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愈发冷了，又是一年的深秋时节，树叶的颜色纷纷变得艳丽起来。我不大喜欢秋天的，因为秋天不下雨，空气总是很干，四处都是光亮，永远一派艳阳高照的积极景象。我倒不是不喜欢积极，只是这种过于直接而强烈的阳光对于人类艰涩的情感世界来说，还是过于有杀伤力了。我还是以为阴霾湿润天气更适合滋生文学。不过记忆里的秋天也常是肃杀的，仿佛孕育着某种“阳光下的罪恶”，在明媚之下暗藏着使人意志消亡的创痛，如影随形一般，在每一寸光亮之中挥之不去。
今年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回京过秋天。同以往不甚相同，也许是因为重回故地的缘故，我竟然觉得这故都的秋竟没有从前那般“清寒悲凉”了。以往的秋天是有一种混杂而成的独特味道的，像是干燥的落叶被暴晒后的焦味，抑或是风里裹挟来的尘土味，也可能是木质桌椅的苦味或者静电的怪味。不过今年的秋天没有这种明确的标志性，反而是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而至的。在叶子还没有改变颜色的时候，家里的老式散热片暖气突然发出了一阵轻快的水流声——小区里通知供暖试水，突然一下就到了这样高的楼层。我们本想是把厨房里没用的暖气拆掉的，但是碍于水来得太快，就只好作罢，再等到明年三月之后了。今年天冷得快，连下了几场大雨，但那时候还以为是夏天的雨呢，没想到气温一下来就再没上去。天气冷得虽快，却不大冷，至少不如加州太阳落山之后冷。去年有位朋友和我说旧金山很冷，援引一句据说是马克吐温所写的名言，即“The coldest winter I’ve ever spent was a summer in San Francisco.”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句“名言”，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后来也没有查证，只当是哪里讲错了。直到我搬到湾区去住，才知道原来北加州于南加州来讲还真的是所谓特点鲜明的“北方”。
北京的秋天和加州的秋天是不同的冷，不那么冻人，但却更深刻。网上说树叶还没开始变颜色，叫人们不要往景点扎堆儿，才过了一周，叶子便已经熟得过了头，马上要掉下来了。我穿着的大衣出去，里面却只穿得住一件背心。我到湾区的时候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季节，比现在这个时节更晚一些，秋更深一些。白天是不必穿大衣的，晚上穿了大衣也不敢出门去，到处都是寒潮，地上的杂草里噙着一层寒霜。在加州我也没见过几个人去赏秋景的，遍地都是变颜色的树，居民区的街道两旁停的车一晚上就被落叶埋起来。有人扫大街，把落叶扫到一堆，一口气能装满了三五个垃圾桶。北京也有人扫大街，恐怕人更多，却不见落叶快快地消失，总还是有，铺得到处都是。也许是北京的树更多，连行道树都种的是满满当当的白蜡，白蜡的枝条分得很多很细，因此落了细细碎碎的小叶片，只能今日扫明日扫，扫了路面上的，绿化带里还积着厚厚的一层，总之是怎么扫也扫不完。
再者就是人的心境不同了。到北加州去，我是为了“逃难”而去的，为了躲避他人的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为了远离缠身的麻烦和制造麻烦的人的险恶用心。如果不是一个人出门在外，我想很多人都是难以认识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一年级时就背过的诗句的含义和韵味的。风景总是会和看风景时的思维被一同储存进回忆里，因此加州的秋天也变得格外仓皇了。
我很有危机意识，赶在北京的秋天也要仓促地自我了结之前，我决定要去植物园赏秋。本以为游人会把附近的路都堵得水泄不通，却没想到竟一路畅通，游人分外稀少，也许他们真的听从了网上那些怪话，或是因为疫情的缘故，除非是我们这种久违之人，否则都是不情愿出门的。我们把车停在附近最近的停车场，然后沿着路边的人行道一路走到门口去，那条路修得很好，平整洁净，人行道上的树坑上都盖着镂花的铁框子，但明黄色的银杏叶还是有办法从镂空的地方掉下去，落在泥土里。
他趁着路上没什么人，从大衣的内袋里掏出火机和烟盒，抽出一颗烟点起来，作派老气横秋的。我平时都是很讨厌有人在景区吸烟的，因为烟味很臭，飘得又很远，能把一大片原本清新的空气转瞬间搅得污浊。可是叶子不一样，他抽了烟好像也还是清香的，烟雾从他指尖升起弥散在阳光里，显得古旧又温暖。他抽烟不快，吸的时间却比夹在指尖空燃的时间要短很多，抽到一半左右，到路边的垃圾桶上规矩地碾灭了丢掉。我执起他的手来闻，他指间沾染缠绕的味道既强烈又熟悉得令人安心。我也曾经尝试过吸烟，吸一小口，可是尝不出什么味道来，感觉像是喝没什么味道的柠檬水，吸得深一点，有点凉，还是没什么味道，比吸他的二手烟差得远了。
“你在外面抽够了再进去，里面不可以吸烟的。”我和他说。
“嗯，不允许吸，还是有很多人吸。”
我一听有点急了：“什么意思？你非要干这种不道德的违法乱纪的事？”
“那怎么可能，”他很温柔地笑笑，“我只是陈述事实。我没有烟瘾的。”
我这下也没什么话说了，我的“烟”瘾恐怕比他的还要大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抽烟，他不需要抽，也看不出有多喜欢。他抽烟的频率很低，但是多年以来坚持不断。
我们走到门口，看到很多人举着长枪短炮在拍门口的银杏树，这些银杏和路边的行道树区别不大，但是明显更受欢迎。空气里明显有一种白果的糜烂味道，甜腻得有点发臭，进了门去，这种味道便愈发浓郁起来。小时候秋天去钓鱼台的银杏大道赏秋，总能见到无数拿着大麻袋拣拾这种果子的人，听说那时候是能卖出不少钱的。不过现在已经少有这样的机会了，除了一个工人还在进行这种熟悉的活动之外，大部分的果子都烂在了地上。
从东南门可以直接坐电瓶车到卧佛寺，我不想坐车，觉得还是走路比较有意思，叶子自然没有异议。越往里面走，白果的臭味越重，秋色也越浓，因为园子里面植被丰沛，有很多游人在路边和植物合影，我和叶子不喜欢和人扎堆儿，是不会参与这种事的。除了这些人工种植的花木之外就是一些造园时遍植的树，多是枫树、银杏和槲树。沿着小路往上走，路两旁都是一些深草，弯弯的垂下，一层叠着一层，风一吹过就像波涛一样翻涌。我想起来小时候学过的一首诗《商山早行》，里面有一句说槲树的，可是我怎么也记不得这诗句的顺序了。我一面走一面绞尽了脑汁来想，只记得什么“枳花明驿墙”，还有“凫雁满回塘”，但是看韵脚这两句肯定不是连着说的，而且“槲叶”那句是放在哪的来着？想了许久也想不出个头绪来，我偷偷侧过头去瞄他。他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只是对我笑，给我指旁边高耸入云的一棵棵大银杏。那些银杏看上去十分粗壮高大，似乎有至少几十年的历史了，金黄的叶子落了满地，树上的叶子却不见少。我想也许是因为这树在绿着的时候并没什么特别的好看，我也就不曾注意他们原本到底长了多少叶子的缘故。阳光从树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树冠里造出深深浅浅的光影效果，草坪上有了这层斑驳的浮光，显得更像是波浪了。
越过这片银杏林，忽然出现一个岔路口，石板路延伸进去，尽端立着一块石碑，石碑前面有一棵极为高大的参天巨木，那种奇怪的如蒲扇般的又带有圆弧状锯齿的橙褐色叶片层叠错落，一面迎接太阳绚烂的金辉，一面在其下投出一片深邃浪漫的阴影，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以前看的那些树我其实不太确定，但是这一棵应该真就是槲树无疑了。石板路两侧相对矮小的松柏仍旧是苍翠的，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棵树的一部分生命被这万物衰微的季候抽走，但也正是因此才获得了如此不同凡响的色彩。我见此景实在是有些壮美，便停下来拍照。他走得比我慢些，方才去看别的菊花去了，这会儿才跟上来，一言不发地站在我身后。可是他的存在感很强，比这棵树之于其他树的存在感还要强，断不可能因为他不讲话就被秋风吹散。
我拍好转过身来，正对上他明丽的笑颜。
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顶：“‘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还记得这句诗吗？”
“啊！”我惊呼一声，瞪大了眼睛，“对对对，然后是什么来着？什么凫雁满回塘？”
他对我的剧烈反应露出不明所以的表情，不过还是回答道：“是‘因思杜陵梦‘，怎么这么激动？”
“嗯嗯嗯！”我边点头边乐，这种感觉着实痛快。可要我解释，我却也不知道要怎么从头讲起，讲出来也不甚有趣，于是就糊弄他道：“那还不是因为你好看！”
“……”
他一时语塞，刚刚揉弄我头发的手掌滑到我后脑勺上，“毫不领情”地掴了一下：“净会瞎扯淡了。”
其实这也真不能算是我胡说，因为他确实好看，在我心目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他的形貌相媲美。他今天盘了头发，连耳朵也露出来，显得很干净，而且他穿的衣服少，更觉得挺拔又惹眼，外面一层黑色的大衣，里面只穿了很薄的短袖体恤和宽松的单裤，他走了半路又觉得热，把大衣搭在臂弯里，引得不少人每每对他“侧目”。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植物园深处的樱桃沟，我已经有十数年没再去过，小时候倒是常去。记得有一次看到几个顽劣的小男孩，比我还大几岁，把蝌蚪抓了，一个一个放到夏日被晒烫的岩石上烤干弄死，只当是顶有趣的游戏。我只记得那时我觉得难以理解又十分悲痛，但已经记不得到底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了，可能那几个小孩最后都被我妈妈训斥走了吧。后来我上了初中，把这件事写到了一篇临场发挥的作文里，作文的题目我还记得，叫《我的世界》，这篇作文后来竟然变成了年级里的范文。那个红脸膛的胖老师总是把头发梳得紧绷绷地，把发际线抻得清晰可见。她的人和她的头发一样板正严谨，所以当她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读的时候，我还一度以为她是要说反话来讽刺我写作的随意和粗劣呢。不过这文章到底写了什么早已经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者说从考场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东西了，只是这件虐待蝌蚪的事，多年以来始终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去樱桃沟的路上，路过了一大片动植物的摄影展板，其中大部分是我国的珍稀动物。我就想起那些虐待动物取乐的人和那些盗猎的人，又想到石头上的那些蝌蚪，又干又黏，在阳光下折射出一种奇怪的亮光。
除了这些展板，还有一些科普类型的宣传展板，叶子像个老头子似的，背着手站在前面阅读。
“根据连续监测，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实现净减少，沙化士地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三大沙地等重点地区由昔日 “不毛之地”变为“塞上绿洲”……”他用那种和说情话时无甚差别的深沉语气朗读，紧接着还假模假样地评价道：“嗯，不错，很好。”
我也看不出他是故意的还是真心的，反正是有些好笑，我赶紧拉着他走，免得别人将他当是那展板的一部分一道儿参观了。他被我拉走，一转身就开始笑，光咧着嘴，也不发出声音，我便开始和他斗起嘴来，推推搡搡地同他说笑起来。
很快，我们就走到了樱桃沟的入口，不过可能是因为走了岔路，并没有看到什么入口的标志，连一块刻着字的大石之类都没有见到，和印象里的是全不一样。不过樱桃沟是很有特色的，主要的景致在于那些高大的水杉和曲折的木头栈道，只要见到了便也不会认错。在我印象里，那些栈道是很曲折的，开始的地方和后面部分延伸方向不同，且前面树木稀疏而溪水多，那些水杉的根部都没在溪水里，而越往深处走，树木就越浓密，直至变成在树林中穿行，十分地荫蔽和苍茫。可是这次来却没见到印象中的场景，恍惚之间竟真的不太能认得出来了。这木头栈道是人工修葺而成，必然是工业痕迹很重的，而且秋日里没有多少溪水，石头都露在外面，小溪的底部铺着一层黑色的防水布，来防止那些仅剩的水流也渗透到土壤里消失不见了。水杉确实很高大，但远远比不上加州的棕榈树，也比不上长白山松花江边高耸入云的红松和白皮柳。水杉的的叶子很小，像梳子齿一样排列起来才组成完整的一“片”。我带了黄色的太阳镜，看这些秋景的颜色也更暖一些，比现实美，摘下来才发现，原来水杉的叶子不是变色，而是变干，它的暖色，全然是枯败的颜色。
不过我还是喜欢这里的，这里人多，还有落日余晖下在树林间穿梭的暖光，我在一处停下拍照，许许多多地人也都在同一处驻足。我才意识到记忆的不可靠，就连最糟糕的部分都能够被美化，何况是美好的部分呢？有些事过去了就不应该再拿来回看，否则就会被这种意想不到的偏差所震撼。
“你所想的是什么，就会看到什么。”他忽然这样说。
我诧异于他突然的说教，便问他：“那你看到什么？”
他没有什么表情，抬眼看了一会天空，过了良久才开口回答：“我什么也没看到，也看到很多。但是我看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让我看到什么……不过其实也不重要。”
他这种神乎其神的说法就过于让人难以理解了，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一时间只感觉莫名其妙。
“你老了，你以前不这么说话的。”
“……，是吗。”
樱桃沟之行像是一段戛然而止的乐章，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因为从未曾想它的过程会如此之短暂。路尽头的人工叠石瀑布下有许多小孩在玩，还有人在拍汉服照片。工作人员拿着喇叭播放劝诫人们不要离开栈桥下到溪水里的广播，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就连他本人也是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了，在那悠闲自得地左右张望着，欣赏着，并不想去当个恼人的老古板，去着手管一管这些“嚣张”的人们。我和叶子觉得有趣，便在附近驻足了一会，上到石阶上面去俯瞰，复又从另一侧折返下来。一天过得飞快，尤其是黄昏，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并不只是一句嚼蜡般背过就算过去的老生常谈的说辞，而是无比贴切的一语中的。我们离开这片人群的热闹走向回程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天际线之下，天空虽还亮着，却再无法创造出变幻莫测的光影效果，一切都开始变得扁平、枯败而了无生气。我和他快步地走，走到卧佛寺的牌楼之下去等电瓶车，那里是个歇脚的小广场，几年前的某个午后我曾经在那里吃过小摊上卖的面茶。如今是吃不了什么东西的了，太阳落得太快，满地上金黄的银杏叶都被傍晚的寒风扫荡起来，在低空中打着旋。也许这才是秋日的本来面目，只在阳光的温暖流失之后才敢露出破绽。
不过我的心情并没有被这种陡然而至的颓败感所影响，毕竟身边的人是过于安定的存在。我去牵他的手，他的手依旧很热，他站得笔直，还没想起来要穿大衣。我怕人觉得他脑子有问题，赶紧扯了他臂弯中的外套给他披上，我太矮，够到他的肩膀不难，可真的穿衣服就帮不上忙了。他胡乱地把胳膊塞进袖筒，穿得歪七扭八，这时候车刚好来了，人潮涌动起来，他只好着急忙慌地跳上车，反倒是引来了更多迷惑的目光，我只得掩面坐到与他相隔的位子，只怕别人会以为我是带了个智力残缺的好大儿。
“你不要抽那么多烟。”
“好。”
“我说真的呢！”
“我知道，没事，就这一回。”
我劝不动他，他要做的事还没有一件做不成呢。不过我实在是想不通他到底有什么可愁的，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好像更严重些，他怎么看着倒是比我更焦虑呢。
这是我们从植物园回来之后不久发生的事，也就是我妈妈的手术，已经安排了好几个月，这次终于安排妥当，她便去住院去了。那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如今手术大多都是这样了，和看门诊一样简单，有一些更简单些，只消一天，把你推进去麻醉好，从你身上割掉一块，再把你推出来就好了。那些创痛也已经微不足道，因为千千万万人都已经在你前面英勇地上过阵去了，到你这里，你早就算不得什么英雄。尤其是和做手术的医生比起来，他们还要辛辛苦苦地服务于你，而你只躺着就万事大吉。我妈妈要做的就是这一类的手术，可是我们还是很担心她，只怕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差错。
叶子理应不紧张的，他活了这么久，一两个世人的命运对于他来说本该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他却不那么想。我们坐在出租车上送我妈妈到医院去，因为这种事最好还是不要他出面，他便隐去身形，悄悄地藏在副驾驶上，一路上不敢出声。我妈妈和我坐在后排的座位，那时候还早呢，我们坐在车里也能感受到外面空气的寒冷。她本来说毫不担心的，可是出发之前却把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妥帖了，尤其是要染了头发洗了澡。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她竟说了些什么“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之类的很不吉利的话，让人听了又哭笑不得，又惊异于她隐藏的紧张竟会如此深刻。我们坐到车上，她很快就在硕大的外套里缩着睡着了。她以前是个顶圆润的人，这几个月因为病情的缘故已经消瘦成了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太太”，所以她的外衣就显得格外巨大了，何况它们并不是和叶子所穿的那种得体的呢子大衣一样的好衣服，不过是一些穿得很旧了的廉价产品，用来应付事的东西。她那么缩着睡着的时候，还一直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很光滑，那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的手，好像指纹掌纹之类的东西都被多年来冲刷的水流给磨光了似的。她的手又滑又瘦，显得很小很小，仿佛比我的手还小一圈，而且很冰凉，让人从中找不到什么太多的生机。
“什么嘛，不过是一个小手术而已，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呢？”我明显感觉到一种难言的酸楚，于是这样不耐烦地想着。我去看叶子，他一直紧盯着车的后视镜，因为从那里面能看见我的脸。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到他，也就没人和我分享他那种少见的焦虑不安的神色。他发现我在看他，于是从后视镜里以眼神的微妙变化给予我回应。
我们沉默地把我妈妈送到医院里去之后，他就开始不停地抽烟。她要在医院里住两天之后才能动手术，第二天我们先去给她签字，我去签，他陪着。那个负责和家属沟通的大夫在纸上画出寥寥几笔却简明扼要的手术示意图，然后和说相声那样把可能发生的事都讲了一遍，一切都那么流畅自然。他不让我们细细去读那个协议书，只叫我们把字签过了就好，很显然，他也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尽管所有人都这样想了，叶子还是很不安，以至于我也开始不安起来，总怕他是作为“神”，比我这个普通人多知道了些什么。他只是摇头不语，说没什么，然后在阳台上抽烟抽个不停。他来我家陪我，挤在和他那栋林中别墅截然不同的小公寓里，我家没地方给他休闲地坐着，也怕烟味浸在沙发布里头不好清理掉，他抽烟都要上阳台去，打开了窗子来对着外面抽。我家的楼也很老了，他穿一件白背心，外面套一件拉链开衫，趿着拖鞋站在那些老旧的窗框后面，打开外层的窗户，很快就把一缸烟灰堆满。那烟灰缸由蓝色玻璃制成，作出晶体的切割，是我爸爸留下来的旧物，和他抽烟的这幅景象放在一块，仿佛时光一下子倒流了三五十年。他不来的时候这东西就很没用，我们把它放在角落里盛放一些等待回收的旧电池。这世界上的人，但凡是抽烟的，我都略有反感，无论他们抽的是什么我不了解的名贵品类的烟，我都感觉恶心和头痛，唯独叶子除外。这也许就是我对他的偏爱，他抽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爸爸来，虽然那个早早便离开我们的男人着实没有什么好，但是我总对他肚子那里坚硬的触感和指尖的烟臭味记忆犹新。叶子比他可爱得多，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没一处不好，所以他抽烟的样子固然也是极好的。他身上比我爸爸还要坚硬得多，心里却柔软，我靠在他身上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快乐的鸟儿，在他肢体构建的枝桠间欢蹦乱跳。哪怕在这样的时候，他可以说得上是明摆着的愁容满面了，我也还是把他当作唯一可以全然投入的依赖。
就那么食不知味地过了两天，我们又一起到医院去。由于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再到手术室的门口去，所有病患的家属都被安排在医院门诊某层的大厅里排排地坐着。大厅里有几块电子屏幕，显示出人名，科室和手术的进度。人们就坐着，盯着屏幕看，或是焦虑或是百无聊赖的，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直接回家去。医院里人多，就没有供暖，但那个大厅里面走穿堂风，冷飕飕的。医院很现代化，一侧安装着明亮宽敞的大落地窗，窗外对着住院部的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除我们这栋气派的门诊大楼外，还有三栋小些的红砖建筑，或许也可能是我们这楼另外的旁翼也说不定。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我家其他的人坐在我旁边，叶子在窗前站着，依旧是不教除我之外的别人看得见，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种事总觉得叫他也掺合进来是不好的，可是他不来，我心里就不安定。我对着窗外那一成不变的景致看，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人情的冷漠，似乎人类只在最伟大的宏观之中才紧密相连，而在微观的场景之中却是如此的毫不相干。那个院子里，四周都是楼房的外墙，中间围出一小块草坪，草坪上种着路边最常见的矮矮的灌木，一棵比植物园中小得多的银杏，以及一棵柿子树。那个柿子树的叶子几乎掉光了，远远的看去，突兀地挂着几个残破的果子。这里几乎没有人走过，那些果子肯定也是没人捡的，只能烂在地里，我想，或许除了我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关心过那棵树或者它的果子了。我小学的校园里也有两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结得满树都是橙黄橙黄的，顶大个的柿子。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列队，一个柿子落下来，“啪唧”一声落在体委的脑顶上，全班同学便哄堂大笑起来，连体育老师也笑了。晚上放学了，每个老师手里拎着一纸箱的柿子回家，我们看了好生的羡慕，总是酸溜溜地想着，为什么那么多柿子只分给老师不分给学生呢？而且老师一人有一箱那么多，为什么不拿到班里去，给每个同学都分一个呢？不过那些老师当然是不会那么做的了，因为他们大多都是些势利眼又没有爱心的家伙，只会讽刺那些可怜的孩子，在他们的心底留下深深的阴影，多给一个柿子也抹不去的那种阴影。
日头已经升到院子的正上方的时候，手术终于结束了，时间远比预计的要久得多。我们慌慌张张地跑到楼上去，那里有个小小的接待区，可以见到医生。医生本来也是不让见的，不过他是我们的朋友，破例可以和我们讲两句话。那个医生被口罩帽子全套的行头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几乎看不出来他长什么样子，他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手术里用的布巾，我们还没站好呢，他就嗖地一下把那个布展开，露出一个血淋淋的小器官，还有很碎的一些石块。我并没有做好要看这些东西的心理准备，顿时吓了一跳。这时候我听到叶子在轻声地笑，似乎是一种善意的嘲笑，但是我懒得搭理他。医生的语调很轻快，一切都很顺利，唯独有一点他不满意，那就是没能把那个结石完整地给拿出来。
“本来很美的，像佛珠一样，又大又圆。害，可惜了我掏不出来，只能忍痛割爱，全都给夹碎了才拿出来了…”他这么说着，比那个负责签字的医生还像在说相声。
我们哪管那些“旁枝末节”的，但那个医生并不去谈手术本身，就是讲这些笑话，倒是别有一番风趣。他是个好人，只有好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只简短地谈了两分钟，后面便没有别的事情了，我的亲人们自然都可以各自回家去。叶子也轻松起来，回去的路上一直小声地哼着小曲儿，末了还调侃我：“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
我心里好笑，也不知道他何曾说过这种话，更不知道那个头天晚上还在没命地抽烟的人是谁了。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好像秋天的小插曲。妈妈康复的头一晚稍微受了点罪，不过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有那么多人都经历过了，所以好像到了她这里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哪怕这对于那些前辈或是她或是她的后辈来说都永远是属于他们的第一次，大家也都是心里有底的，不会当作什么越不过去的坎来看待，这就是人在宏观上的关联的某种具体的体现。她很快出院，慢慢好起来，也胖起来一些，一切都回到了之前的样子。只是她越发地在意起自己的形象来，总是说着要去健身房，忍受不了如今这样的干瘪。我倒是不在意这些，我觉得人活着还是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再说儿不嫌母丑，我根本看不出来她哪里有她自己说的那样不堪。
冬天比秋天还要着急地就来了，让人意想不到，不过冬天更暖和，几乎不曾下过任何一场雪。本以为今年会冷呢，早在植物园之行的一周后就忽然下了一场大雪，可如今都要到春节了，还是和之前差不多的气温，一天的雪都没有再下过。他问我要不要他来帮我们下一场雪，但我拒绝了，我叫他最好还是不要插手我们人类自己的事。过后我忙了一段要紧的考试，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又有空和他谈情说爱了。在国内很好，和他见面总归是方便了太多，我们时常有空一起看看片子吃吃饭，晚上也可以坦然地睡在一个被窝里。我不知道人生应该追求的最高远的志向是什么，是过花天酒地无忧无虑的日子，或是像那些有才能的人一样造福社会，凭自己的力量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不过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想这些令人不安焦虑的事的时间就会变少，因为我和他之间存在的微观之中也十分紧密的联系让我感到心满意足。能得到现在这样好的日子，我已不需要强迫自己去考虑太多“追求”的事，我想这就是所谓爱情的力量，不只之于我一人如此。
我还是最喜欢他抽烟，他抽烟时的美，像夏天的暴雨一样烈，像秋天的残阳一样魅，是一种难言的凄凉和炙热混杂在一起的平淡的浓烈。我甚至不喜欢他抽电子烟，就要他抽最老派的，最普通的，最伤身体的，中年男人会抽的烟。可是他不会受伤，就像今年北京秋天的风和落叶，很美，隐约露出凄凉的马脚来，却不让人觉得肃杀得可怕，不会让人受伤。他对我无礼的要求全然地接受了，因为他知道我缺失了一些连他也弥补不回来的东西，所以他那么做，想要努力帮我找到一种只属于家乡，只属于家的完整和温暖。人生总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缺憾，无时无刻不缠绕裹挟着每一个人，除非我们用其他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不完美，并从中找到美丽的地方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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