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被委任采访这件事（也是我头一次听闻）的当事人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敢相信的，我不相信仅靠灵长目哺乳动物的子宫就能孕育出没有出现夭折的八胞胎来（而不管这八胞胎的健康状况如何——至于是否患有先天性的、难以治愈的恶疾，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甚至周围那些有权有势的、具备理智头脑的精神领袖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我也就勉为其难地相信了。
我也不得不相信这件事，新闻工作者总是要带着这样宁可信其有的、职业道德绑架式的态度去调查每个社会案件，这仿佛是作为记者所必需的先天性素养。于是我很成功地劝自己相信了这件事，并在一个阴冷而像是具有攻击性的阴雨天里驱车前往那个村子。
这是个秋季的阴雨天，然而希日朗嘎村里已经没有多少秋意可以诱发人类的艺术细胞了，唯有那烟雨朦胧的、弥漫着淡薄雾气的郭勒木德草原始终像是个真理似的躺在地壳上供我们踩踏、观赏，可是我也没多少闲情逸致可以驻足在草地上。
我把我那辆老款的别克开进希日朗嘎村的主干道，开到导航里所显示的终点位置停下，熄火后，我从副驾驶座上拿起我的书包和雨伞，开门下车。雨点还没有密集到让我马上打开伞的程度，但是那股穿梭在雨点里的凉意让我的乳房像是被上帝攥住一般瞬间瑟缩了一下。
我背上书包，疾步朝那栋孤独的土坯房子走去，我敲了敲门，然而长达一分钟的时间里都没有应答。
我再次敲了敲门，这次我同时向屋内的所有生物表明了我自己的身份：“您好，我是专程来采访您的记者，我们报社之前联系过您。”话音刚落，门仍未开，但是我却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愚蠢。
这是因为寂静的环境总能催生愚蠢的情愫，而这这种愚蠢的情愫继而又导致了愚蠢的行为，在没有得到与之相对的回应的情况下，这些症候性的、愚蠢的想法和行动就不断地在生理构造内部发酵，直到它们完全把一个产生思维的主体压垮。
终于门被打开了，很奇怪的是门是向外推开的，正因如此我被突然迎面撞来的门框吓得往后踉跄了几步，在某些自以为是且稍微懂点演绎推理法的聪明家伙看来，我和屋内开门者的这种意料之外的交互在本质上是在形成一种刻板的冲突，他们会放大细节的内核，甚至是各种动作的含义和外延，但是这种歇斯底里式的分析会终止在有意识交互的一刹那，就比如我和当事者开始对话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有逻辑地、按照既定的隐形流程开始交流的时候，一切言不由衷的东西顷刻都化为乌有了。
照我看来，开门的必定就是沙其曼，看那副沧桑的、满是褶子的脸，那二十五岁的脸蛋上已经尽是接近耄耋的、无法回溯的疲惫感，但是她的眼睛，她的那一对鲜活的、把我的身体完全装进去的晶状体并没有衰老，除此之外，那里面所散发出来的就尽是些身不由己的无奈。
她穿着一件亲自手工缝制的、印着蓝色小圆点和小碎花的棉袄，绑成马尾的头发应该是刚洗过不久，因为当我经过她身边时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薰衣草香味。在那夹杂着些许银白色发丝的、略微稀疏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操劳过度的、任劳任怨似的脸蛋，那张小巧而呈现椭圆形的脸膛上满是松松垮垮的皱纹，就像是在水里浸泡了太长的时间而变得褶皱起来。
凭借我从业多年的、标准而准确的判断力，我敢说她在生下那八个孩子以前绝对是漂亮的标致的，即便称不上漂亮和标致，她到今天为止的容貌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的苍老。我知道怀孕能对我们女性造成层层叠加且难以修复的伤害，不只是阴道，还在于距离那阴道更遥远的乳房和面容，正因如此，我对受精卵存在于我们女性体内并在我们体内开始茁壮生长充满了恐惧和怀疑。
有些佯装客观、故作明事理的新时代女性会说，我们不该这样产生这些该死的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我们不该如男人所愿去物化自己，让自己变成男人眼里评价的对象和用他们的切身利益去衡量、去挑选的“事物”，我们应该像西蒙娜·德·波伏娃和阿梅莉亚·玛丽·埃尔哈特那样，不能依赖于可以产生自我思想的主体而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抽象的东西，不能去把女人的概念理解为从子宫里所诞生的、不得不的身份而是去把它向更高层次拓展，最好是理解为或归纳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结构之一，且这种普遍的、非特殊的社会结构与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同在，与消费主义同在，与所有男人们所代表的的社会结构同在。
可是到头来我们期中的某些患得患失、缺乏自信的同胞们却表现出了与其观念完全相反的一面，仿佛最终到头来按照男人们的意愿行事就是她们义不容辞的归宿。她们先前所说的绝不做男人物质的奴隶的口头禅统统成为腐烂的、多姿多彩的泡影，如今却在做物质奴隶的时候乐此不疲，指望着那些长了阴茎的动物们会因对她们的爱和所谓的死心塌地而甘心把钱交给她们掌管和消费，这是何等的荒唐。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没有阴茎的动物都这样，而是针对其中的部分特殊人物。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所批量生产的、粗制滥造的世界观是存在极大问题的，当社会将女性特殊化（包含除却生理差异之外的特殊照顾）的时候，歧视现象就产生了。
现如今，对于所有问题根源的追溯最终都会无一例外地归根到性别问题上去，那些进行归因的人自以为发现了问题的真相，殊不知这是那些资本家们利用脆弱人性和巧妙的营销手段进行矛盾转移的结果，他们也殊不知那些资本家们正在他们的私人豪华游艇上享受着他们不曾设想的乐趣——这是荒唐而滑稽的。
就比如说，人们现有的既定观念认为，女性在家庭中负责掌管着财政大权，并且如果家庭里的男性包揽了照看子女、做家务及做饭且不耽误赚钱，那么社会群众首先对这个男性只会有无一例外地欣赏，但马上转头就去夸赞女方的训导有方，并向其讨要经验。
依我看，这只是男女不平权问题在科技革命时代的畸形表现而已，是整个社会对男性的“报复性关怀”。虽然我是个女性，但是我已经不能够再理解女性。目前现存的绝大多数关于男女问题的论调在我简陋的大脑看来都是扯淡，就像我上面所说的，真正的男女平权问题的最佳表现方式是男女二者皆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根本没有人会把问题归因到男女差异上去，女性不再一边倒地去指责男性或是厌恶男性而又不放弃从男性身上获得关爱，男性不再仅仅关注女性的身材或是因女性的指责而产生恐女症，如果这些愿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那些制造性别对立问题的媒体工作者们将很快会失业了。
她邀请我进屋，并建议我坐在一把小巧的、只有约莫三十公分高的椅子上，这把椅子一看就是专门给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坐的。随后，她掀开西南墙角处的一块靛蓝色的、印满白色蒲公英的帷幔，弯下腰，从露出来的低矮的门洞里钻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不知道她去做什么了，所以我只好静静坐在座位上等她回来。
我仰起脖子，环顾这个像是客厅而又具备洗漱功能的房间。这个光线暗淡的、阴郁的房间里充斥着一股超前的、冷冽的霉味，以至于我那已经有点冻僵的鼻子像是受到了更猛烈的攻击。这个似是而非的客厅里没有暖气，只有在东边靠墙的位置有个正在嗡嗡作响的小火炉，炉子上放着一个冒着水汽的、圆墩墩的水壶，旁边是堆放着的几根劈好的、乖巧的槭木或是桦木，那些木头就像是等待着被处刑的死刑犯似的躺在那里。
地板是砖头加泥土的简单混合体，看起来黑魆魆的并且有些泥泞，但貌似在我们虚假的观感上要比瓷砖暖和得多。环顾四周，除了这些，整个屋子里还摆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床，床上铺着樱桃红底色的、印着牡丹花的棉褥子，褥子上的两床同样底色和图案的棉被子凌乱地摊开；靠近窗户的位置摆着一张高脚方桌，桌面铺着的厚重的玻璃砧板上摆满了黑黢黢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瓶、成捆的莴苣和芹菜以及一堆廉价的保养品和化妆品；桌子正下方的地上还堆放着几个看着已经泛黄的甘蓝和西红柿、两双表面泥泞的白球鞋、一个装满衣服甚至已经从中满溢出来的纸箱子和两大袋不知名品牌的洗衣粉；然后是靠近我进门的位置同时也是靠近我所坐的位置的墙边，是一个专门用来放置洗脸盆的铁架子，架子上放着肥皂和毛巾，架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椭圆形的、边缘处缀满花边的镜子，从我有些反光的视角看去，镜面上已经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焦糖色的油渍或者是其他东西形成的污垢。
总之，我想如果是那些喜欢对着自己的脸蛋精雕细琢的女性是无法容忍镜子里的自己被污垢遮住的，而且她们也更加无法忍受在这个阴暗潮湿、到处可能隐藏着蟑螂窝的住所。但是这个叫沙其曼的女人不得不住在这里，靠自己力量抚养八个异常的孩子。
“我给您倒了点热水喝。”她端着两杯热水从那个门洞里走出来，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却让我心生疑惑，那几个可能装有热水的暖瓶就放在炉子的旁边，所以门洞那边是否还有个炉子或是装有热水的暖瓶不禁让人怀疑。
我向她道了谢。
她坐在了床沿上，刚坐下便从墙角的门洞里冲出一个黑影来。那个像是穿山甲似的、深邃且充满引力的黑影就跑到我们跟前来，原来是个三岁模样的小男孩，但是与其他同龄小孩不同的是，他的脸是畸形的：他只有一只眼睛而这只乌鸫鸟似的眼睛就长在了额头的正中央，没有眉毛，理论上原本应该长眼睛的位置是他的两个猪尿脬似的、红彤彤的腮，夹在两腮之间那坨没有骨骼支撑的肉看来就是他的鼻子了，有两个细小的孔隙开在那坨肉的下方，像是在吝惜最后的、没有被诅咒的皮肤。
他的嘴巴长在原先应该长鼻子的地方，唯一正常的好像只有他咧嘴朝着我们笑时从嘴唇里面露出来的两排整齐的牙齿，这两排高度钙化的硬物保证了他还能像正常的脊椎动物那样从这矛盾且常需孤注一掷的社会里获取营养。
在与他对视的那一瞬间，我仿佛感受到了奥雷里亚诺家族式的力量正间歇性地、富有节奏感的敲击着我的脑壳，我企图向无所不能的自然规律妥协，缴械投降，供奉出我所有的可以用来狡辩的理论知识和具有冲击力的名词，但是我做不到，我即便那样做了，我也只是成为了最普通的牺牲者之一。
看啊，在这类同样诞生于地球的生物面前，我们的知识究竟能发挥什么功能呢？答案可能是没有。他笑完之后，转身扑到了沙其曼的两腿之间，他把脑袋枕在她的大腿上，而沙其曼则以那最寂寥的母亲的姿态抚摸着他的脑袋。
“他是我的孩子，叫阿斯尔，他现在还不能上学，但我相信到时候他将会是个很聪明的学生。”
“那一定是的，”我礼貌地回应她说，“其他孩子都去上学了吗？”我想，其他七个孩子也必定与阿斯尔的模样八九不离十得相似，都是这种令人心痛而又令人束手无策的唐氏综合征的牺牲品，在那些斯巴达式的、具有挑衅性的命运跟前，我们用图穷匕见的精力和态度所铸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又算的了什么呢。
“是的，”她回答，“您是来问伊特格乐的事情的吧。”
“嗯，如果他是叫这个名字的话。”我说。
“如果这个浑球没有骗我的话，那么他确实是叫这个名字。”她说这话时有些冗余的不安分和怀疑从她的脸上升起，进而像是阴魂不散、驱散不尽的雾霾似的萦绕在她的脑袋上，再也没有离开过。“四年前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依稀记得那个晚上是湿漉漉的，密密麻麻的水汽像是蒲公英种子般飘散在理应皴裂的空气中，走在那湿润的空气里就像是走在乌兰木伦河的河水里似的。但当时没多久后我就躺在了这张床上，没错，四年前的这间屋子依旧是这样古板的摆设，而且当时的这些墙壁和地板比起现在也没有干净多少。
“那时我已经脱光了衣服，准备入睡，但窗户外边窸窸窣窣的蟋蟀和蝈蝈的叫声不绝于耳，听你们城里人管这种昆虫的叫声叫做白噪音，能够更好地帮助你们入睡，而我们希日朗嘎村的人就没有这种麻烦的讲究了，毕竟我们生活压力没有你们城里人那么大。与此同时，从郭勒木德草原上吹来的鲜嫩牧草的清香夹杂着羊耳菊、桔梗花和蜀葵的气味穿过门缝泻进我的鼻腔，浓烈的气味和聒噪的虫鸣——”其实是睡眠的敏感神经放大了这种感觉效应，我想，“——让我压根睡不着觉，我反而越发地兴奋起来了。但事实上，这样仿佛是戏弄人的兴奋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我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我记得那时候的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而这个梦后来让我发觉是这场诅咒的开端或者是叫做征兆。我梦见我变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的阴茎，而我在他逍遥快活的、花天酒地的生活里却是个有意识的存在。不仅仅是醒来后，就连在梦中我都感觉到当时的‘我’是一个很离奇且很诡异，或者是说是受到了诅咒般的生命体。他带领着‘我’，见识了不同类型女人的不同的阴部，而‘我’也必须且毫无选择地要见识那些说来恐怖的暗黑森林，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是性爱工具的本质，而非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生殖工具。咳，就算是在梦里，男人们都是那样千篇一律的好色，没有例外。可是现实里我又不赞同自己这样的看法，男人们在多数时候也是很可爱的生物，如果我们去讨厌他们，不就是在给制造他们来厌恶我们的契机吗。你说是不是。
“以我这个粗鄙的乡下人来看哈，我是感觉，我们所有人都是地球的胎记，不均匀而又很趋同地散落在地球的皮肤上，瑕疵和不完美这两种性质就像是血与肉似的塑造了我们的轮廓，我们在被自己的粪尿和制造业所污染的空气里游啊，飘啊，无需认识到自己种种脆弱和缺陷，而这其实也算是某种侥幸吧。我好像把话题扯远了，但不得不说，这是我在怀着他们八个的时候所认识到的某些事情。
“回到正题上来，没多久后，这个梦就像是流产似的从我大脑里消失了。紧接着，我便听到了那个男人对我殷勤的叫喊声，这叫喊声裹挟着某种有的放矢的、求偶动物的目的性，转化成那更加具体的、更加触手可及的脑震荡，使我从梦里醒过来。
“我醒过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叫喊声不是从梦里传出来的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它就在那玻璃窗外面，低沉且传递出一种萧条感，就像是感冒了的黑夜在朝我的房子咳嗽。讲真的，这简直要把我吓死了！这种真实而又虚无缥缈的感觉就像是我提前步入了弥留之际，而死神也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要把我带走了，它不耐烦地轻声呼唤着我，而我也在每一声呼唤中逐渐变成了这黑暗的排泄物，变得同样的虚无缥缈起来。
“可是如果一直是那一成不变的叫唤声倒也还好，但是马上那叫唤就逐渐变得复杂起来，突然加入的敲窗声让那原本低沉的叫唤显得有些俗不可耐。出于害怕，我先打开了手电筒，然后拿着手电筒在房间里照来照去，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那低沉的呼唤和敲窗户的声音仍然在我耳边肆虐。我走过去拉开窗帘，然后用电筒照向窗户外边，但是我所看到的只有黑暗里沉睡着的希日朗嘎村以及天幕上那监视着草原的弯月牙，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这时那个声音突然又想起了，他要求我关掉手电筒，起先我根本没听他的，然后这个声音就一直重复着。由于我太害怕了，我就关掉了手电筒，然后这个声音让我打开窗户的插销，我也照做了。可是等我真正地把插销拉起来并把窗户推出去之后，那个低沉的声音便戛然而止了，并且在短时间内也没有发生任何异样。
“于是，我便静悄悄地几乎是鬼鬼祟祟地回到了床上，给自己盖好被子，仿佛那被子就跟铠甲一样可以保护我似的。可是我也知道，等灾难真正降临的时候，能挽救我们的也只有人人对其鄙视狗屎运而已。没多久后，那个低沉的声音便又重新霸道地笼罩着我了，只不过这次它更近，仿佛就像一只神仙的手一样在抚摸着我。只听见那个声音对我说：‘沙其曼，我知道你在那里，我叫伊特格乐。请你不要因为我在这半夜里的突然造访而感到恐惧和困扰，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你的累赘，所以请你不要那样想。我是来拯救你的，请你接受我的好意。’话音刚落，我就听到了双脚从高处落地的啪嗒声，我知道他已经站在房间里了，就站在我靛蓝色的眼前和得有个两三公斤重的黑暗中。
“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我也无暇顾及自己害不害怕了，我只记得自己浑身哆嗦着，盯着那双脚落地的啪嗒声所传来方向。突然，有一双几乎要把我瞬间摧毁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情急之下我开始不受控制地叫喊起来，而有只手也很快把目标转移到了我的嘴巴上来。他一边捂住我的嘴，一边往我被窝里钻，他跟我躺在一起之后便不再动弹了，而是静静地等我放松下来。
“很久之后，等我觉察到他暂时不会对我产生威胁的时候，我就不再叫喊了。在这时候，我同时也发现我们人类那在漫长且包含着各怀鬼胎因素的复杂进化过程中得到强化了的防御能力在我身上已经不起作用了，我所有坚硬的皮肤在这时候就像是蜕掉的蛇皮似的全部被他攥碎成了粉末，而我的全部原本激昂的内在（我不是说我非得要有什么深奥的、让其他人相形见绌的内在，而是广义而笼统代指我的那些抽象的、没有实体的精神系统）也都已经在他君主式的掌控之内了——”
穆罕默德二世式的，我在心里想道，虽然我未曾见识过那像是威逼利诱似的场面，但是我能猜到那身体和精神的城池被完全攻陷时的的绝望，绝望到你甚至都能从当时凝固的黑暗中萃取到某种类似于胆汁似的苦水来。
啊，那些唾手可得的罪孽就是这样在世代之间循环往复着，它们从未彻底消失也根本不会被彻底铲除，代达罗斯式的低级的罪过与悔意构成了人间疾苦的原始轮廓。坐在我眼前的这个未老先衰的女人，既像是真实存在的又像是我勾勒出的一个虚幻的形象，而她的那些声音又都像是我兀自臆想出来的。可是我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想象。她继续坐在那里讲述着，而她的讲述与我的思考无关。
“——于是我开始尝试着记住他的外貌，可是我的眼前漆黑得只剩下他和我的不在一个频道上的、相互排斥的喘息声。无奈之下，我只好打算通过一些言简意赅的问题来确认他那神秘的真实身份。我问他究竟叫什么，他还是回答我叫伊特格乐，可是我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所以在那个时刻，这个名字就如同是万能的上苍对我施加的诅咒似的降临到我的床上，我对这个名字充满了敬畏与恐惧。
“接着我问他是不是希日朗嘎村里的人，他说是。这就让我本就绞在一起的思绪更加纳闷了，我的脑袋开始搜索我所熟知的以及打过照面的所有村民的形象，可是就是搜索不到这个叫做伊特格乐的人，或许我见过他而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毕竟当时他躺在我床上躺在我情绪崩溃的边缘的时候，我是完全没办法破解他的真实样貌的。
“当时，那匍匐在我身上的、分布均匀神秘感就如同是滚烫的开水似的浇淋了我所有的皮肤，我动弹不得而又必须要或者说不得不做出着细小的动作，比如转动脑袋、双手捂住胸部或者是抓好秋裤的腰带，否则我将会被淤积在胸口的巨大能量给从内而外的炸开，就好像被塞进一个爆竹的易拉罐那样被炸得四分五裂。
“这其实也没啥深奥的原因，我也不懂你们文化人对于这种古怪的现象是怎么解释的，反正我就觉得那些小动作可以可持续地、缓慢地把那些腐烂的能量给悄悄释放出来，让它们顺着我的手指头或者是视网膜流出来。后来我就不想问他了，我应该先保护自己，然后再去发掘他的身份。可是事实是他仍然就像是尊沉重无比的神像似的把我压得死死的，他不再躺在我旁边了而是完全趴到了我身上，我就像是被制服了的歹徒似的动弹不得。”
“您旁边就没有什么可以抄起来的坚硬的东西吗？比如刚才拿着的手电筒呢？”
“手电筒就在我枕头旁边，可是我得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手去够到才行，而我的两条胳膊以及两只手完全被他的身体给箍住了，我压根抬不起胳膊来，我也压根施展不出来任何能够实现局面逆转的、足以掀翻伊特格乐统治地位的力量，从表面上看去，我就在任由这个暴君这个来路不明的强奸犯从上到下从内而外地非礼着我的胴体我的灵魂以及我的防备心理，那一刻，我孤立无援地藏匿在他完全密封的胸膛之下，仰视着他那不知是脸还是脖子的身体部位。
“人们常说，‘弱者的仰视是希望得到援助，而非表示畏惧’，当时看来确实是那样的，我复杂的、寂寥的、精疲力竭的、不修边幅的内心竟然出现了那种诡异而不符合实际的想法：我竟然妄想得到他的帮助！这种情况比我爱上他还要糟糕！这叫什么来着，死多哥德摩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回答她。
“嗯对，没错，就是这个。但是我还没有堕落到染上这种花里胡哨的、像是疟疾似的烂病，我还没有那么愚蠢，那就是我当时处在危急情况下力求全身而退的一个幻觉罢了。
“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念头，因为他开始跟我做爱，并且仍然不例外地捂住我的嘴巴以防我突然叫喊——即便是我声嘶力竭地叫喊呢，在这希日朗嘎诡异的夜里，也只有那无惧无畏的耗子才会答复我的求救。我感觉到他是戴着避孕套的，而且在我跟他确认之后，那隔绝精子与阴道的、带有随机性的薄膜确实是包裹在他那硕大的龟头上的。于是我那和剧烈的、撕裂般的痛感融为一体的贞洁就被轻易地夺走了，我甚至来不及反应，因为那些要把我裁剪成碎片的疼痛从阴部一直蔓延至我的大脑，我就像是被闪电劈中然而还倒霉地残留着些许无用的意识。
“他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做，我听到我用那种极其痛苦的声音回答他，然后他说他早已爱上了我，可我当时只觉得他是个万恶不赦的、就该被阎王爷抓去的恶棍而已，况且我压根就不认识他，也没听闻过他的名字。我没有回答他。接着他又说他希望我能给他生孩子，我回应了他的这个更加怪诞荒唐、有些霸权主义的要求，那时候他的那根硬邦邦的玩意还在我的身体里抽动着。
‘我甚至都不认识你。’我跟他说道。
‘可是我认识你啊，沙其曼。我爱你，我像是珍爱自己的心脏似的珍爱你，虽然你现在不认识我，但很快，我们就会是一家人的。’
‘等你走了，我就可以去报案，说你强奸我。’
‘给警察说伊特格乐强奸你吗，’他顿了顿，我以为他是害怕了，但是他马上又说，‘亲爱的，虽然我确实是叫伊特格乐，但是希日朗嘎甚至是整个内蒙古都没有人认识我。你不认识我，那么同理其他人也没有理由认识我。’
‘那你到底是谁？’
‘伊特格乐。’
这些不能产生任何利用价值的对话就如同利刃似的在我的心上开了一道新鲜的伤口，而那时候他那热气腾腾的身体也已经从我身上挪开了，除了他那含有盐分的喘息声之外，我只能听到那湿淋淋的绝望在干燥的空气里的嘶吼。
“从那个充满争议的时刻起，我已不再是那种在男性角度备受欢迎的、像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似的处女，虽然在那晚之后我开始害怕自己在这个落后的村子里引以为傲的性别价值有所下降，但是我也常常在某些个自发性的食不果腹的瞬间突然觉醒，觉得我们女性该与这种万恶的、不仁义的处女情结抗争到底。
“虽说这种突如其来的信念能够给我带来瞬间亢奋的能量，但是那并不是持续的，毕竟以我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女人能做的了什么呢，我连拉希日朗嘎村里其他女人加入我的能力和雄辩能力都没有，又怎么会有能力带领她们去和那些靠勃起的阴茎来辨别方向的男人们呢。唉，说到底，那时候的这些想法都是伊特格乐在我的大脑里所造的孽，我怨恨他，并去报了警，但是警察在电脑里查来查去也没找到有叫伊特格乐的人，倒是在呼和浩特有个老会计叫伊特格乐，我看到电脑屏幕上那个满脸横褶、看起来就跟猪有深仇大恨的老头子，虽然在那挥之不去的黑暗里我没见过伊特格乐的真实面貌，但是我确信屏幕上的那个老家伙并不是他。
“可能真的就如他本人所说的，没有谁会认识他，我甚至借着那股子悬而未决的诡异而开始怀疑他肉体的真实性，既然连人口系统里都没有这号人物，那么他的存在到底是针对性极强的、针对我的灵异事件呢还是当时的黑暗所赐予我的错觉呢，我不明白。当我陷入这种开始让我崩溃的自我怀疑的时候，他又出现了。”
“他这次来没有提前告知你吗，就比如说让你在耳边听到他的声音，或者说他是否有给你写过信，让你提前得知他将要在某天晚上再次现身？”我问她。沙其曼看起来有些疲惫了，只见她不停地伸出那有些像是山楂皮的舌头舔舐着龟裂的嘴唇，那嘴唇黯淡无光，仿佛那种魔幻的、得了高原红的丹霞地貌里的两座小山丘，我盯着她的嘴唇出神，余光又同时瞄准了那个相貌畸形的孩子，他那无污染的、纯粹的身体已经躺在了床上酣睡，被魔鬼所揶揄的脑袋枕在沙其曼的大腿上，脸朝外，朝向我和那扇将他带来这个世界的、导致他畸变的窗户，他那种悄无声息的状态就像是在控诉它，控诉它对于伊特格乐的宽容以及不曾为他的罪孽埋单。
此时我背朝窗户，处在从虚无的白昼里所分馏出来的阴影中，像尊哑口无言的佛像似的等待着对面那对母子的祭拜，但又不放弃以记者身份所衍生出来的、与业绩挂钩的求知欲在本子上抄抄写写，好像我只要停下笔就会错过某些重要细节似的。
“他没有提前告知我，他是突然来的，就像是要找你讨债的债主似的突然从那扇窗户里闯了进来，”这时她无助地看向那扇沾满雨滴的窗玻璃，就像生怕那窗户突然被打开，她的眼神里充满了苏美尔人式的恐惧，以及阿摩利人式的期望，“而距离他第一次来已经过去一周了，我不知道他这一周是藏在哪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对着月亮苟且偷生的，但是我知道我这一周过得浑浑噩噩的，身体几乎被那股子拉不出来也清洗不掉的阴郁的情绪给占满了，可是这我又能给谁诉说呢，没有人认识这个只在夜里出现过的、没登记过身份的妖怪，所以我能跟我那同样阴郁的影子交流，我跟她说我不希望他再出现了，我感到了无边无际的恐惧，我感到了自己正在被死神临摹，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撒上盐和胡椒粉的烙饼等着被时间吞吃，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和外壳正在质壁分离。
“可是，我一厢情愿的希冀有什么用呢，他还是让我措手不及地出现了，他再次翻越窗户爬进我的房间，就像是吹进房子里的草原上的风，夹杂着浓烈的马粪味。他再次爬进我的被窝，这次他先问我‘你这一周过得好吗’，我没有说话而只是点了点头，接近他又说‘我想和你做爱，我想让你给我生孩子。’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就像是中了剧毒似的开始癫痫起来，我知道我成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选中的生育工具，于是我开始歇斯底里、近乎疯狂地挣扎起来，可是以我薄弱的力量压根不能伤害他丝毫，他只用了一点点力气就把我给制服了。
“他把我按倒在床上，二话不说开始亲吻我抚摸我，他把我脱光之后又开始跟我干那玩意，而最离奇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刚开始没几秒钟之后，我感觉皮肤瘙痒难耐，就像是上面爬满了蚂蚁。
“这种奇怪的瘙痒不是那种有羽毛似的异物划过我皮肤时感觉到的那种瘙痒，而是冬天里你冻僵的肢体在火炉旁慢慢恢复时感受到的那种由内而外的、要从毛孔里爬出来的瘙痒，我一边遭受着他殖民者式的非礼，一边像是只恼怒的猴子似的抓耳挠腮。但是这奇怪的感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愈演愈烈。
“忽然之间，在他把那些恶心肮脏的玩意弄出来之前，我感觉我的皮肤上多了某些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去抚摸我的胳膊和裸露的胸膛，发现那是些柔软的树叶和杂草之类的东西，他也抚摸到了这些扎到他皮肤的东西，但是他对此却一点也不为所动，就好像他早知道我身上会长出这些玩意似的，而他后面所说的话则更加让我震惊和害怕。
“‘你身上长了些荼蘼花，它们看起来真美。’
“‘你能看清这些东西吗，’我说，‘你为什么能看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你带来的吗，这是不是你的阴谋，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伊特格乐，我就是伊特格乐本身，我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伊特格乐这个名字存在的合理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请你从我身上下去，我可能得病了，我也可能是中毒了，中了一种叫男人的毒。请你离开，否则我要报警了。’
“‘你已经报过警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我不是吗？你不用再拿报警来恐吓我了，医院也解决不了你这种情况，听我说，你只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些玩意就自己会消失的。’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我没有让你非要相信我，’这个时候他已经远离了我的身体，正坐在阴影里朝我说话，‘你不用相信我，反正你已经怀孕了，你已经是个母亲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了一种零下二十度似的语气，像是为了要把我的脑袋给冻住。
“就是在那一刻，就是在那恶劣的、让我的耳朵产生疥癣的那一刻，我对他的所有疑惑都像是浓烈的催泪瓦斯似的弥漫在我的脑袋附近，让我流泪，让我本就动荡的情绪突然崩溃，我的喉咙开始痉挛和抽搐，我的鼻涕就像是榴弹炮似的在我的鼻腔中冲刺，我开始哭，并不是为了哭给他看，而仅仅是为了祭奠我那突然就被迫发挥功能的子宫。
“而他对于我的哭泣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好像这也在他的计划和意料之中，他就像是那邪恶的魔鬼寸步不离的拥趸，用尽各种手段让我裸露皮肤，让我张开双腿，让我为受精卵提供发育九个月的场所，而我对于这一切除了被动接受，没有任何选择权。”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确怀孕了的？”我问她，我其实并不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按部就班的问题在我的嘴里好像带着一种官僚主义的性质。
“我是半个月后去医院检查出来的，你说奇怪不奇怪，他这个人查不到，但是他留在我身体里的坏种却能探测得到。”
“你去的时候也是浑身长满荼蘼花吗？”
“没错，我当时也顺便去皮肤科和内分泌科检查了一遍，除了把那些医生吓得神魂颠倒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检查结果。”
“然后你就让那些荼蘼花在你身上存留了九个多月吗？”
“我曾经用剪刀把它们挨个剪下来过，但是到了第二天醒来它们就又长出来了。在反复这样尝试过后，我就放弃了，我知道这纯属是徒劳之举。
“尽管我逐渐对自己变成字面意义上的植物人习以为常，但我也知道那个样子是难以出门见人的，于是我就厚着脸皮、沿着几乎没有人也没有牲畜游荡的羊肠小道去找了阿都沁，这个人是个往城里运货的司机，我打算托他帮我从城里带点治疗疥癣或者是皮肤癣的特效药回来。我成功地以我做贼心虚的方式见到了他，他起先根本没有认出我来，反倒是被我花仙子似的怪诞模样吓得嗷嗷直叫，他躲得远远的，他咒骂我是从《山海经》里逃出来的怪物，但是我对于他那出于正当防卫的‘物种歧视’没有丝毫的生气，我知道我那个样子确实能把一个魁梧且心智成熟的男人给吓死，所以我就静静地等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不久后，他就像是座喷泉雕像似的矗立在那里，孤单落寞，未经衣物包裹的、裸露出来的皮肤散发出一种独居男人在放弃对交媾的渴望之后向死而生的特殊魅力，只不过这种该死的（原谅我用了这种生硬粗鄙的形容词，我想我必须得率先表达出我的激励情绪才行）魅力当时根本吸引不了我。等他安静下来后，我跟她说我是沙其曼，他不相信，他说她宁远相信我是投胎转世的厉鬼。
“为了表示我对于他毫无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威胁性，我蹲了下去，靠这种降低重心的方式来表现我的安全。他不再叫唤了，他俯下身子慢慢地朝我靠近，我再次跟他强调了一遍我是沙其曼，同时我拨开那些碍事的荼蘼花以及它们茎叶，让我的脸在尽可能让他辨认出的情况下露出来。
“这下他可算是认出我来了，唉，当时我真的是带着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想踹他一脚的，好在他那擅长管闲事的大脑可算争了口气。他看起来有些幸灾乐祸地问我怎么变成了那副惨不忍睹的鬼样子，我绕过真相跟他说我找他的那天早上醒来就变成那样，他劝我先去医院看看，我跟他说我已经找过小鄂尔多斯镇上的医生了，他们没见过这种病更别说能开出什么妙手回春的药方了。他面目狰狞、不怀好意地微笑着，在几经周折的、磕磕绊绊的结巴之后，他最终还是向我提出了要求。
“‘没问题，但是你也得帮我一个忙。’他说这话时的语调充盈着某种习得性的侥幸心理。
“‘什么忙，你说吧。’我跟他说。
“‘哎！这不好说出口，但我都说不好说出口了，你应该也知道是是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就是你得满足我的某种欲望，这种欲望必须你和我两个人才能填补完整。’
“‘你这种要求真是完全不把我当人看。’
“‘我把你当人看才会提出这种要求，你觉得我会向那些畜生提这种要求吗？’
由于那些芃芃生长的荼蘼花从覆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妨碍了我的活动，在简单且粗略地权衡过利弊之后，我还是答应了他。事情发生在当天晚上他的家里，我提前让他去买了避孕套而他却出乎意料地听了我的话。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发情期的生物不是把乳胶戴在了龟头上，而是把由为了避免发生逃避责任这种事情的怯懦衍生出来的责任感戴在了龟头上，虽然动机卑鄙而龌龊，但是人们往往只在意结果。”
“他后来有再胁迫过你吗？”
在某些被男权所支配的微妙时刻里，我会觉得那挺拔起来的海绵体是他们自己发明或者锻炼出来的新肌肉，而当它们软趴趴、形象萎靡的时候则变成了那种霍亨索伦式的、腓特烈风格的旧肌肉。他们总想要让自己的前列腺被赋予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式的深邃的思想性，同时又在柴米油盐以及为某个女性魂牵梦萦的间隙里试图接近波普艺术的先锋成分。他们既是马塞尔·杜尚又是马克·罗斯科，既是约瑟夫·博伊斯又是彼埃·蒙德里安和马尔克·夏加尔，总是他们的生命必定与某种主流色调的光联系在一起，这些或是橙色调如《赭色（赭色、红色上的红色）》或是红色调如《椅前维特巴斯克的景色》的光芒可以是濒临灭绝且逐渐被成文制度所代替了的人道主义，可以是通货膨胀的、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可以是无可救药的、几乎是用来滥竽充数的爱情，总之他们的生活可以有融入阎王府地那般接地气又可以携带着不可理喻的艺术性。
“没有。他很有诚信、很遵守承诺地帮我在呼和浩特的大医院里问了一下，还给我带回来了莫匹罗星软膏和一些土荆芥、白簕枝、鹅胆、钩吻、霸王鞭调制而成的中药，我把钱给了他，他就又成为了我生活里的普通村民。我用了那些药，但结果你也可想而知，压根一点疗效也没有，可能是因为那些中西药本就无法治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恶疾，可能是因为我涂得喝得并不够多，毕竟我已经没有多少裸露的肌肤可以被涂抹到了，而且自从得知我怀孕后，我的食欲就大大下降。”
“你没有想过要流产吗？”
“没有，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怎么能有流产这种泯灭人性的、道德沦丧的想法呢，不管那受精卵抑或是胚胎能长成什么样的生物，他们好歹是靠氧气生存的鲜活的生命啊，至少他们在B超仪里是有规律地跳动着的，他们就像是我泛滥成灾的意识似的在我的身体里摇晃来摇晃去，如果我吃下那种小年轻们互相喂食的流产的药，那么我宁愿不认得我自己。
“就这样，我开始先让自己适应这种孤寡的孕妇的生活，而他则还是每隔一周就爬一次那扇窗户，他从来不走正门，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打开门来迎接这个神仙。但是他并不是让我头疼的那个根本原因，那个让我细胞狂暴、灵魂裸奔、眼球膨胀、思维炸裂而又坍塌、言辞油腻、阴部阵痛、舌苔麻醉、想要患上烟瘾而又退避三舍的根本原因是那些嚼舌根的村民的，那些破茧的闲言碎语就是些不着调催产素，它们就像是无处不在的地心引力似的试图把还泡在羊水里的孩子们从我子宫里拽出来，我逃避，却无处可逃，我用做梦来麻痹自己，但甚至连梦里都是唾沫星子的枪林弹雨。
“他们是怎么描述我的呢，他们这些该死的、背地里卖弄风骚的长舌妇把我称作社会主义的叛徒以及怀上妖魔鬼怪的破鞋，虽然我以前就是擅长被疏远和被当作怪异分子，但那还是我头一次和道德败坏扯上关系。记者同志，想必你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会指望我这个新闻来赚取财富或者升职。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个鼠目寸光的农村女人，我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农村女人都见识短浅、习惯性地看待问题不全面，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囿于堪比地球灭亡速度般的慵懒，以及先天性的、崇尚游牧式的生存习性的外界环境的刻板影响，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主动与你们的那些知识经济划清界限，这不是我们的错。
“所以说，正因如此，我和你不一样，这种新闻在这个被羊群扛起来的小村子里就是那种惊为天人的灾难，这种灾难让当事者痛不欲生，却在另一方面又让旁观者们兴奋激动得就像是挖到了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的金矿，可是这种突发性的、不能再偶然的暴富确实以地表的不完整为代价的。
“在我看来，她们就像是永远吃不饱的吸血鬼，是没有底线的水蛭，是性别错乱的螨虫，所以说，他们这群生物是导致我痛苦的根源。我每每想要走上街去买点生活用品或者是买菜的时候，总能看到两三个长舌妇站在某户人家门口或是蹲在某家商店门外的台阶上，旁边或许还有个同样以嚼舌根为使命的矫情男人，他们对着我传播着饱含着新鲜细菌的唾沫星子，或者是听到来自风中的叽叽歪歪的咒骂声，这些咒骂具体可以细分为对我下体的咒骂、对我精神纯洁性的侮辱、对我爹娘的讽刺以及对我祖宗的攻击。
“在经历过几次耳膜的洗礼之后，这些对我来说就跟那些风彻底融为一种物质了，也就没了什么特殊性，但是每当想起那些吃饱了蛋疼的人，我还是会感到难过。”
就像那动辄得咎的括约肌突然想要在公开场合发挥功能一样，我的乳房突然在这阴冷潮湿的阴暗环境里毫无理由胀痛起来，但也不是说我就要疼到倒地不起了，我还能靠历史悠久的有氧呼吸继续思考着。
我知道突如其来的事物也总是带有消逝殆尽的趋势，没过几秒钟这阵痛就像是潮落似的从我的胸口全身而退了，这种不明所以的效果就像是《如何对一只死兔子解释图像》和《均值的渗透》所能达到并传播出来的。我跟沙其曼请求说我能不能先去上个厕所，而她却像是只受到挑衅的、懊恼的大猩猩似的教训我说，不要在这种不受控制的生理需求上向她请示，因为这种看似礼貌的请示把她塑造成了那种实施暴政的统计阶级。
她给我指出厕所的方向，没错，厕所在门外，当我推开门真正勇敢地带着莫瑞吉奥·卡特兰《最后的审判》的精神内核去瞻望的时候，我才看到那像是残疾的灯塔似的矗立在绿色海洋上的小房子。我的迟疑从脚掌出发，开始在我的皮肤表面攀爬和延伸，但更多地是腐蚀，是吸取，它们在我的汗毛缝隙之间留下抓痕。
我走过去，势力衰弱的雨扑到我的脸上，但最终也没有凝结成水珠从我鼻翼上滚下来。我走到那小房子跟前，站在那里的短暂几秒钟，房子内部的腐败的臭气从门缝里喷射出来，夹杂着潮湿的空气在我的衣服上蹦蹦跳跳。我推开门的那个比慢镜头还要漫长的刹那，我感觉到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完全浸入了那股发霉的、满是细菌的骚臭味里。整个厕所内部只有一面汽车轮毂大小的窗户，没有玻璃，好在它开在高处——这好像是它存在的唯一优势。
泥泞的地面上满是些错综复杂的脚印，脚印通向的地方就是那个硕大的茅坑，如厕的人只能蹲在茅坑狭窄的边缘背靠像是火山口似的粪便池，为了防止自己因为重力或者是瞬间发挥作用的惯性而掉进去，还要必须抓住那焊在墙上的那根凹槽形的粗钢筋。
整个如厕的过程充满了一种认知革命时代的、原始粗犷的挑战性和喜剧感，但姑且也说不是滑稽，反而让人心生怜悯。尿完之后的我正是带着这种难以抵消的、在我体内到处肆虐的怜悯之情回到沙其曼眼前的，那个孩子已经被她抱到了床上，他背对着我也背对着她母亲魔幻而惨痛生命继续酣睡着，那种状态活像是个早产的、被提前拿出身体的死去的胚胎，他是被遗弃被晾晒在那里等待风干的而不是被安顿在那里的。
沙其曼看到我回来，并没有主动发问任何问题或是说些无所谓的客套话，这也不能怪她，她比我更清楚她是这场采访的主角。
“那你后来是怎么度过的呢？你又是怎么发现那是八胞胎的呢？”
“我没有想着要怎么度过，我就是正常地吃喝拉撒睡。至于我是怎么发现的，那我肯定是去医院里检查出来的。给我做检查的还是确认我刚怀孕时的那个医生，他是个男医生，长得一表人才。他问我是不是吃了排卵药之类的，我说我没有，他也没有多问什么，而是直接建议我把孩子都打掉或者是打掉几个，因为如果都生下来不是惨死几个就是我在手术床上暴毙，就算我们九个都安然无恙的活了下来，那么孩子们也都是畸形的、不健康的。
“可是这不是说流产就能流产的，流产的本质其实是道德底线的流失，而不仅仅是那个发育成熟的受精卵或者是那已经呈现出人形的胚胎，这是在杀害我们那对外声称还尚且存在着的、高贵伟大的人性，尽管实际上这种所谓还存在着的人性可能早已付诸东流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如此镇定地、冷血地、毫无波澜地面对流产这种本质上是残忍的行为呢，记者同志，你说是为什么？”
“因为科学技术割断了人们的视觉神经，因为那些冰冷的仪器设备包裹住了原本炽热的心脏肌肉，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确实这种习以为常的根源是来源于自然界里那种物竞天择的恒定准则的，就像那些猫科动物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亲杀行为，难道我们对于它们就可以客观公正地用科学知识来解释，而对于人就非要上升到道德高度的强制性批判吗？
“这其实对于人来说是强人所难甚至是极度不公平的，人类并没有人类自己想的那样品德高尚，相反，事实上他们或我们甚至可能是劣迹斑斑的，是低贱的，可是没人愿意承认。如果你用动物的固定视角去研究人的动物行为的话，就会发现这其实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对，记者同志，但是我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能够不受干扰地、坚决地去做这样的事情，正如你现在所看到的，我把他们都生下来的，他们也都正如医生所说的，都是畸形的残疾儿童。就像阿斯尔现在这个样子，还有就是侏儒症的、少一条胳膊的、手指头连在一起的、总是呕吐星星的或者是两个鼻子的等等，我得承认，而且必须是不能带有偏心地、毫无顾忌地承认，无论是内心多么强大的人，看到他们的那些像是来自外星的面孔肯定也是会害怕的，而且这已经被那些嘴里露风的村民们证实了。
“每当我的孩子们在草原上嬉戏的时候，他们就像是观赏马戏团里的表演的猴子似的看着他们，时不时地会彼此交谈几句，而一旦当孩子们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像遭到猛兽追捕的可怜的羚羊似的逃跑，他们边跑还会边朝孩子们咒骂‘滚开！你们这个恶心的妖精！’我这不是凭着母爱的膨胀而去冤枉这些对生活有满腔热血的、四肢健全的人们，而是我亲耳听到他们这么说了。孩子们对于遭到他们言语的驱赶也不会像我们一样有奇怪的、报复性的想法，他们只是很遗憾地换了个地方继续玩耍。
“每当这时候我会让他们来我身边，或者是回家里来，我会给他们烤红薯或者是给他们准备棒棒糖吃，我会尽我们这个贫穷家庭的绵薄之力去好好爱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被生下来不是为了被歧视被虐待的。
“我打了两份工，白天我去昂格尔家的牧场帮忙，帮他照看他的那群总是吃不饱的乌拉特羊和几头年老的蒙古牛，晚上我就在家编织一些棉衣、毛衣和小手帕什么的，等拿到每四天一次的小鄂尔多斯镇集市上卖掉。我那搬不上台面的初中学历和我那殚精竭虑的、有使用极限的身体机能就只能支撑我做到这种程度了，可是即便我的工作时间如此的饱和，要抚养八个孩子仍然比你去当个百万富翁还要困难，我们家所有的钱只能够让他们以最基本的方式活着，就不要谈什么营养搭配了。尽管如此，他们都没什么怨言，他们就像是一群从云层里掉落下来的小精灵似的来到我的秘密世界，围绕在我周围的废墟里，我爱他们每个人，并感谢他们。”
“等我们把新闻发出去后，会帮你们筹集善款的，这个你放心好了。”
“我不是要你帮我们去谋取捐款的意思——”
“我知道，但是我们会这样帮你们的。”我说道，她的眼睑周围突然泛起了盐渍似的、奶酪色的白霜，就像是寒冷气流与她眼部的肌肉达成了某种纯天然的协议，而她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眼部的这种变化，或者她注意到了而只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知道，这可能是那个男人在她生活里的一种出现方式，就像她身上曾经长满的荼蘼花一样，这种异闻怪事假使说给普罗大众，他们也只会认为这是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是不良的、不停地触碰道德底线的）媒体为了赚取销量和阅读量而不惜杜撰的假新闻，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存在于神话故事集和奇幻电影里，而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我看着她眼睑上的白霜积累得越来越多，最终沿着重力的轨道掉落在她的大腿上。
“那是些什么东西？”
“是一些冰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长这种东西，可能又是伊特格乐造的孽吧。”
“您身上那些荼蘼花什么时候消失的？”
“在我把他们生下来后，它们就慢慢地枯萎了。”
“他没有再出现过吗？”
“伊特格乐吗，出现过，当然出现过。他在八个孩子刚满月的那天晚上就来过，但是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这并非阳光普照而是乌烟瘴气的、充满戏谑意味和封建主义色彩的生活里。你说我怪他吗，我当然怪他，没有这个突然出现的王八蛋我是不会就这样成为八个孩子的母亲的，但是我现在对他的恨意却没有刚开始的那样强烈了，这八个孩子就像是解药似的中和了他在我体内植入的毒素，我现在的生活重心完全在他们身上而不是那个还没展现过模样的王八蛋。
“他那天晚上来的时候，孩子们都已经在其他屋里睡着了，就只剩下阿斯尔在我的床上。而他，仍然像是个不知羞耻的盗贼似的从窗子翻进来，在料峭污浊的、具有威胁性的黑暗中，他很激动地跟我说他要先去看看八个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有八个孩子的，但是根据他在黑暗中翻动舌头发出声音的语气来看，他对此早已了如指掌了。
“他去了那间屋子，然后没过多久又来到我的床上。他手里拿着一个噼里啪啦作响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些绵软的东西，他把它递给我，而后跟我说袋子里盛着些最新鲜的、营养最丰盛的木屑，我和孩子们应该在一周之内把它们吃完，这样我们以后就再也不会生病了，包括流感这类的小病和癌症、白血病这类的大病。我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问他能不能把孩子们身体残疾治好，他说不能。我没有质疑他，我把袋子系起来放到了枕边。
“‘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他用那种被棉花堵塞喉咙的声音跟我说道。
“‘你说。’我跟他说。
“‘我其实已经死了，我三年前就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彻底。’他没有停顿地说，‘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像是陨石似的在大气层中穿梭了，那是我初次诞生在人间的时刻，而且那个时刻我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而不是个婴儿。我无可奈何地随着繁密的重力往下坠落，而等我坠落到地表上的时候，我就像是被人扔出的泥浆似的在生生不息的那个瞬间里摔成了永远不可能拼凑起来的烂泥。幸亏当时没有人在周围，否则我会把他们这些可怜的地球人给吓死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就活了从天上掉落开始到摔成烂泥的这短暂的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我思考的唯一问题就是我是在做什么，我并不明白我那时是在朝着地表坠落，当然我也感受不到丝毫的恐惧。恐惧和我的身体就像是两只雨刷器似的彼此平行而又从不相交，就算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恐惧是什么滋味。接着，事情还没完，在我摔成那血肉模糊的、矫情的烂泥之后，我竟然又从地上站了起来，只不过我看不到自己的身体，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再次诞生的隐形人。地上的那些让你反胃的肉块和血液四处都是，它们并没有因为我的重生而消失，它们依然在那里，就像是植物似的长在了地上。于是我开始通过大脑刺激自己浑身的运动神经继而激活僵硬冰冷的肌肉，本想着就此往前移动一下却不曾想到下一刻我就又摔到了地上。你也能猜到，我根本不会走路。所以我就又学了三天时间，这三天里我不吃不喝不睡不尿不拉，而且我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颜色。’
“‘那我现在所面对的是不是也是个长生不老的死人？’我在被怀疑和嗔怒所浇灌的黑暗里瞪视着他的轮廓，而他的轮廓也在这卑鄙无耻的黑暗里瞪视着我。
“‘没错，我现在也是个死人，你也不用深究我究竟是何方神圣了，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曾经来自于哪个神仙的子宫，我唯一所知道的也是像基因似的刻在我染色体上的就是我叫伊特格乐这件事，尽管如此，这件无足轻重的事对你来说就是堪比生命那样重要的，伊特格乐不仅仅是个给你带来灾难的——唉，美丽的沙其曼，这我必须得承认，我本身就是个无法避免的、无法阻止的灾难，从我出现在你那日常做饭时用来放松神经或者是闲来无事时用来眺望郭勒木德草原的窗户底下的烂草皮时，我就知道我将以一种灵异的、闹鬼式的迷信方式摧毁你那无辜的下半生，但是我还是翻越了你的窗户，因为我是个鬼而无需像你们这些斤斤计较、虚与委蛇的人一样在自己完全不熟练的能力之外去强迫自己讲求道德，虽然现在我确实对你抱有歉意。’
“‘你别鬼扯了，你根本就没有歉意。’
“‘我有的，那些木屑你们吃了吗？’他突然问道。
“‘我们都吃过了，差点把食道给揦成两半截，但愿它们真能如你所说的能把我们脂肪里的体弱多病能抵消掉。’
“那晚剩下的时间里他跟我讲述了他是如何爱上我的，他说他是在我某天出门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我的，当时他正坐在草原上望着那些像是白云似的汩汩流动的羊群，那距离不远足以让他看清我五官的排布方式。他说他朝我喊了几声还用他的胳膊向我剧烈而激动地挥舞着，可是我没有回应他。我不是没有回应他，我是压根就没有听到从草原上传来的呼喊声和那通常会被我误认为是狼的人影。
“于是在那天之后，他就一直躲在他认为我不会对其加以关注的地方例如羊群里或者厕所墙后面或者是希日朗嘎的村委会（就是我家后面那栋建筑物）的保安亭那里偷瞄我，我也确实如他所愿的那样对他的出现没有丝毫察觉。或许这不是因为我单纯地像是对待陌生人那样没有注意到他那犯罪嫌疑人式的存在，而是因为他是个鬼，我们所有人——无论是生来就瞎了的还是视力健康的，都看不见他，他就是由空气构成的一团自以为有轮廓的气流而已。
“所以当他跟我讲他背地里监视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种难以言表的困厄就像是那该死的水蛭似的在吸我的血，我能体会到那种在这困厄之内的生理性的以及精神性的痛苦，因为我的确在乌兰木伦河边被水蛭咬过，那种感觉说起来其实也很单一，就是你能感受到你体内的铁元素正在随着你的心跳有节奏地组合起来，但是它们却始终在你血液发冷的体内而不肯溢出你的皮肤，仿佛你的灵魂正在被铁块所替代。但是随后当我想到八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困厄就逐渐演化成了一种连篇累牍的惆怅。
“人类并非高贵的，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自然界的亵渎。或许我们早该在意识形态这种理论性的、抽象的系统观念开始出现的时候就着重地去批判我们自己，以讽刺的、非主流的方式，或是以拐弯抹角的方式——但是我相信以绝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是察觉不到外界对他们的指责的，所以有时又务必要使用直截了当的方式，例如间歇性地破口大骂。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在早年间我能发觉我的性格特质的真实面貌或者是认清男人——该死，唉，认清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应该加固我的房屋尤其是那扇玻璃窗我应该把它们改成防盗窗！
“那天晚上他走后，我就开始感到反胃，这八个孩子的样貌像是乱伦关系才能制造出来的。于是第二天我就停不下来地去清洗阴部，好像通过这种自欺欺人的、反而容易感染病菌的方式我就能把他的所有痕迹从我生活里清除掉，但你能猜到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救赎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欺欺人的，连最起码的自我安慰的作用都没起到。这件事最后也没再发生其他变化，而伊特格乐本人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从她的措辞和讲话的语调变化中总结不出来所谓的寡妇式的痛苦，至少在这访谈的这段时间里是没有的。她不可能没有痛苦，这痛苦并非是爱情的痛苦而仅仅指的是生理性的疲惫。我看着酣睡在床上的阿斯尔，他的身体随着胸腔有规律地上下起伏着，就像是一座随时会喷发的活火山。
“窗外不着调的雨仍然不顾重力地下着，让整个朦胧的、紧紧贴附在地壳上的郭勒木德草原完全丧失了抵抗力，这种抵抗力是关于偏爱干燥的也是关于反超现实主义的。没有人能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八个异于常人的精灵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但最起码我知道他们能在这经济高度发达的地面上像沙其曼那样活着而不是像伊特格乐，至于他们能不能将生活打造得优渥舒适，这就要看他们那挑剔的、喜欢网络暴力的同类对于他们的接受程度如何了。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生存质量的高低不在于自身而在于环境，一个人哪怕是赤身裸体地参加某场听证会，也是环境迫使的结果而非自发性的意愿。
那天我没等到其他七个孩子放学回家就走了。沙其曼打着伞送我上车，我在后视镜里看到她撑着那把蓝伞伫立在原地目送我离开，在阴暗的环境里她就像是一只脆弱而孤单的霍氏粉褶菌。回到报社以后，我以沙其曼不在家为由向领导请示放弃刊发她家的新闻，他拒绝了我并要求我过几天再去登门造访。我不知道沙其曼能得到来自社会的多少帮助，但我确信的是她和八个孩子必定会遭到源源不断的恶意辱骂和指责。
后面几次，在我向领导请示去希日朗嘎之后，我都直接回了家。而后来他又说这个新闻将直接与我能否升职加薪挂钩，我知道他既是在威胁我又是在诱惑我，无论出于哪种目的，我好像都不得不放弃挣扎了。我花了三天时间整理了新闻稿，并在一个同样的阴雨天把沙其曼的遭遇公之于众。
在那之后，我们想要给她筹集善款，可是她的电话再也没有被我拨通过，于是我跑到她家找她，而无论我敲了多久，那扇嘎吱作响的门也并没有打开。她好像死了，但又好像在某个地方继续活着，我不知道。很久之后，我对于沙其曼的印象也被繁忙的工作冲散了。我又被委派前往小鄂尔多斯镇采访一起动物袭人事件，但在我赶去之前，当事者就已经在床上咽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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