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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高考了，看着教室里为高考而埋头读书的高三学生，想起了三十九年前我的高考。
我是庆阳县人（现庆城县），1985年却在当时就读的环县参加了高考。那时候高考报名很简单，好像填了一个表格就完事了，因为太简单以至于我现在没有任何报名的细节记忆。
高考前有个预选考试，时间大约在四月底或五月初，我们是文科班，将近三十人，预选后只剩下了五个人。这种高考预选制度一直持续到1993年。
预选以后，老师很少来上课了，顶多来问一问，看一看，聊一聊。教室成为了我们五个人的天下。有个同学就搬来铺盖直接睡到教室了，醒来了就看书学习，看累了就可以及时躺下睡觉，非常节省时间。
因为每个人的复习方法不同，我们那五个人基本不会同时在教室里。比如强同学哪怕复习数学都要大声朗读，他基本在教室外面的树下。剑同学经常会烟瘾发作，他躲在老师发现不了的校园的某个角落。郭同学喜欢走在校外麦田的地埂上，一边看着滚滚的麦浪，一边背诵单词。我属于中规中矩的人，在教室的时候在教室，在宿舍的时候在宿舍。唯一的一个女生每天端坐在椅子上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从不发声。她后来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法律工作者。另一个范同学，英语经常考满分，却在其他几门课上不下功夫，遗憾落榜。后来他去乡下一个中学做了一名英语代课教师，听说教学成绩非常优秀，奈何多年不能转正。付出严重大于回报，终于没有继续坚持下去而成为了一名某个城市的农民工。
我那个时候凭借初中打下的一点功底，在语文复习上花的时间相对比较少，只是课间去学校的读报栏去看看报纸的副刊；英语是高中才从26个字母开始学起，付出了很多时间，最后能够考个70+，很是知足；数学的学习占据了很多时间，经常沉浸于三角函数的推导而不能自拔。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的考试最终都是记忆的考试，区别就是有的学科是形象记忆，有的是抽象记忆，无论什么记忆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比如英语主要是背诵课文，单词的记忆也是结合课本内容进行的，我现在还能记得《卡尔·马克思学外语》一文中的有关句子和单词，那是高中英语第一册的第一课。政史地三科的复习也主要是记忆，政治课本好像有两本，分别是经济学和哲学、外加时事政治。政治最难的不是记忆而是是理解，是运用有关原理分析问题。历史课本比较多：从初中到高中，从古代史到现代史，既有中国的，还有世界的，加起来应该有八本书。地理有六本书，分别是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两本高中地理教材主要是天文、气候、洋流和环境方面的地理知识。
学科之间是有联系的，不是相互割裂的,这也证明了哲学中辩证法的联系的观点。比如，一道数学证明题其实就是一篇完美的议论文，从提出观点到观点得到证明，中间穿插的例题相当于议论文的举例论证。明确这一点之后就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政史地的有关知识完全可以成为作文的素材。比如1985年高考作文是就某化工厂污染环境的问题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我经常在学校报刊栏看报纸，时常可以读到这样的书信，既熟悉书信格式，又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而且地理课本当中的环保内容也被我恰当地使用为论据。记得当年的高考作文写得酣畅淋漓，感觉特好，至于作文得了多少分数，至今成谜，不过语文分数不低，这就够了。
当然，运气也很重要。当你努力的时候，上天有时候也许就看见了你的努力。地理开考前，我翻到了“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地理特征”那一页，试卷发下来正好有那道题，我连标点符号都和课本上是一样的。地理考了多少分已经忘记了，但考试前翻书能够翻到高考原题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那个时候有60%的题目来自于课本，如今的学生恐怕很难翻到原题了。
高考最紧张的是距离考场不远处站了一名玉树临风的武警。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荷枪实弹，也不知道那名武警有没有正面看过我，反正我忙着对付那些考试题，没有正面看过他一眼。
当年的考场是按照预选考试分数由高到低排列座位的，我所在的文科第三考场只有两个文化课考生，我后面坐的就是艺术考生。好险啊，原来我是文科预选中的最后一名，差点拿不到高考准考证——我是高考之后才知道这一点的，如果早知道的话，不知道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影响我的高考？
高考结束后预估成绩填报志愿是那个时候最难的事，我感觉比高考本身更难。数学分数很好预估，英语也不难，但是语文和政史地四科有主观试题，很难预估。1985年高考，文科满分640，我预估在400-420之间，最后实际得分408，算是预估比较好的。那几年经常出现预估分数过高，导致志愿填报高而不能录取的情况，也有预估太低而被层次较低的学校录取的情况。某人以高出分数线100分被某师范大学录取，成为当年大学校园里鹤立鸡群的存在，记者以为他热爱教育前去采访，结果那小子说：“你知道我后悔吗？”人啊，真的很难认识自己，即使有了参考答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
分数预估后，填报志愿比估分更难。大学所开设的专业，有的可以看明白，更多的是看不明白的，不知道那些专业是干什么的，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查找。学校的老师也基本不懂，叮嘱我们的只有俩字“服从”。将近四十年了，我已经忘记当初是怎么填写志愿的，我只记得从头到尾填了很多个“服从”。只要能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愿意服从所有。对于成绩中不溜秋的人来说，没有拒绝的权力，只有服从，哪怕自己不喜欢也要服从。毕竟农村那时太苦了，我们太想跳出农门了。
后来，我服从到了一个那时从来没有听说的福建师范大学。到校不久后甘肃省教委还专门派人前来学校安抚从甘肃招收的这批三百多名学生。大家觉得，读个师大，至于跑这么远吗？但省教委那俩干部给出的官方理由是福建省的基础教育走在全国前列，要在这里为甘肃省培养教育人才。大家觉得自己很快要成为人才了，于是乎，皆大欢喜，很快融入了大学的学习氛围中。
这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陈光毅，福建莆田人，他在甘肃从技术员做起，一步步走上高层，1983年，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省长。按照我的理解，我们这一波去福建读师大的人应该是他促成的，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他回福建任职了，并来到师大看望了甘肃籍学生。1986-1993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不知道我们这一批学生算不算他给福建家乡同时也给他的第二故乡甘肃做的一点贡献。
拿到录取通知书去乡政府办理有关手续，在乡政府门口遇到了初中时的校长赵良碧老师。赵老师是一个小个子、急性子说话特别快的人，他那时已经成为乡教委主任，听说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本来要外出办事的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办理完了所有手续，他说我是本乡第一个本科生。我那时对本科没有什么概念，只是感觉有点害羞，因为他把我介绍给所有他看见的政府工作人员。
就在准备去报到的时候，母亲问我福建在哪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就随口说了一句“紧挨着台湾”。母亲急了，“那咱别去了，太危险了！”后来当然是我说服了母亲，家里的一头牛变成了我口袋里的几百块钱，我来到了福州，开启了大学四年的生活。
如今想来，四年的大学生活影响了我一生。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家乡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厌倦了每年都有的沙尘天气而选择逃离，再一次来到比南方更南的海南，来到了一个沙尘暴不能到达的地方。
如今，我的故乡每到夏秋季节山清水秀，瓜果飘香。扬尘天气越来越少，大学生越来越多，一切都在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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