自家的窘境，从大人到孩子，都是心知肚明的，没有谁会说一句怨言。那个时候，一个村庄的房屋，也都是土墙草顶，和别人家相比，我们也就是少了一个院子。

父母却从那时起，无时不在准备着建三间新屋，打一座院落。

父母除了种地，还养了百十只鸭子，鸭蛋绝不舍得吃一颗，全挑到街上卖掉换成钱。父亲连烟叶也不抽了，直接戒了。我们兄妹从不轻易找父母张口要一分钱，心里知道，父母手里即便有钱，他们也不舍得花。

我十二岁去镇上读中学的那年夏天发了洪水，正是暑假，连村子西头的坟地也看不到坟头了。村子里的房屋倒了四五家。我们住的牛屋，先是后墙从屋檐到墙根裂开了一条缝，然后东边一间的山墙在傍晚倒了个大窟窿。夜里我们没敢再进去睡，迷糊之间，牛屋像一个疲惫的老人，轰隆一声倒在雨水里，根本就没发出太大的声音。

母亲和姐哭了起来。父亲说：“哭什么！屋子倒了，一家人不都还好好的吗？”父亲说的，是陈麻子家，房屋昨天夜里倒的，陈麻子的小儿子砸死了。

村子里多了几家窝棚，麻杆糊了泥做墙，油纸做顶，中间一根用破布包了端头的竹杆顶起油纸的中央，以便落下的雨水流向四周。一家老小总要有个栖身的地方。

雨过天晴，村子里的男劳力被我们几家倒塌了房屋的人家请到一起，在村东河滩地里和泥做坯，割草晾晒，拉回来，建造房屋。

陈麻子家从镇上的砖厂买了红砖，打地基用，这样再不怕水浸。刘大耳朵家还买了瓦，他家就不用再请人割草铺盖房顶了。

我们家什么也没买，父母手里的钱，只够请人做活，最后连院墙也没能建起来。只不过是在原来的两间牛屋上建了三间，比原来多一间，高一些，仍然是土坯墙，茅草顶。父母的愿望，我们一家人的愿望，建一所带院子的房子，再一次落了空。自然，我们都明白，就这三间土墙草顶的房屋，已经耗尽了我们的所有。

我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原本想着在东边一间房前建一间厨房，免得每天做饭时三间屋里都是烟熏火燎。住了三年不到的新房，四面的墙已经熏得乌黑了。父亲已经和拉脚的刘大耳朵的大儿子说了，他有马车，给我们拉砖瓦。父亲说多买几个垛的砖，厨房和院墙都用红砖。父亲的意思是，等两年也像村里那些人家那样，翻盖房屋，建那种从地基到房顶都是红砖砌墙的瓦房时，厨房和院墙就不用再盖了。

我那年考上了师范，学费要三千多块。父亲去了一趟刘大耳朵家，回来说：“再难几年吧。到时候连院子带厨房一块儿盖起来。”

从那年起，村子里外出打工的多了起来。父亲也在我去学校报到后不久就和刘大耳朵的大儿子一起去了山西。

越来越多红砖瓦房在村子里建起来，我们家的那三间草屋越发显得低矮，灰头土脸的，像大花布褂子肩头的一块黑补丁，怎么也遮掩不住。

姐说：“瞧瞧，门口都被他们轧成啥样了！”口气都有些气愤，说的是后院的建新房，拉水泥砖瓦的手扶拖拉机经过我们屋前，轧出了两道深深的车辙。母亲叹口气：“谁让我们没院子呢？有院子，车子还能开到咱门前来？”

插秧时父亲从山西回来，和母亲商量：“想着先把院子建起来，现在看来已经没这个必要了。再苦几年，咱也像人家那样，有厨房，带院子，一起建更好。”

我们家那低矮的三间草房，简直羞于立地那里。母亲每每和邻居坐一起做活，总会主动揭自家的短处，这样总比别人提起来好受些。母亲总会说：“看，你们那房子盖的多排场，可怜俺家还是趴趴屋。”邻居们呢，接过母亲的话：“你们到时候盖，比俺们家还漂亮。他爸在外挣钱，等两年你儿子毕业了，吃商品粮，每月领工资。”或许是邻居们的这些话，让我们一家人有了支撑，有了底气，在一片红砖瓦房夹缝里的三间土坯草房里，继续生活下去。

父亲一年年在外打工，有时候去了广州，再回来又听母亲说在武汉。有一年春节，干活的包工头跑了，工钱自然没地儿要，父亲和刘大耳朵的儿子逃票坐车往家赶，快过元宵节才回来。他们手里没一分钱，自然没法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母亲一个春节很少出门，也很少说话，见了回家的父亲，拉过被子掩了身子哭起来。父亲说：“哭什么？没挣到钱，人不是好好的吗？刘大耳朵的老表，前村的木匠，听说回来的路上让歹人搜了身不说，还捅了一刀，差点儿人财两空。钱，明天我再出去挣就是。”

这几年村子里外出打工的多多少少都比在家种地好一些，那些新建的瓦房有一大部的钱，都是外出打工挣的。可是，外出打工流的汗甚至血和泪，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吧。

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父亲终于决定推掉那三间老屋，建新房。带厨房，有院子。父亲请先生看方位，去砖厂选砖头，去集市买钢筋，买水泥，和大哥商量着用哪个牌子的铝塑窗。其实，这个时候，村口的支书家里早二年已经建了两层的小楼。人家是支书，咱平头百姓，盖三间大砖瓦房，就很不错了。父亲对建议他也盖两层小楼的刘大耳朵说。我在心里思忖，父亲应该是没有那么多钱，才这样说的吧。

房子盖好了，三间正屋红砖红瓦。东边一间的前面隔一个小过道，是厨房，西边相对的，是另一间，放杂物。院子拉起来，也是红砖砌墙，灰砂水泥灌缝。

落成那天晚上，平时不怎么喝酒的父亲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床上出了酒。母亲一向干净，生了气，第一次骂了他。父亲不恼，只是一个劲儿地冲一家人呵呵笑。

新房崭新，亮堂，和其他人家一般模样。可是我却有些陌生，那时候我吃住在学校，很少有时间回。哥也成了家另过，结婚时在村东头新分的宅基地上盖了房子。虽然父亲拿了钱，但那时父亲还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没顾上回来。父亲说，那不算是他盖的。大姐也出嫁了，小妹和我一样，不常回来，她在另一个城市里读书。

每次回家，总感觉那新的房屋少了老屋那烟熏火燎的味道，那味道才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这个家新的有些陌生，有些冷。各个房间转了一圈才明白，是太空旷，出来进去的，只剩下父母两个人。大半年了，除了父母住的房间，其他房间里，压根儿就没人踏进过。

父亲不再外出打工，那次喝醉了酒后胃一直疼，查出了大问题。饭量也下去的明显，村子里红白喜事时，别人劝父亲的烟酒，他说什么也不沾了。我们兄妹自然不愿意他再外出流汗挣钱了。嫂子要跟大哥一起外出打工，两个侄子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就搬去了东头大哥家照顾孙子。

新屋成了空院。

每每回家，总能看见路边有封了门院的人家，红砖红瓦，厨房厢房，轧水井的把手还没锈，只是院子铺的砖缝里已经长出青葱翠绿的杂草了。想着这一座宅院，又该是一家几口人曾经的梦想，如今却冷落得只剩下一片荒草了。

回到村里，这样的房屋也是屡见不鲜。村里的老人都是像父母一样，守着孙子，院子空旷得鸟雀踱来踱去，人走近了也不惊不飞。

去年村里推行居民点，全村集体搬到小学校旁边的公路边上。有人提议说这样一来种的田地岂不离家太远吗？没谁去在意那些田地，在意的，是春节回来时，轿车能开到自家门口，去集市上购物交通方便。

渐渐村子里打工的回来了不少，家家都准备着推掉老宅的砖房，在居民点建两层三层的小楼。听说刘大耳朵家拆老宅的房子时，老两口哭着不搬，一村子年轻人都说刘大耳朵是老糊涂了，大脑不好使了。“盖的小洋楼不乐意住吗？”

我大哥家拆房时我也回去了，包括父亲建的那片院落也要一块拆掉。大哥说两处宅院的旧砖够打小楼的地基了。

我和哥哥还有父亲吃过饭一道去看工人拆父亲的房屋。出了门却发现身后的父亲不见了。我们以为是父亲忘记什么回去拿，就说着话等，话都说完了，也没见父亲赶来。大哥折回身，我跟在身后。

推开院门，父亲坐在院里的长椅上，低垂着头，佝偻着身，头发灰白稀疏，瘦弱得像个没精打采的孩子。“你怎么又抽起烟来了？”大哥吃惊地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