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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篇》前三讲，我们可以总结为孔子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宗旨，在此章，我们要接触到孔子的具体教学方法。
7.18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孔子说在读《诗经》《尚书》和行礼时，一定要说雅言。
《诗经》和《尚书》在孔子心目中地位特别高，行礼更是一种社交规范，所以孔子认为在这些场合一定要用最正式的语言以表达庄重。
雅言，就是夏言，“雅”和“夏”在古代互通。在上古时期的五帝，和后来的夏、商朝，代表中华文明的华胥族主要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在夏朝，中华民族还不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夏只是上古各部落中的中央大国，定都河南洛阳，是当时中国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后来殷商承袭了夏人的文字、语言和礼仪，周人又秉承了殷商的文化，也出于上古各部落沟通一致的需要，洛阳地区的雅言自然成为了通用语言，相当现在的普通话。
孔子读《诗》《书》，行礼仪要说雅言，一方面是孔子要把统治阶级垄断的教育资源还给民间，统一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学生在语言沟通与理解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孔子对周王朝文化的真心认可和文化自信。
我们说，孔子对传统的“礼”有自己执着的坚守，这是他的原则，面对原则，孔子肯定是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解释一下“华夏”的由来：《春秋左传正义》里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故称华”，夏是礼仪之邦的高雅，华是服装之美的文明。
7.19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人格，子路吃不准他的来意，所以没有回答。孔子知道后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呢？你可以这样说，夫子这个人啊，用功的时候忘记了吃饭，快乐的时候将烦恼抛到了九宵云外，从来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个垂暮的老人。
叶公关心的是道德和学问。孔子自然知道叶公打听自已的来意，但他反其道而行之，强调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调侃自己有颗与年龄不符的童心，是孔子完全不介意别人对他的想法与看法。
在春秋时期，孔子无疑是最博学通材的代表，有知识的孔子根本不需要“装”，后来板起面孔的儒学，只是他的后继弟子无知的刻板。从这章里，我们可以感知，孔子真正把幸福的学习融入了生活状态，老之将至仍然对一切泰然处之，这才是对圣人生命意义的完整理解。
孔子一生追求仁德，但他不是械地去道德传播，而是寓教于境，把他的思想、体会纳入每一言、每一行中，让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展现这种意义，而且，他还毫不介意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相比标榜德行和学问，这是孔子很高明的第三选择，这种表达本身就彰显了人格的美学，这也是时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与高度。
既然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一向率真的子路这次为什么要三缄其口呢？交待一下子路不得己的背景。
其时，孔子的团队在周游列国时正和楚昭王交涉进入楚国，叶县是进入楚国最北疆的屏障，叶公是叶县的地方官，叶公当然很想结交孔子，但楚国的贵族们对是否接纳孔子态度不一致。在这个当头，一向冲动的子路从大局出发倒是稳重了一回，怕说出的话不恰当影响他们的行程。
在这件事上，子路是会错了意，他完全没解读出叶公的欢迎态度，后来叶公多次求见孔子，与孔子面谈为政之道，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叶公，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主角，真实的叶公根本不是成语描述的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人。相反，他在主政叶邑期间，颇有政绩，他的“近者悦，远者来”的思想，还被孔子吸引进了他的理论体系。
《史记》中还记载了孔子对叶公关于何为“正直”的一次争执。叶公语孔子：“吾觉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觉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眼里的直就是大义灭亲，而孔子则认为，父子关系，首先是亲情孝悌，法度必须让位伦理，叶公对孔子的道理不仅不苟同，还嗤之以鼻，这场争论，也为后世负面评价叶公留下了伏笔，到了汉儒刘向口中，直接无中生由地杜撰出了“叶公好龙”这个成语故事。
7.20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自己评价说，我并非是个生来就聪明智慧的人，只不过是喜欢研读古圣贤书，以积极求知的态度获取知识罢了。
孔子从学习的角度把人分为了四等，生而知之是一等，学而知之是二等，困而知之是三等，困而不知是四等。
生而知之，天分超群的圣人是极少数，或只存在于上古的传说中。孔子认为自己是二等人，自己的所有成就都是努力好学的结果。
这个是客观的评价。生而知之的人反正是我没有见过，人所有的思想都是学习的产物，通过读书，与各种伟大的思想共鸣，才能产生你自己的思想，人的知识来源不外乎三条渠道，自己实践，模仿别人的经验，读书。只有读书是获取知识效率最高的办法。所有的世界伟人，包括孔子、亚里士多德、康德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能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想法凝炼成理论，都是来源他们的广采博闻。
7.21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神道。
孔子是理性的思想家，对玄学的东西不屑去说。
对鬼神的敬而远之，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周人的一贯传统，在世界各地的先民之中，周人似乎很意外地没有成为某位“至上神”的虔诚信仰者，他们的怀疑主义与疏离态度很可能来源于殷周易代之际面临的政权合法性解释。
周当时不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圈，取商代之，是落后文明取代先进文明，当时摆在周人面前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是，若论尊神，天下莫过于殷商，如果神祇真的有灵，为什么任由殷商灭亡呢？
周人灭商为了宣传自己的合法性，创造了所谓的“天命观”，与“鬼神”不同的是，“天”的核心精神是“敬德保民”，也是后世儒学的价值根基。之所以孔子不语鬼神，实际是从礼制文化中重新为原始儒教找到精神内核，这种以德敬天的精神，也是现代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的雏形。
《论语》中还有一篇孔子对“怪力乱神”的评论，“臧文仲居祭，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孔子认为臧文仲给用来占卜的大乌龟盖豪宅，纯粹是作虚器，办傻事。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说，就是一同上路的几个人，也有我的老师，看到别人的优点就要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就要警醒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勉之，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态度。
孔子还有一句至理名言“见贤者思齐焉，见不贤者内省也”，意思差不多，听其言观其行，孔子的伟大，正是他的不作大，能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向各种对象学习，防微杜渐，察微知著。
生活远远不能抽象为数学模型。在复杂的人际互动中，生存的竞争并不是比拼的单项技能，而是人各个方面，各种素质的综合。如果以单项技能论英雄，当然一定出现“武无第二”，如果立体地评估一个人的综合能力，那肯定是“文无第一”。
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科特.佩奇在《多样性红利》这本书里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一次期末考试之后，你看看全班同学的成绩单，发现有个同学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在你下——这看起来是多么爽的一件事。
但这里有多大可能性，你那个同学在和你比拼的每门功课中，只要他会的知识点你一定都会呢？
答案是……三亿分之一，你比那个同学会的多，但是你极其不可能对你的那位同学形成全覆盖。
这个例子，是对孔圣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思想多么好的一种现代数学解释。
7.23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说：上天赐给我这样的品德，桓魋他又能将我怎么样呢？
据《史记》记载，孔子路过宋国的时候，和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桓魋嫉才妒能，怕宋景公会重用孔子取代了他的地位，于是瞒着宋景公带人砍倒了孔子习礼的大树，威胁要杀死孔子，于是孔子就带着弟子们逃到郑国去了。
桓魋是宋景公的男宠，很得势，位极司马，后来因为权欲膨胀，打算谋害宋景公，后事情败露叛国出逃了。桓魋还贡献了一个“殃及池鱼”的成语，据《吕氏春秋.必己》记载，恒魋受贿一颗宝珠，在他逃亡在外时，宋王问他宝珠藏在了哪里，他说：“扔到池子里了。”于是，宋王命令把池里的水全部掏干去寻找宝珠，宝珠没有找到，池里的鱼全枯死了。
孔子说这话，一方面是给弟子们打气，壮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德行政治影响力的自信。的确，以孔子的威望，桓魋当然不敢轻易要了他的命，那样将背负不可承受的道德压力，他也只是用砍倒大树的方法吓唬孔子们逃走，这也是“无德”对“有德”的忌惮。
有句话说的好，上天对德行最好的奖励，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好人。这可以从博弈论里找到依据。
在博弈论里，有个“四人帮”模型，也就KMRW声誉模型，是提出这个模型的四个人名字的首字母。
张维迎在《博弈与社会》这本书讲到，KMRW模型可以解释“大智若愚”。
“智”就是人要自私，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愚”就是宁肯吃亏也不背叛别人。每一轮都选择背叛，看似自私，其实那是“小智”，而如果宁肯吃亏也选择合作，就会建立一个良好的声誉，很快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合作，从长期来看这才是大智。
这大概才是孔子的“仁德”，自信桓魋不敢将他如何的底层逻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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