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大只不过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小角色，仅在第七回和第一百零五回中昙花一现而已。但那一千来字笔墨所刻画的焦大形象已足够经典和深刻，甚至连鲁迅先生也说：“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但是，最近又看《红楼梦》时，在我“心怀叵测”的阅读中，焦大却呈现出了另一副“现代性”的面孔。
从尤氏的口中，我们知道焦大是个忠勇有义的老仆，“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了，才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焦大恐怕也就没有贾府，至少是没有宁国府的荣华富贵了。可是，放着这么大的功劳、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焦大都没有谋得个一官半职或自己的家业财产，试图“仗着这些功劳情分”，在人身依附中去吃一辈子老本。不料随着世态人情的变化，“连老爷都不理他，你珍大哥也不理他。”焦大没能像赖嬷嬷那样抓住“机遇”让自己及子女逐渐发达起来，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主仆之间的关系，更没有摆正奴仆与主子的位置，他因此还向贾蓉大叫：“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愚笨浅薄和短视如他这样，别说主子给不给机会，就是有机会摆在面前，恐怕他也抓不住、握不牢呵。所以，他与赖大、赖二、林之孝、周瑞这些后辈是没法相比的，尽管他自己还很是不服气。但焦大也曾有过“耍权弄势”风光的：“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这种仗着“祖宗”另眼相待而自我骄矜的地位显然不会长久，最终只能还是被年轻的主子“全当个死的就完了。”这不禁让我由焦大而想到阿Q，似乎这类人物在今天也是难以根绝的，而且更喜欢把一分的权势使出十分的威风来，即使那些只是个为业主提供服务的小区物管或保安，也时常要摆出副“管理者”的样子：“哪个管你住没住在里头哦，我说不行就不行！”如果有厚道的保安偶然帮业主搬个东西什么的，反而还会受到领班们的呵斥：“你的岗位是啥子？跑去帮人搬东西！”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至于一些有点职权的“焦大太爷”们，那更是高高在上，自然也不会把企业、百姓和下属的诉求当回事，因为别人的事在他们眼里都是小事，虽然不大敢吃拿卡压却也能够拖拉无为（可能他们是忘了自己也会有求人办事的时候）！自家不失火，哪管他人急？如果遇到上级过问，反倒说来办事的人没有理解或搞清楚程序之类而再予以“热情帮助”。现代的焦大们真是聪明多了。但其理念、思维与行事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是这种善于用表演及迎合来管理或“营商”的，更容易在上头赢得好名声。
焦大凭匹夫之勇而生出的居功自傲思想，不仅影响着他的“人生规划与发展”，而且在慢慢不受主子们待见的失落中，一天天变得消极颓废起来，曾经的那份责任与担待也渐渐的淡了下去，“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倚老卖老的焦大明明知道自己被派了送人的差事，却还去喝得乱醉，“又恃贾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样他，更可以任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而且，他的不愿被派差也是存着私心：“有好差使派了别人，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难怪连贾蓉也忍不住骂了几句，叫人给“捆起来”。这种焦大式作派一直到现在也是屡见不鲜，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除非自己犯傻，大都不会把“私心”摆在台面上，一般也不会出现喝酒误事那样的低级错误。但是，对没有把握、拿不准的事情却不肯去潜心研究或探讨解决的办法，而是采用“拖刀计”，久拖不决甚至一拖了之，或者给你来个“请按程序办理”！然而很多事情按所谓的“书本”程序或条文是办不了的。不过，这种缺乏责任感与担当精神的作法往往是不会犯大错误的，说不定还能落得个“有原则”的好评。即便因此而影响了个人或企业甚至地方的发展，那又与我何干呢？这些“现代派”手法是焦大的劳苦功高远远比不了的。
在《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贾府被抄时焦大怱怱赶来而痛心疾首：“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拼了罢！”这种莽撞、撒泼之举虽然是那些见风使舵的圆滑之徒难以企及的，但也再次表明他的见识和应对事情的能力与水平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第七回中以威胁和揭短来要挟主子的行径更属无赖：“不和我说别的还可；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被众人掀翻捆倒后，他是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悲催地被填了一嘴马粪，远远打发到庄子上去了。“焦大”们在“内卷”化日渐普遍的今天也有精彩表现，眼高手低者总不愿意反思自己的认知与能力水平，而是抱着所谓的“学历”、“资历”，在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中，一路“沉沦”、平庸下去；那些上位者则认为随着职位的上升而能力自然就“高”上去了，在放松或漠视进一步的学习中，最终因“才不配位”而被社会所边缘化；至于热衷官场、商场或办公室“宫斗”而不是靠实干和实力“说话”的职场达人们，那最多也就各领风骚三五年，其结局大略不会比焦大好到哪里去。
在我看来，即使焦大会“做文章”，但以其见识和格局肯定也是成不了屈原的，反而更让人在可怜中生出些许恨意。但是，焦大“不上进”的悲剧却又不能全然归咎于作为个体的他，反倒更关乎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与道德导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及竞争性日益发展的当下，职场当中不愿培养新人和以“年轻化”之名的人才浪费及“三十五岁焦虑”现象，正在成为普遍的社会性问题。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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