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浸于性欲与忧郁的孤独患者

夜已经深了，坐在幽暗的灯光下，手中握着文学大师郁达夫的作品，郁达夫就这样扑面走来，而我，也沉浸在他孤独的气质和深沉的忧郁气息中无法自拔。

翻阅了郁达夫的一系列作品，不难发现，郁达夫早期小说多以日本为故事背景，而穿杂在这些小说文本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则是对于欲望的追求和精神的苦闷。

著名心理分析专家荣格指出:“儿童的精神仅有极少部分是属于自己的，而就绝大多数儿童来说，其精神生活是完全依赖于父母的精神生活。”

这句话其实表明，郁达夫忧郁、深沉的性格特征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其实，荣格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很多人身上可以看到来自于原生家庭里的烙印，比如《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尽管表面彪悍豪爽，但不过是色厉内荏，与父母一样胆小怕事。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大师之一的郁达夫，自童年时代，就饱尝人事艰辛:三岁丧父，家境窘迫，仅靠几亩薄田和母亲陆氏简单的小买卖来维持生计。早年丧父使他自幼便感受不到父爱的关怀，造成了他心理的失衡。而他的母亲对他则期望甚高，另一方面，又因生计所迫而无时间给予他渴望的爱抚，所以，他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因此，阴郁的种子，在童年时代就已悄然生根发芽。

可以说，郁达夫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童年时代无法感受到亲情的爱抚，自十八岁起，又在日本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漂泊之旅。在辗转求学的历程中，孤独感和阴郁情怀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年轻的郁达夫。青春之酒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清澈，它反而越来越混浊了。

郁达夫这种精神的苦闷便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小说创作中。纵览郁达夫的一系列小说，以《银灰色的死》、《沉沦》、《茫茫夜》为代表，郁达夫塑造了一大批零余者形象:他们是五四时期处于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他们无一例外，均是在日本漂泊，在夹缝中求生存。而漂泊，本身就意味着个人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生活在陌生人群之中。

郁达夫一如他笔下的人物，在日本有着长期的留学经历。但同样觉察到自己，不过是时代的弃儿。国家的前途命运自己无力把握，在国外又饱受排挤。所谓“零余者”，在我看来，顾名思义，便是不为时代所容的一类人的统称。

所以，郁达夫的小说都具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透过他的作品，能够感受到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阴郁气息。

郁达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乱黑暗的时代，如郁达夫一样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了中国国内积贫、积弱和黑暗腐败的现实，又在日本这个国度里备受歧视。于是，郁达夫们所渴望的温暖、平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无从实现。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无人理解，地位又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人微言轻”这个词，就足以概括郁达夫在国外的尴尬处境。

其中，五四个人主义又构成了郁达夫创作的基本问题语境。因此，在赏析郁达夫的小说时，便能时刻感受到充斥其中的孤独感和苦闷。

郁达夫的《沉沦》一经发表，便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郁达夫不仅一举成名，也曾经饱受诟病。而这一切，皆源于他在《沉沦》中，将现代人的苦闷定格为“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郁达夫认为“种种的情欲之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恋爱、性欲、结婚，这三重难关，实在是我们人类的宿命的三种死的循环舞蹈。”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以描述“性与色的欲望”，来张扬个性解放。并以肉身的本能冲动，肯定个体生命意志。郁达夫并非热衷于单纯的性爱描写，在作品中，郁达夫通过性的焦虑，转而把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联系了起来。

前面已经提过，郁达夫们觉察到自己在日本的尴尬地位，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将自己的地位与国家的地位联系起来。

这就好比，国人在国家贫困、弱小之时出国旅游，很难受到公正的待遇，国外的媒体总是夸大报道中国人素质的低下。而近几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外的许多国家为了吸引游客以及投资，便会在态度和政策上放宽了限制。

所以，由此可见，郁达夫将自我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沉沦》开篇即写:“他近来觉得孤独得可怜……”寥寥数字，便将孤独寂寞的留日青年形象勾勒了出来。

没来由的自负与耽于幻想的性格，让留学生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人。无人理解的苦闷及蠢蠢欲动的性欲，时刻困扰着他。因而，他每日清晨在被窝里进行无法言说的罪恶行动，然后，在每次犯罪后，又在精神神上责骂自己。虽然暗自痛悔，却终究不得不做了性欲的俘虏。而性的问题，也成为他从自负到自卑、从个体对抗群体到个体依附群体的转折点。

周作人在为郁达夫的《沉沦》辩护时，援引了“精神分析”的学说，认为《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却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它写出了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在中国固有的文化模式里，“性”是属于禁忌区域，属于兽欲，极端形而下，因而性的话语权呈现空缺状态。人们往往披着遮羞布享受性爱。性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晦暗角落里占据一席之地。

哪怕到了今天已经比较开化的时代，人们依然不能正视这个话题 。以“性”为噱头的写作，总能吸引一些人的有色目光。

而郁达夫敢于掀开这块遮羞布，别出心裁地将性欲描写和伤时忧国的情绪结合起来，消弱了单纯描写性爱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不能不说是需要勇气，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郁达夫无疑是伟大的，他始终以孤独者的姿态，行走在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