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们的软弱和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后，是否有能力拒绝就此堕落？
2017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奖作品《日程》是部历史叙事作品。不过，谈到历史，似乎一股教科书般的陈腐说教气息扑面而来：眼下的生活已令人应接不暇，真要浪费时间精力去翻看那些死气沉沉、记述久远又琐碎日期地点人名的大部头史料？
例如，有个著名人物就毫不掩饰对“学究”著作的厌恶：“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生在社会上都失败了”。
不过，这个名人却独独认为学习历史对其“生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满腔热情地追忆自己的历史老师：“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变魔术般把我们带回过去，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史实变成生动的现实。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
这位为历史事件感动落泪的名人，同样创造了难以泯灭的历史——他叫做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也是上述获奖作品《日程》的主人公。
没啥“冠军相”的“小册子”
从很多角度看来，《日程》实在没什么“冠军相”：首先，与其他秋季出版的入围作品不同，它早在五月份就已上架（上一个非秋季出版的获奖作品要追溯到20年前的《心心相诉》（Confidence pour confidence）；其次，此书由南方文献出版社（Actes Sud）出版。而就在6个月前，该社负责人还是尚未就任文化部长的尼森女士（Françoise Nyssen）。据称，这位现任部长仍持出版社95%股权。鉴于奖项的巨大经济效益，有业界人士甚至认为，龚古尔奖评委会将为避开“讨好现任部长”的嫌疑而绕过此书。况且，据说法国各出版社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风水轮流转”规则，而南方文献出版社的《罗盘》2年前才刚拿过龚古尔奖；最后，可以说《日程》甚至不具备入选资格——它并不是小说，而是隶属基于真实史料的“叙事”（récit）类作品。遥想当年，法国人气颇旺的中生代作家之一卡艾尔(Emmanuel Carrère)的《王国》正因此原因而未能入围。
不仅如此，纳粹、二战主题早就衍生出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切入角度更数不胜数：普通士兵的二战经历（《欧洲教育》）、党卫军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大撤退与登陆（《敦刻尔克》）、占领区居民与德国军官的爱情故事（《法兰西组曲》）、集中营与大屠杀（《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犹太人逃亡之路（《流浪的星星》）、二战后的秩序重建、德国民众的“平庸之恶”（《朗读者》）…
那么，是什么令评委会克服重重“阻碍”，将奖项授予这本不足160页的小册子呢？
获奖作者维亚尔（Eric Vuillard）接受采访。
二战前的两个关键时刻
龚古尔奖已数次将奖项授予二战题材作品，例如《法兰西兵法》、《复仇女神》。如果说战争过程残酷而血腥，那么它的准备过程同样令人心惊。《日程》所做的，正是“掀开藏在往昔岁月的脏布条”，描绘纳粹德国在发动战争前，耗费漫长岁月进行的细致布局。
通过两个关键时刻，它讲述了因一战而虚弱的欧洲，如何再次向深渊迈进：
第一个关键时刻：1933年2月20日
当天，希特勒和戈林友好接待了24名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要求他们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作为回报，他们承诺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对西门子、宝马、克虏伯（现为蒂森克虏伯重工业公司）、欧宝（汽车公司，后被标致雪铁龙集团收购）、拜耳制药化工集团（Bayer）、法本化工制药公司、巴斯夫化学公司等德国巨头来说，这一令后人难以置信的妥协，只不过是商业活动中的一个普通事件。一次普通的筹资”。
不消说，二十四位衣冠楚楚的老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慷慨的贡献：“他们冷漠地站在那，像守在地狱门口的二十四台计算机”。
作者提醒我们，这些曾与希特勒达成交易、奴役集中营囚犯的公司至今仍无所不在：“所有公司都在这个政权消亡后幸存下来，并持续为形形色色的后继政党提供资金”；不仅如此，“他们制造我们的汽车、衣服、洗衣机、闹钟、清洁产品，提供房屋保险”。
总而言之，上至政坛、下至日常生活，我们从来都离不开这些印钞机。这正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灾难在于，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第二个关键时刻：1938年3月12日
纳粹德国与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合并为大德意志（Anschluss）。作者再次潜入历史事件背后，无情地揭示相关政治博弈过程中的怪诞、愚蠢、懦弱和巧合。这更像是一幕舞台剧：灯光亮起，后来被处以绞刑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英国首相张伯伦、部长丘吉尔翩翩入宴。男一号里宾特洛甫耐心钩织了外交辞令与世俗礼节组成的陷阱，试图操纵犹疑不决的英国首相，并拖延英方对德奥合并事件的反应、使其步步妥协。当英法领导人迟疑地接下虚假的橄榄枝时，希特勒的军队已进入奥地利。
接下来，作者持续谨慎、尖锐却又克制地刻画了一系列政治妥协。仿佛在他眼里，政客的短视是令人愤慨但又无法改变的铁律。
我们真的比前人聪明？
漠视历史态度的潜台词是：与前人相比，我们生活在更先进的社会，不可能再重复那些只有在贫穷和落后的绝望中才会做出的选择。不过，让我们先看看纳粹上台5年前的德国：
据《第三帝国的兴亡》提供的数据，在1924年到1930年之间，德国借了约70亿美元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并因社会保障服务成为举世榜样。1927年，工业产量从55%增至122%。次年，失业人数首次跌破百万——65万人。下层中产阶级在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一杯羹。因此，在1928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只得了81万张（约为选票总数2.6%），在国会491个席位中占12席。另一方面，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获得900多万选票，在国会中占153个席位，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
也就是说，在希特勒上位的五年前，德国还是个经济繁荣、大多数人崇尚民主与自由的先进国度：“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像德国那样活跃。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潮流不断涌现，人才辈出。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希特勒还一度被关进牢房，并在出狱后保证要“循规蹈距”。巴伐利亚以及其他各邦政府还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
不过，短短五年时间足以使一个现代国家彻底改变。
该记住什么、遗忘什么？
在德国极右派另类选择党史无前例地进入议会、各国民粹势力兴起的背景下，龚古尔评委会的这一选择很可能意在敲响历史的警钟。这不，同一天揭晓的勒诺多文学奖同样被授予纳粹题材作品——《约瑟夫•门格勒的失踪》。
毫无疑问，记忆和反思是战争文学的“主旋律”。总体说来，如下人物常会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他们无一例外想在社会有所成就，为满足自己的雄心与贪婪，而在周遭的狂热中成为帮凶，哪怕这意味“在别处”有上百万人会因此丧命：“人人都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不过，记忆真有能力阻止同样的人道灾难吗？其次，比起以史为诫的克制与清醒，记忆似乎还会大量制造复仇与不宽恕。
这不，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石黑一雄就对记忆和历史采取了较为暧昧的态度：例如，在《不要让我走》中，讲述者凯茜认为，没有记忆的人，就没有身份：“我最珍视的记忆，我从未看见它们消退”；但在国家层面上，《被掩埋的巨人》却给出不同的结论：“国家是非常脆弱的事物。它们会解体、陷入内战和绝对的混乱。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最好还是遗忘。”
所以，究竟该如何面对历史记忆？这个问题从个人转化到社会和国家，变得十分复杂。换句话说，对人们的软弱和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后，是否有能力拒绝就此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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