嘶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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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们村的人酷爱拿国际大事来打赌。这一传统得追溯到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自卫战。当时,中国、苏联、美国、越南剑拔弩张,我们村的人撂下农活儿,聚在王二半家房后的那堆柳树杆儿上盯着这件事。路近的,听见吆喝自己回家吃饭的声音,轰隆隆地跑回去,端上饭碗又轰隆隆地跑来了;路远的,听见吆喝自己回家吃饭的声音,就吆喝自己的孩子回去把饭端来。有的两口子都不回去做饭,孩子饿得哇哇直哭,两个人只得划拳来决定谁回去做饭。

当时全村人分成了两派,一派说,中国一定要出兵,一派说，中国不敢出兵。争吵声把村里的麻雀都撵到了村外。

这天,赵小区又和赵宝雄争吵得打了起来。众人把他们拉开后,赵小区挑衅地用他那耗子眼乜着赵宝雄说,你敢打赌吗？赵宝雄一挺鸡胸说,赌就赌。在众人的参与下,说好以一头羊为赌注。一村人公推黑塔一样的老权威贾二涵在两家的羊圈里都挑了一头差不多大的绵羊,在额头上点了红漆。全村人屏气宁息地等了几个月,结果,赵宝雄输了,铁面无私的贾二涵二话没说,去他家的羊圈,把那头羊提出来,给了赵小区。从此,对于国际大事,谁要是与自己的意见相左,来,咱赌一把,不吵不闹的,多文明。

从审判“四人帮”那年开始,我们村的人开始拿国内大事打赌,接着,拿省内大事、地区大事、县内大事、乡内大事、村内大事也打开了赌。每当谁赢了,我们村的大喇叭就会放出唢呐演奏的《庆丰收》来,然后才宣布大好消息,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村人欢天喜地地跟着雄赳赳的贾二涵直奔输家。

我们村的人的判断力越来越高,到最后,不论是国际大事,还是村子里的大事,一搭眼就知道了结果,赌就打不起来。于是,我们村的人越来越闲得难受,一见面总是不约而同地问，有稀奇事吗？接着,不约而同地沮丧地摇摇头,相对无言地圪蹴下来抽开了闷烟。每天中午或者傍晚,王二半家的房后总是沉闷地坐着一群村里人,他们吐出的烟烦躁地笼罩着他们。不知道是哪一天,谁抱着脑袋呻吟着说,我的耳朵里老是嘶嘶地响,瞬间,全村人的耳朵里都嘶嘶地响起来,搅得村里人先是吃饭不香、睡觉不稳、干活儿没心情,进而看什么都不顺眼,从摔盆打碗,到打孩子、骂老婆、虐待牲口,再后来斜眼的多了、歪嘴的多了、四肢无力的多了、失眠的多了、拉不下屎来的多了、尿不下来的多了……

于是,我们村的庄稼荒芜了,鸡鸭稀少了;牲口瘦的皮包骨,听见一声狗叫真稀罕。只有那嘶嘶声疯狂地茂盛着。 老年人纷纷说,不对,得讲讲迷信,要不,咱们村子完了。于是,村里人公推赵小区的爹,拿上二尺红布,去四队曲神婆那里讲迷信。

在昏暗的小屋里,缭绕的香烟中,摇曳的烛光下,曲神婆耷拉着眼掐指一算,说,你们耳朵里的嘶嘶声是闲出来的,有了能打赌的事,嘶嘶声自然就消失了。

这可难坏了我们村的人,坐在王二半家房后的那堆柳树杆儿上直挠头。还是赵小区聪明,说,咱不能坐着等,得闹出点稀奇事来。

这话像从墙上掏开了一个洞,人们看到了从来没看到过的风景一样,村里人一下子活跃起来,起开了哄。有的说,去挑得苏联和美国打起来,有的说,去把金日成逮住送给卡特……好久,才书归正传。

我说过,我们村的人都练就了超常的判断力,知道自己就是在乡里也闹不出个大水花来,就是闹出来,也是个输,这稀奇事只能在村里往出闹。问题是村里人跟村里人就像打闹了多年的夫妻一样,一开战,都知道最终妥协的是谁,也闹不出个稀罕事来。还是赵小区,说,咱再去四队问问曲神婆嘛。众人纷纷说这主意好。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把赵小区送到村口,有几个要跟着他去四队,被他拒绝了——这么光荣的事,怎么能让别人分享呢？全村人目送他消失在了超贵桥那面,就鸦雀无声地瞭着超贵桥。不时有小孩子跑到超贵桥上探看一番。终于,村里人看到几个小孩子簇拥着赵小区从超贵桥上走下来了。不知是谁欢呼了一声,众人就争着去迎接赵小区。

曲神婆就是神,给我们村的人指明了方向:向三队把西三角的地要回来。

所谓的西三角,是夹在超贵渠跟赵和渠之间的一片盐碱地。大集体时,这片地分给了我们队,我们队把这片地开垦了出来,但入不敷出,又得绕过超贵渠,才能到了这片地,当时的队长就把这片地给大队退了回去,别的队也都不要,这片地就一直荒着。不想,包产到户后,三队的人擅自把这片地分了,还务弄得越来越好,我们村的人早红眼了。

果然,这件事让我们村的人激动起来,有的说那片地能要回来了,有的说要不回来,有的说能要回一半来,有的说半亩地也要不回来……

争吵声中,对头们纷纷下了赌注,除了人,什么都能当赌注。认为能要回来的人立即写了诉状,递给大队书记。不想,三队的人早从我们队那些认为地是要不回来的人的嘴里知道这事了,这个整天泡在烧酒里消磨时间的村子一下子来劲儿了,丢开了烧酒瓶子,同仇敌忾,来跟我们打官司。

这下好了,我们大队别的村子把麻将、酒瓶子、赌具都丢开了,都学着我们村的人,对这件事的结果互相打赌,混混吵吵,好不热闹。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两派人都使尽了浑身解数,一年后,县长做了批示:地是国家的,现在谁种着继续种!

哦!我的天,谁敢去跟县长叫板呢？在赢了的那派人的欢呼声中,输了的那派人灰溜溜地把输了的东西给了对家。

不知从哪天开始,那嘶嘶声又来折磨我们村了,我们村的人只得又聚在王二半家房后的那堆柳树杆儿上商量对策,觉得还是跟别的队闹一件事出来的好。

这次我们村的人总结了和三队的官司,认为和外队打官司,本队的人该像三队的人那样一致对外才行,不能本队人对本队人打背炮、使绊子,毕竟,本队打赢了官司,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该跟外队的人打赌。全队的人达成了这个共识后,就研究该跟哪个队闹点儿事,思来想去,觉得一队是个好对手。

原来,我们村的坟地跟一队的坟地在同一片盐碱地上,以一条脚踩开的小路为界。包产到户后,掀起了开垦荒地的浪潮,一队的人就故意把这条小路往我们这边挪,为此,我们的队长去跟一队的队长吵,一队的队长反而说是我们村在把小路往他们那边挪了。反正包产到户后大家都各顾各,有关集体的事都不上心了,这件事就这么不死不活地搁在了那儿。现在,一队的人一见我们全村的人起来跟他们说这事儿,也来劲儿了,也学三队的样儿,全村人同仇敌忾地来跟我们打官司。

我们大队别的队的人又都丢开了酒瓶子、麻将、赌具,就这件事又互相打开了赌。我们的队长代表我们向一队的人发出打赌的挑战,一队人不甘示弱,立马公推他们的队长跟我们队的队长说定了赌注:这官司哪个队输了,家家户户出一千元给对方,还拉来大队书记跟乡长做证人。

这场官司的声势浩大旷日持久不亚于上一场官司,结果是县土地局收回了这片盐碱地,说,现在提倡火葬,这片地要交给开发商去开发。

根据和三队一队打的这两场官司,我们村的人做出了结论:跟外村人打官司没有赢的时候。就缩回了村里,在胆战心惊中,嘶嘶声果然又响了起来。没办法,我们村的人又聚在王二半家房后的那堆柳树杆儿上商量对策,最终决定,一定要在我们村里闹出点出奇的事儿来不可。

我说过,我们村的人与人之间早磨合好了,谁跟谁就像打闹了多年的夫妻一样,一开战,最终妥协的是谁我们都一清二楚,闹点出奇出来事真不容易。但不闹不行呀。人们就挑得梁高升和张金石吵起来,不出所料,张金石先软了，又挑的赵四四跟他哥赵三三吵了起来,不出所料,是赵四四先软了下来，又挑得王二半跟赵保栓吵了起来,不出所料,是王二半先软了下来……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全村人都觉得这么下去不行,得另想办法。

赵小区不愧是智多星,忽地一拍大腿喊,哈呀,咱们村就赵本分家跟韩无事家吵不起来,能让他们两家吵起来,不就是件出奇的事？

我母亲就翻脸了,冲他喊,赵小区,你就积点德,给村里留下两家和睦人家吧!赵小区讪讪一笑,说,本分嫂,这争吵不见得非得开骂开打呀,咱可以换个方式嘛。比如,你家的文武跟他家的文强都读初一,都学习很好,咱为什么不赌一赌他们谁比谁有出息呢？我母亲跟文强的母亲同时说不!赵小区嘲弄地笑了,说,你们现在就比赛开了。我母亲和文强的母亲面面相觑地对视一眼,就同时看着赵小区喊,你别胡说!赵小区的耗子眼瞟着众人对我母亲和文强的母亲说,那我们和你们两家打个赌:如果你们比赛开了,两家人请全村人吃一顿大烩菜,如果没比赛开,我们每家给你们一家十块钱,怎么样？ 全村人看着我母亲和文强的母亲,如果她们不应战,就说明我们两家真的比赛开了。她们别无选择,说,赌就赌。文强的母亲提出这场赌得有个时间限制,不能没完没了。赵小区阴险地笑道,无事嫂,你是不是心虚了？文强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飞快地对视一眼,都愤怒地对赵小区说,那好,你们不嫌麻烦,这赌咱就一直打到阴曹地府里去!赵小区嬉皮笑脸地说,两位嫂子,心虚才冒火嘛,哈哈,好了,咱把时间定在他们考罢高中为止。

但我知道赵小区说对了,我和文强看谁比谁有出息的比赛确实是从他那句话开始了的。两家先开始是互相猜疑,友谊掩盖下的种种小过节被放大了,马上认为对方早暗地里跟自己比赛开了,可怜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于是怀着被欺骗了的愤怒,跟对方比赛开了。但我们两家的比赛很特殊——不让裂缝开到友谊外面来。村里人看到的是我们的父亲一起下地,一起喝酒;我们的母亲一起串门,一起做针线;我和文强一起上下学,一起做作业,只有我们知道,两家人在往死里掐,睡着了都睁着一只眼在盯着对方。为了及时了解对方的学习情况,我们一家人花了十几个夜晚,从三家人家下面穿过,不时地矫正方向,把一条地道挖到文强父母的床下,但没挖通,只是把铁管的一头擩出去,铁管的另一头就在我父母的卧室里。这是我父亲从《地道战》里学来的窃听办法。我母亲老觉得院子里有挖掘声,全家人夜里绕屋挖了一圈儿,果然,文强家也把一根铁管通到了我父母的床下!我母亲将计就计,把错误信息不断地发给文强家,为此,我们一家人学会了说反话、讲暗语、打手势……

我和文强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两家人高兴地伙做了一桌好菜庆祝,全村人不得不认输。但赵小区不服气,问我们敢不敢把赌延长到我和文强考完大学为止。我们当然答应了,要不,就顶如承认两家确实在比赛了。 我们的比赛当然是竭力保证不让裂缝开到友谊的外面来,但更激烈了,我只举一例:有一次,文强拿的肉酱比我的香,我偷偷地把文强的肉酱拿回去一点,让我母亲照着炒。我母亲尝一次,炒一次,就是炒不出人家的味来,就让我去把三十里地外的三姨叫来,姊妹俩硬是炒出了跟文强的肉酱一个味的肉酱。我再说一个现象:我和文强在同一个班,还是同桌,整天形影不离；我们的母亲、父亲总是相跟着去学校看望我们，外表上看是两家好得不得了,实则是只有这样,才能把对方看得死死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都认为,只有把对方踩在脚下,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恨!甚至盼望着对方忽然一命呜呼了!

三年后,我和文强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村里人这次输得心服口服,对我们两家的友情交口称赞。按说,我们两家的比赛也该圆满结束了,但是,仇恨犹如一头发怒的公牛,推着我们两家一条道奔下去,非要决出个结果来。我们在友谊的幌子下,比赛着谁的工作好,谁娶的老婆好,谁生的子女好……

我和文强一出大学校门就天各一方了,但我们时时都在联系,都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对方,对方有什么婚丧之事,不管自己在哪里,有多忙,都要出席。

我步入了中年,开始淡化这仇恨,却发觉我儿子和文强的儿子较上了劲儿,尽管他们才只见了两面。我对儿子说,算了,别像你老子我一样,一辈子在仇恨的磨道里转,太冤枉了。不想,我儿子不满地对我说,你咋这么没出息呀。我才知道仇恨是传辈数的!

今年清明,我不得不回去给两位老人上坟,因为最近几年他们频繁地跑进我的梦里来催逼我抓紧时间比赛,他们马上要去投胎转世去了,每来一次都气喘吁吁的,我不得不劝他们不要来了,我每年回去给他们做一次比赛汇报。在给父母准备报告的时候,我不由得思想两家的仇是怎么结下的,就想起了我们村很久以前开始的那个荒唐的习俗。实际上村里人跟我们两家打赌,让他们渡过了青黄不接的苦日子——就在跟我们两家的赌接近尾声时,国际国内风云突起,离奇事一个接一个,让他们接应不暇。咱就说国际的吧:苏联解体、南斯拉夫的分裂、科索沃战争、中国大使馆被袭、南海撞机事件……我们村的人打赌打得连地也顾不上种了。

打工潮也席卷了我们村,把我们村的人卷扬到了四面八方,但剩下的那几颗人顽强地保持着这个优良的习俗。我父母在梦里对我说,阴间的村里人也在打着这样的赌。

给父母烧完纸,回了村子。见全村仅有的二十个人聚在早已经死去的王二半的那间破房子的后面争论着什么。当年的那堆柳树杆儿早没影儿了,人人屁股下坐着垛起来的三两块儿砖头、土坯。我上去一问,才知道他们在争论习近平能不能把贪官全揪出来。一说开话走风漏气的赵宝雄,坚持习近平是揪不尽贪官的看法,把赌注加到了一百块。我问他还记得当年他们跟我们家和文强家打赌的事吗？他痴呆地想了半天,问我有这么一回事吗？ 我在人去屋空的赵小区家站了一会儿,又去了墓地,寻到了赵小区的墓子,把一泡尿尿在了他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