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出现全盛之势后，大清王朝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
乾隆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聚精会神处理国务，没有功夫游山玩水。直到乾隆十六年，天下基本大治，乾隆才开始效仿他的祖父康熙，进行了第一次南巡，六年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南巡。
乾隆南巡，来到了山东。有一个退休官员，叫彭家屏，从河南老家跑到山东来迎驾，乾隆很感动。一聊天，才得知河南夏邑，去年受了灾了，发了大水，庄稼都淹了，一点收成没有。老百姓吃不上饭啊，流离失所，到处要饭。彭家屏又说，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成天向皇帝报喜不报忧，不向皇帝报告灾情，也不积极救灾。
彭家屏这种以下犯上的说法，让乾隆将信将疑，便派手下观音保到河南暗访。
观音保汇报说，夏邑遭灾已经连续两年了，由于多年重灾，县城里遍地都是乞丐，城门外到处都是尸体。全县物价奇高，只有人价极低，满大街都是卖儿卖女的。
乾隆一听，脸色沉了下来，半天没有言语。看来夏邑县的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确实胆大妄为，欺君罔上。水灾重到如此程度，图勒炳阿居然对他一字未提，漠视民命，罪不可绾（wǎn）。
乾隆心里清楚，国家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他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件事，避免为动荡局势火上浇油。
首先，人口的增长是几何式的，乾隆朝人口，后期比初期翻了一倍，达到将近三个亿，但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是有极限的。在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粮食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
乾隆二十年之后，大清王朝出现的主要矛盾，就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地主不断提高地租。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耕地，每年向地主交租八石五斗。仅仅过了四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二十四石，四年翻了将近三倍。湖北黄冈的一块耕地，原本收租三石，两年后，租价就上升到了六石，两年翻了两倍。
地租太高，佃户交不起，于是，与地主就不可避免出现普遍的冲突。民间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等会，佃户们加入这些会，联合起来跟地主斗争。
事情还不止于此。底层农民越来越穷，虽然乾隆经常减免租税，普免钱粮，乾隆一朝一共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交不起国家的赋税。
乾隆十二年，河南罗山县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这个县里七八百个穷人一起，一人手拿一束干草，跑到县衙里，把草扔在地上。意思是，你们收皇粮收得太多，我们交不上，我们不种地了，让地里长草吧！
这些现象，在乾隆中期是越来越多。因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当然是坏事，从另一方面看，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的契机。
乾隆在中国皇帝里算得上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但是，他身处中国从古代向近代的转折期，思维方式却完全是传统的，受的教育完全是传统的。他采取的所有治理手段，都是古已有之，思维有很大的局限性。
面对社会动荡的苗头，乾隆采取了两手措施。第一，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乾隆想尽了一切办法，减免税赋、推广良种，大量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开荒。把传统农业的生产潜力挖掘到最大。第二，传统型政治思维，决定了乾隆对民间社会的动荡，只能采取一种方式，那就是强力压制的方式，从严控制。
乾隆规定，严禁民间聚众闹事，如果闹事的人多至四十人以上，所有的人，一律处死。他一再告诫地方官员，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
于是，面对河南水灾问题，经过左思右想，乾隆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断：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和知县孙默都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以儆戒其他敢于隐瞒灾情的官员。
第二，反映情况的人也得到处分。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干预公务。
之后，他又命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查抄，以查彭家是否亦藏此道伪檄。”显然，他特别讨厌的那个已经还乡又干预公事的二品大品，要狠狠处理，才算罢休。果然，审查结果证明，彭家屏存着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等等。这些野史记载的都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各地反清斗争的情况。在乾隆看来，这些内容对清朝统治都是非常有害的。
乾隆便以其私藏逆书之罪，“从宽赐令自尽”，让彭家屏自杀了。
即使彭家屏自尽了，对于彭家屏的财产，乾隆也不放过。彭家屏家里有几千亩土地，他命令地方官，把这几千亩土地全部分给夏邑的贫民。
乾隆也许想，这样一处理，以后就再没有人敢向彭家屏学习，权操于上，以下犯上，随便扰乱社会秩序了。
接下来，他命令，夏邑县历年所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还准备通过兴修水利的方式加以根治。在整个事情处理完后，他又把图勒炳阿调进北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之职。夏邑县令孙默最后仍然被革职了，以为其他官员之戒。
彭家屏的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一般都被归为“文字狱”，称为“彭家屏私藏野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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