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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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金庸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价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世人评论其为“百年一金庸”

金庸的成功，在于他善于把握历史性的机遇。他抓住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与繁荣的契机，以自己深厚的功底与出众的才华创作出了15部武侠小说，成为一代宗师。

他抓住了二十世纪中后期香港报业繁荣这个契机，创办《明报》，成为香港四大报之一。

他抓住了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契机，积极参与《基本法》制定及时势评价，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一、超凡的实力。

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个人的实力是关键的因素。金庸的成功固然有外因，而其扎实的文学功底、精准的判断能力和丰富的人生经验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实力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靠的是日积月累。金庸有一个绰号“活辞海”，同事们有疑难问题不用查书，直接问他，每答必中。金庸的私人藏书在香港无出其右，除特殊情况外，每天坚持读书6个小时，可见深厚功底的形成没有捷径。

扎实的功底应用到写作方面，金庸的成名顺理成章。除了写武侠小说，金庸的社评也写的炉火纯青，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被海峡两岸及美国白宫政界人物列为必读参考。也成就了他作为国际知名政治评论家的盛名。

《明报》创办伊始，在夹缝中求生存，金庸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读者才对《明报》另眼相看。

金庸的社评分析深刻，预测精准，在分析中国文革现象、美国对越战争等许多事件中做出的预测都十分准确，令人诧异。

十年动乱，由于受大陆文革冲击，香港局势愈发复杂。对于少数人借国家之难，行不义之事的行径，他在《明报》上多次发表社评，抨击极“左”势力，支持港府行动。金庸成了极“左”势力的众矢之的，被列为第二号必杀之人。他一方面远走海外避难，一方面电话遥控《明报》，极力仗义执言，反对极左势力。事件平息后，《明报》劫后余生。金庸受到了香港市民的广泛赞誉。

二、超凡的眼界

成功者必须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因为机遇是偶然的。金庸的判断力是极强的，善于捷足先登，抢占先机。

金庸年轻时，在上海《大公报》任编辑，后《大公报》在香港设立一套班子，金庸被调往香港，当初金庸没有把这次调派看成机遇，随后他把去留利弊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年轻人要有远大的抱负，《大公报》在香港创刊，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也许换个环境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经过分析，金庸决定启程去香港。就这样，金庸开始了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

金庸来港后，时刻留心社会的变化，通过观察香港发生的两起引起港民极大关注的事件，他意识到机遇到来了。

第一件事是香港太极拳和白鹤派掌门人互不服气，约定在澳门打擂比武，一决胜负。在香港市民中造成巨大的冲击，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第二件事是梁羽生一跑走红。武师赛后，为满足市民的“武瘾”，梁羽生在《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使报纸销量激增，开创了新武侠小说的先河，梁羽生本人则红遍香港。

这两件事并没有引起香港小说家的注意，而从未写过小说的金庸，却心如明镜，感悟透彻。港民祟尚武魂，武侠小说必然供不应求，金庸认为自己应该有所作为。

很快，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故事可读性超过了梁羽生的作品。后来居上，风声水起。之后，金庸写武侠小说一发不可收拾，20年间写了十五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成为经典之作。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至今无人撼动。

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金庸作品的知名度仅次于《红楼梦》而名列第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小说。可见他的伟大成就。

金庸自立门户创办《明报》后，最初苦苦支撑，难以维持，为了摆脱困境，他时刻留意新的机遇。

上世纪中叶，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三年自然灾害，中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处境。大批沿海居民涌入香港谋生，香港当局采取强硬政策，一律遣返。局势十分敏感，香港各大媒体均怕“引火上身”，对“逃亡潮”不予报道。随着局势的日益严重，金庸作出决定，真实地报告，后果如何，由我负责。他的决定，一方面坚守了报人的良知和操守，另一方面是想抓住这次机遇提升《明报》的知名度和销量。

这次创造的机遇立竿见影，《明报》的报道出色真实，吸引了大批读者，成为港民的首选报纸。过去每天销量仅有1万份，而今每天销量达到4万份。名声大噪，《明报》终于走出了惨淡经营的低谷。

三、超凡的目标

中国有句成语：功成名就。若想功成名就，就必须立足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行业，坚守既定目标，把握人生主向。

金庸在年少时就立志成为外交官，在学校时就选择就读外文系，学习国际法。尽管在《大公报》任职，但仍然不改初心。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香港，北上求职，见到了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乔坦然相告，外交部确需人才，但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很难被吸纳。乔推荐他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争取入党，才有可能进入外交部。金庸坦然接受，只要能当外交官，怎么都可以。

在办好手续，填写自传时，他猛然惊醒，自传要求必须写得详细，自己祖上为官，属于“压迫阶级出身”，很难入党，怎么能当上外交官。于是，他马上决定，返回香港。

这次北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外交部没进去，《大公报》工作辞掉了，夫妻感情也出现裂痕而导致日后离婚。

在进退两难之际，金庸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风险的道路：自立门户办报。在香港有句话：“和人有仇，劝他办报”。但金庸义无反顾，说干就干。就这样，日后声名蜚然的《明报》正式创刊。

《明报》创刊之始艰难度日，困境之时只剩下包括金庸在内的两位报人。很多人断言，《明报》不出半年即倒闭。但在金庸的精心策划下，《明报》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分析了情势，把在《大公报》等写的国际政治述评转至《明报》发表，继续进行武侠小说连载，针对港民爱好，开辟了娱乐专版。刺激了报刊销量。

九十年代初，金庸对未来事业作出了新的选择，决定“淡出江湖”，退出《明报》掌门人位置，潜心研佛，尽情游历，专注做好社会政治活动。

由于《明报》已成为香港四大报纸之一，有意收购的集团不在少数。金庸抱定一个宗旨：维护《明报》前途，对办报缺乏热忱的集团免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金庸推动《明报》上市，让千千万万喜爱《明报》的读者成为股东。《明报》上市后，金庸又殚精竭虑，为《明报》选定掌门人，确保了《明报》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超凡的精神。

成功需要实力机遇，需要咬定目标，更需要执着的追求，精益求精的作风，不畏艰难的勇气。

金庸以写武侠小说成名，成为香港“以文致富第一人”，积淀了丰厚的资本和经验，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写完《鹿鼎记》后，金庸决定封笔。

金庸认为，任何事物皆有尽头，到了尽头，徘徊不前，不如不写。这也是对读者的负责，对事业的珍惜。

金庸为此花费十年时间，对自己的全部作品进行了重新修订，他对修订工作一丝不苟，严谨细致。敬业精神让人钦佩，传为美谈。

金庸淡出《明报》后，主要精力以社会活动为主。由于他的影响力，在香港1997年回归进程中，他参加了中央政府成立的基本法政制小组，并任两位负责人之一。对于香港回归后设立什么政体，港人意见不一，小组内也想法不同。最后形成两派，一派主张实施激进的民主体制，一派主张维持现状，进行有序改革。金庸主张后者。

在香港，金庸的意见可能是保守的。但金庸认为这符合香港现状及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他在小组讨论时坚持己见，奔走呼号，个别沟通，集体讨论，媒体释疑。最后在各方努力下，达成了协议。

然而《香港基本法草案》在港征求意见期间，金庸受到了猛烈抨击。问题起因于草案拟定的“新协调方案”，不符合某些港人的口味，他们发动了一场“倒金”运动。指责金庸拟定的方案歪曲事实，“金庸有野心”、想当“武林盟主”。

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金庸坚持原则，压力面前不低头，指责面前不动摇。连续发表社评，向公众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最后终于得到了公众的理解。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每个人都希望成功，读书的希望成绩优秀，演戏的渴望观众赞赏，经商的盼望赚钱发财，从政的期望政绩显赫。但愿我们能从金庸的成功之道中有所感悟和启发，为我们前行的道路上搭一座桥，点一盏灯，让我们一往无前地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