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瑟斯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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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住在拉丁区一家寄宿公寓里，这里通常整洁，安静，文明，几乎没听说过丑闻。女主人是位和蔼的太太，就是有点守旧，要求我们都行为端正，她向来是极为在乎公寓的名声的。房客来来去去，一年中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住在这里，有的住了不到一个礼拜，有的住了不止四年。太太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我去那里的时候她的儿女早已长大，听说儿子去了美国，女儿嫁到了布列塔尼一户不错的人家。她守寡后改回了娘家姓，我们都叫她卡塞尔太太。

太太一向细致入微，做事认真，于己严苛，于人也并不宽容，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收留了威瑟斯彭先生做房客，他大概是在这里住的最久的房客，因为每个我认识的人都告诉我，他刚来到这里时，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就是威瑟斯彭先生了，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讨厌起威瑟斯彭先生来，也包括我，最终我们得到一致结论，那就是卡塞尔太太容许威瑟斯彭先生在这幢可爱的房子里住下去，不是出于怜悯，就是因为某个来自过去的巨大人情。

卡塞尔太太的公寓有四楼，其中二楼和三楼的房间全部租出去了，四楼空间不大，主要放一些大物件和常年不用的家什，威瑟斯彭先生的房间就在三楼靠西的正对着走廊的那一间。每个人第一次走上这里的走廊都会吃上小小的一惊，因为当他们走进走廊的深处时，很难不注意到最里边那扇门上挂着的明晃晃的大牌子，上面用公正的法语写着“闲人勿扰”，就这样，许多还没见过威瑟斯彭先生一面的人就已经被这块牌子吓退了，心里想象着阴森板直的门背后住着的是一头什么样与世隔绝的野兽。我就住在威瑟斯彭先生房间的正下方，楼上发生什么动静也就听得一清二楚。

威瑟斯彭将近六十岁了，个子不高，但瘦骨嶙峋，“简洁”的头顶只剩几根又长又软的白色头发，好像跪倒的芦苇，红润的额头上能瞅见几条蓝色的血管。他手指修长，和额头一样也很红润，上面像撒了一层细细的面粉。他的五官中规中矩，让人想起德国人口中的“市民”，第一眼看上去很难给你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也并不招人厌烦，事实上，如果这张脸长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许还要令人高兴一些呢。有人说他是瑞士人，也有人说他是宾夕法尼亚人，还有人说他是阿尔萨斯人，他从没告诉过别人自己来自哪里，甚至连卡塞尔太太也不知道。他与我们进行着有限的来往，平时出门时打个照面，我才有机会见到他向我投来冷冷的一眼，好像我是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在不怀好意地计划着偷他的钱包，经过几次这样的友好交流，大家也就习惯了威瑟斯彭先生独特的打招呼习惯，大概在他心里，这种方式和“早安”之类的问候没什么不同，如果有也只是更加诚实一点。

除了早上偶尔碰面以外，威瑟斯彭先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就是早餐时刻了，他大多时候都不动声色地埋头吃饭，看起来心不在焉，房客们客套性地评论时局，谈论天气，但很少有人在一个话题上过于深入，因为大家心里都默认早餐时间是个适宜平和而简短的对话的时刻，太过严肃的话题就像一剂味道浓郁的草药，会毁掉安静清晨的蜂鸣。很可惜威瑟斯彭先生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偏偏在一些争议巨大的话题上，他突然来了兴致，跳出来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像企鹅一般挺直后背，手上的刀叉竖起来朝向天花板，他用流利的法语大声说话，到动情处还夹杂了几句德语，他的话与其说是对前面参与者的建议和评论，倒不如说是声讨和宣告。那些话放在官方报纸，宣言和公开讲话上都让人挑不出毛病，处处体现着一个合格公民的素质和价值观，但他们却被这样随意地抛洒在餐桌上，被一群随意的普通人随意地听进耳去。听完这一通说教，我们都默默低下头吃饭，只剩下窗外知更鸟的啼鸣和前一个人错愕的表情挂在空中。刚来时面对这种情形我还时常感到尴尬不已，到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正如门上的牌子所言，威瑟斯彭先生是个很重视隐私的人，这么长时间我也只是观察到他大致的作息，却对他在做什么，甚至他有什么工作，从哪里来的都一无所知。每天早上我都准时被楼上叮咚的响声吵醒，那是他在洗漱，有时会在下午出去，晚上八点准时回来，然后有力地走上三楼，就像是一曲奏乐，在向整个屋子里的人强调自己的存在，这阵喧闹就像投入湖中的一粒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最终归结于砰的一声关门，余波才开始慢慢散尽。我最接近他生活的一次是在清晨，为了赶去上塞纳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先到卡塞尔太太那里安顿了几件事情，下楼的时候正好看见走廊最里面的房门开了一条缝隙，那正是威瑟斯彭先生的房间。属于黎明的几缕猩红的阳光在地板上抖动，我几乎能看见从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飘过缝隙，不过最令人惊讶的大概是从里面传出来雄浑的男声，那是威瑟斯彭先生在大声朗诵席勒的诗“她美丽的眼睛看着我，流露出的却是对另一个人的爱”，还是餐桌上那种德语，浓烈的喉音弥漫在走廊上，他像是在故意为之。他的身影闪过缝隙，可能是发现了我，因为房门马上被砰的关上了。我走下楼去。

那段日子里房子还住着一位和母亲一起来的年轻小姐，跟我差不多大，我对她曾有几分短暂的好感，当我告诉她这件事时，她哈哈大笑，随口就给老先生起了一个外号：“读诗的威尔汉姆”。不久我就听到整幢房子的人都在背地里叫他“读诗的威尔汉姆”，我觉得好笑，外加一丝微不足道的后悔，而且自此之后大家也不管他究竟是哪里来的了，在心里默认了他德国人的身份。

我推测威瑟斯彭先生靠文章谋生，或许是为报纸写社论，别的房客对我说，直到深夜，威瑟斯彭的房间还亮着灯光，他把自己封闭在哲理与诗句的海洋里，我仿佛看见他戴着眼镜伏在案头读书写字，脸几乎要贴在纸上。总而言之，在我的想象中，他过的是一种单调的生活，即使他的生活中出现一丝起伏，那也只会是精神层面的冒险。

后来住进一个叫艾格妮丝的女人，我还能勉强记起第一眼看到她的样子，她穿着过时的红色呢子外套，头上是一顶紫色的软帽，头发没染过，是天生的棕黑色，能看出上了些妆，但并不浓艳，刚好足够遮住脸上的皱纹和雀斑，当然是出于生活的折磨和年龄的增长，那也是一张普通的脸，也许年轻时还要再俊俏一点，但也仅此而已了，她是个寻常的房客，不会在这幢房子里激起一丝波澜。我很快听说她是意大利人，那时我正打算夏天到意大利旅行，于是找了个合适的时机问她愿不愿意教我意大利语，我告诉她自己愿意付一些学费，她马上答应下来，看起来很高兴能多一笔收入。于是每天下午里的一个小时我就在她的房间里上意大利语课，她讲课很随意，很多英国人和德国人教授时喜欢引用本国有代表性的诗歌，仔细揣摩的话里面往往还有一点自得的意味，但艾格妮丝从没有谈过一星半点有关文学的话题，她对这些事物不感兴趣，也不是每个住在拉丁区的人都是作家和画家吧。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我对艾格妮丝有了些了解。据我所知，她并不富裕，而且已经独自生活了很多年，没有过孩子，靠着一个亲戚接济在巴黎生活，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她不年轻了，不受雇主欢迎，这是一个应该坐在家里教育孩子，礼拜天准时去弥撒的年纪。不过艾格妮丝说她也有自己的兴趣，她告诉我她晚上会去一家俱乐部跳舞，有那么一瞬间我在猜测这是不是邀请，但我看出她更想要的是保留自己的这一点私人空间，作为一种面对艰难生活的麻醉，她的确没有邀请我一起去，我也不想要，对我来说，这样的关系正好合适，和近邻之间任何更加亲近的距离都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就这样维持着平淡的友谊，在我眼里，她只是我的意大利语老师。

有一天下午我在房间里准备好要去上课时，突然响起一阵微弱的敲门声，打开门我看见艾格妮丝站在门口，一脸憔悴，头发也没有梳过，几缕干枯的黑发垂在脸颊旁，我甚至能看到她脸上隐约的泪痕，在淡淡的粉状上划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的皱纹抽搐着。我惊讶地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告诉我今天不舒服，课停一节。然后转身就走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关上门坐在椅子里。过了一阵儿，我突然想要冲出去敲响她房间的门，或许这是一种必要的礼节，想了一会儿后还是觉得等艾格妮丝平静下来再去问也不迟。晚饭后我找到艾格妮丝，她看起来还是很疲惫，承受着巨大的打击，但已经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她说话时，嗓音轻轻颤动：

“卡塞尔太太不让我在这儿住下去了，恐怕我明天就得离开。”

我在等待她继续解释下去，但她似乎需要一些鼓励，她像一只无助的小狗盯着一侧的墙面。

“发生什么事了？”我尽量温柔。

“威瑟斯彭找到卡塞尔太太，说我晚上到外面做些糟糕的事情，会败坏这里的名声，他说我应该住到贫民窟里去，和堕落的女人住到一起，他说那才是我的家。”她说话的声音可怜极了。

我被这句话说的不知所措，一股愤怒突然占据了我的心，我感到一阵血气上涌，我猜那时我的整张脸都是通红的。

我什么也没说，头脑中构思着安慰和同情的词语。她接着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说：“你不会也怀疑我吧。”这句话的杀伤力简直无与伦比，几乎把我当时还年轻得近乎幼稚的头脑推到了冲动的边缘。

“当然不会，威瑟斯彭是最无耻和愚蠢的人了，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里，对别人都漠不关心。我很抱歉他这么中伤您，”我惋惜地补充说“没有办法了吗，卡塞尔太太怎么能就凭他的话赶走您呢！”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房间，冷静下来，反复在脑海中重演着自己刚才的表现，年轻人总是害怕自己在某件事情上因为无知而显得笨拙，却经常因此显得更加笨拙，我仔细回忆艾格妮丝，寻找她是威瑟斯彭口中的那种女人的蛛丝马迹，最终我说服自己这一定是威瑟斯彭的恶意诽谤，但也抑制住了自己去找卡塞尔太太求情的冲动，那样显得太冒失，我一点证据也没有，万一威瑟斯彭手里有确凿的理由，出丑的恐怕就是我了。我躲在被窝里直到很晚才睡着。第二天一早，她就离开了房子，我再也没见过艾格妮丝，却时常听见楼上的席勒发出一阵阵狞笑。

自此之后我对威瑟斯彭先生的敌意加深了，我也毫无顾忌地加入到调侃“爱诗的威尔汉姆”的行列中去了。

公寓里的日子就在这些闲言碎语和稀松小事中飞速流逝，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年，威瑟斯彭变得喜欢晚归了，他一定找到了什么方式消磨他所剩无几的光阴，连他上楼的脚步声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欢快，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脸不再那么平直严肃了，虽然面孔的缓和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放宽的管束，看到那种天真的笑意浮现在一张迟钝松弛的老脸上真是再奇异不过了，只是他的目光一碰到别人身上，就会马上变得冰冷，流露出往日的高傲和蔑视。很难想象出威瑟斯彭的生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变化，我们胡乱说是他支持的政党在祖国上台了。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去一家平常很少光顾的酒吧，藏在一个落魄街区的深巷里，穿过那道小门，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喧闹无比，年轻的侍者端着香槟走来去，西班牙小伙子在上面吹奏萨克斯管，烟斗和咳嗽声漂浮在空气里，到处是浓妆艳抹和谄媚的笑声。但是，就在这一片纵情声色的混乱中，我却看到一个消瘦的身影出现在吧台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背后走进一点，当看到那稀疏的白色头发时我终于不再怀疑了，是的，第一次在公寓以外的地方遇见他，谁知却是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地方，报社的滚筒和打字机的敲击声在我脑中粉碎了，只剩下威瑟斯彭坐在小酒馆吧台前的椅子上，旁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

我兴奋地走到他前面，得意洋洋地说：“威瑟斯彭先生，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您。”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公寓里那个面若冰霜的老男人，相反，他神采奕奕，两只眼睛在酒精的作用下闪闪发亮，他甚至是在刻意炫耀着放纵和堕落，把虚荣和肤浅放上祭坛，我原本以为这些事物他是从不在乎的。

“噢，上帝啊，”他看起来很吃惊，但没有一丝羞愧，他一定还没反应过来，“你好啊，梅耶。”他的眼神在我身上乱晃，不知道已经喝了多少。

“这是谁？”旁边那位女士开口问威瑟斯彭，我这时的注意力才转移到她的身上，仔细观察起来。她脸上涂着厚厚的白霜，在杂乱的光影下一片惨白，不禁让人想起伊丽莎白一世，头发高高竖起做成一个奇怪的发髻，眼睛很大，鼻子很宽，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上面涂了浓烈的红色，她的颧骨很低，脸颊凹陷，即使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也能看到她脸上的皱纹。仅仅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里我就做出了判断，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放荡女子，整个巴黎恐怕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媚俗，更浮夸的女人了。

“啊，我的邻居，年轻的阿道夫·梅耶。您是什么来着，工程师？……工程师和画家？”他的身体不住地晃悠。

“你好啊，看来你与威利有些共同的爱好，才能聚到这里，哈，他已经被我教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了。认识我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可是你看看他现在有多幸福啊。”

我要了一杯螺丝起子，想仔细听听这两位的故事，看到威瑟斯彭耷拉着疲惫的身体趴在吧台上，我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胜过了羞辱报复的快感。

“想不到威瑟斯彭先生还有你这么一位奇特的朋友。”

“我们还不算朋友呢，他要我做他的老师，他得完成我的任务。”她笑着大声说道，声音里有种与众不同的质感，很吸引人，“在我看来他有很多烦恼，听他说你这些朋友却从来没关心过他，他是那么孤独，一点也不懂生活的真正滋味。”

“他从没对我们说过，我想他都不觉得我是他的朋友，我连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威瑟斯彭抬头看我一眼，好像很是惊奇，但他没力气理解我的话，懒洋洋地掉过头看着那个女人。

“我们也是偶然认识的。我是凯蒂。”

“凯蒂·艾略特，美国来的，杂技演员。”威瑟斯彭突然补充说，一动不动地盯着凯蒂的胸部，语气里有种淡淡的嘲讽，但说不出是针对谁，我觉得凯蒂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所以那种戏谑只能是对自己。

“我从不知道您会看杂技表演。”我说。

“嗯哼。”他回答，语气里有种什么都不在乎的轻蔑，但又像是在询问。

“他是挺喜欢的，我的经纪人也认识他。而且我们也都喜欢布鲁斯，看见舞台上的乐队了吗，这是我在巴黎发现的好地方。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她强调。

“美国人死后上圣日耳曼大街。”我回答。

“一大份牛排，”她举起细长的胳膊朝服务生喊，手掌在空中一翻，“我饿极了，刚刚在教威利怎么跳舞。”

我努力想象威瑟斯彭先生挑起舞来的滑稽模样，怎么也不能和眼前这个老头联系起来。我说凯蒂跳舞一定不赖，她咯咯咯地笑，那笑容很廉价，而且职业得如百货商场的女售货员。

“我下个月在巴黎还有演出。”

我礼貌地表示自己回去捧场，接着又聊了许多，直到深夜。跟我来的朋友们都走散了，我原本以为威瑟斯彭会和我一起回去，但他坚决要先送凯蒂回家，所谓的家估计不过就是一个临时小公寓罢了，凯蒂有些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让威瑟斯彭送他，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一个人走上了回去的路。

那天晚上我格外留意着楼梯的脚步声，在半睡半醒中，我又听见那摇摇晃晃的声音，在我的想象中，他扶着墙，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声音，街上的冷风大概让他酒醒了大半，我心里冒出个邪恶的念头，希望卡塞尔太太这时突然端着蜡烛出现在楼梯口，那会是什么景象啊。但这种想象还没来得及发展下去，我就沉入了睡梦里。

我没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知道威瑟斯彭先生艳遇的人，毫无疑问这件事成了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笑话和窃窃私语在晚餐桌上弹来弹去，因为这是威瑟斯彭缺席的场合，自从有了凯蒂，他再也不回来吃饭了，每天晚上我都看见卡塞尔太太涨红了脸装作听不出其中的奥妙。凯蒂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情史，或许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他就再没有了爱和呵护，于是干脆把自己沉入了严肃的泥沼里，宗教，战争，帝国政治，哲学，这些东西不知不觉成了他生命的全部，日子久了甚至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是真实的他，严谨刻板，勤勉而高贵，他用歌德和布莱克为自己打造了一身厚厚的铠甲，终日在想象中咀嚼别人爱情的甜蜜，却只能望梅止渴，因为他不懂得爱人，也不懂得如何被爱，想到这，我甚至有些同情这个瘦弱矮小的老头。无论如何，一个美国杂技演员和威瑟斯彭先生的结合都是一件不可思议，回味无穷的事情，直到多年后想起来也是如此。

我如约去看了凯蒂的演出，粗俗到难以置信，充满了俗套的戏码和虚情假意的包装，我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能爱上这样一个女人，凯蒂身上那种艳俗的美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实稍加观察你就能发现隐藏在胭脂粉后的丑陋和衰老，想不到一个整日饱读诗书，在早餐上滔滔不绝讲述大道理的人竟能被这种简陋的掩饰蒙蔽。如果说凯蒂有让人喜欢的地方，那就是她身上不竭的活力，她可以做你的好朋友，任何人和她聊天都会很开心，因为她总是把话题引到对方擅长的领域去。

威瑟斯彭在凯蒂面前挥金如土，后者身上自然多了几件价值不菲的珠宝，原来的低劣化妆品也被一股脑丢掉，凯蒂脸上多了些昂贵的光泽。我过去没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财力，因为他一直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他的年轻是显而易见的，凯蒂的活力也一样传染给了他，即使知道威瑟斯彭曾经是那样一个人，当你看到这个老头脸上泛起的幸福的光彩时，心灵还是不由得为之震颤。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个月。

有天威瑟斯彭早早地回来了，脸上与艾格妮丝离开前一天的憔悴神情如出一辙，他紧紧闭上房门，里面再也没发出一点声音。

威瑟斯彭又恢复了那副阴沉的面容，他晚上不再出去，埋进哲学和诗歌的海洋里。楼里的房客都有了自己的猜测，但谁都不敢打包票。我想起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听到凯蒂的消息了，或许马戏团回了美国，凯蒂也回去了，威瑟斯彭一定伤透了心，有时候，那些平素一直庄重高贵的人物突然动了情会更加难以掩饰自己的情感，威瑟斯彭像个丢了母亲的小孩，他的脸上写满了失落。我想凯蒂应该不会在这样一个老头身上做出什么不切实际的承诺，如果真有，这种哄骗对威瑟斯彭来说未免太过残忍了一点。

几天后的夜里我突然被一声猛烈的撞击声惊醒，紧接着是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声响，从楼上，也就是威瑟斯彭的房间里传来。我想起白天他的模样，急忙披上衣服上楼，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急切，也许上帝下次就可以教会我不要多管闲事。

到楼上时只有我一个人，旁边的邻居早就习惯了他平日的冷漠，也懒得开门看一眼，我扫了一眼门上的木牌子，上面还是那几个字“闲人免进”，也许犹豫了片刻，也许没有，我伸手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我喊他的名字，还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去找卡塞尔太太，拿来钥匙打开房门，里面一团漆黑，但还是能分辨出威瑟斯彭瘦小的身影倒在地板上，借着卡塞尔太太的烛光，我看到一具蜷曲的躯体在剧烈地抽搐，旁边一摊液体，房里除了堆积如山的书籍稿件，就是正对着我们的窗户，窗户外是整座城市呼吸的起伏。

两个小时后，威瑟斯彭痛苦地死在医院里，他服下了一大杯草酸。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走进那个传说中的房间，看着满地的混乱，阳光无情地把这里照了个彻彻底底。他的遗物只有一些没有写完的书稿，外加四十七法郎，没有遗书，我回答了警察的问题，结论很简单，威瑟斯彭是自杀。

我试着联系凯蒂，按照之前的地址去找她的房子，却发现那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口中的那个叫凯蒂的人，我又试着找凯蒂之前演出的剧院，得知马戏团上个月就离开了巴黎，可能是去伦敦，也可能是去纽约。

卡塞尔太太准备把一大堆书和稿子寄给他的某个亲戚，如果他还有亲戚的话。在混乱的书稿中夹了一本威瑟斯彭的日记，卡塞尔太太拿给我看，我翻开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德文：她离我多远，也就离我多近。

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