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一九九九年的冬天，在圣诞假期前，我来到布鲁塞尔参加一场全球气候变迁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参与者主要是高校的教授和机构的学者，当然还有以环保为政治资本的政党政客。当时这个话题流行起来，但真正的国际协议和碳排放交易并未成形，过了几年后，它成了所有国家施政中重要的议题。那时我已经在法学院毕业，但并没有和同学一样从事律师或检察官的工作，而是加入了绿党，并在政府中做政务官。这份工作理所应当，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已是个有点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除了支持环保，我也对政治活动很积极，我在学生时代就很敏锐地发现了环保作为政治资本的便利性，至少这层私心存在于我的潜意识中。我受到邀请，也是因为我曾是那个所谓国际研讨会的发起者之一。可是那一年我根本没有心情参加什么研讨，而只是想去布鲁塞尔散散心而已。
那时工作很忙，我整日整夜开会耗神烦心，这导致交往了三年的女友在那年离我而去。她是个很美丽的捷克姑娘，不辞而别，回了家乡布拉格。我很伤心抑郁，而且在工作上也碰到了挫折，遇见了针对本届政府的很多强大政治对手，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开始不确定职业政客是否为我的归宿。
在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十分平庸的演讲，然后拿到了一笔参会费。我早就忘了演讲是关于什么，或者根本就只是空话，只记得下面前排的教授中有好几个在打瞌睡。我白天去研讨会，坐在讲台下面，望着那些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慷慨激昂的职业政客，望着那些懵懵懂懂的学生、卖弄乖巧的学者，忽然觉得所有人都很渺小、很倒霉。我晚上和一群大学生一起去酒吧喝酒，幸运的是，混迹于他们中我并不显得突出，因为年龄差距不算大。有些学生还以我为今后职业生涯的榜样，真是笑死人。
研讨会为期一周，我每晚都喝很多酒，喝醉后回到酒店呼呼大睡。在研讨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也许找个地方大哭一场，于是单独去了一家从未去过的小酒吧。夜色中，酒吧在一条窄巷漆黑的尽头，它十分隐蔽，里面却布置得很温馨，就像个大家庭的客厅似的。在那里我遇见了老波西米亚教授。
我到得很早，那时候大多人也许还在吃晚餐，所以酒客并不多，不过老波西米亚教授已经在了。一开始他和我一样坐在吧台边，喝只加冰块的爱尔兰威士忌。我也喝同样的威士忌，纯的威士忌。我并不懂酒，也不喜欢威士忌，只是想快些把自己灌醉罢了。他绝对是个奇特的人，中等苗条的身材，头上戴着别致的黑牛皮盔帽，像是个骑手，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有点像罗马古装的戏服，或者是波西米亚风格的外套。总之我不太清楚，但确实记得他的腰间居然还佩戴着一把短剑，剑套似乎是红色的蟒蛇蜕。要知道那可是二十世纪末，没有人会佩戴短剑出门。他六十岁左右的样子，也许更年轻些，因为他看上去很有精神，留着修剪齐整的八字胡，高鼻梁和蓝色的眼睛，年轻时应该很英俊，言谈举止绝对是个注重细节的绅士。
他喝一口酒，总是会用雪白的手帕悄悄抹下杯口再垫着杯子，这样酒不会从杯沿流下来弄脏桌面。他似乎认识酒吧里的每一个熟客，聊天时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甚至还用德语和我这个坐在一边的陌生人闲聊了几句，随后和吧台的年轻酒保聊了很久。
我弄不明白，他为何知道我并非比利时人，再说比利时说法语的人绝对比说德语的要多，他为何会知道我说德语？仅凭聊天就能明白他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令人惊讶的是，那个年轻酒保也是，他们通晓地理天文，对各种历史人文更是了如指掌。他们探讨维京女战士的起源，三十年战争如何始于波西米亚人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反抗，为何挪威人比丹麦人更能听懂同为北日耳曼语支的瑞典语。我添了好几轮酒，断断续续地听着，把他们的聊天当作免费的下酒菜。
到了晚上九点后，酒吧里的人也渐渐多了，他也许是喝够了，把自己的空酒杯还给了酒保不再添酒。他转头看了看我，似乎有些抱怨地说道：“今晚我喝不了酒。年轻人，你坐在我边上，你让我喝的酒变成苦的，你喝酒的样子让我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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