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二妖音
建安十二年（207），郭嘉于曹操征伐乌丸时病逝，同年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故而世人常有‘郭嘉不死，卧龙不出’之说。是历史的巧合，抑或天道之法则，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这种巧合在历史中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亦为郭嘉的神秘莫测增添了几分玄幻色彩。
而“遗计定辽东”、“十胜十败论”更被小说演绎得淋漓尽致、神乎其神。然则郭嘉的名声多是出于小说演义，正史之中却并非如此……
建安十二年（207）七月，曹操东征辽东时，郭嘉未曾在易县养病，而是随军远征至白狼山，参与了破乌桓之战。不过正史之中并没有郭嘉‘遗计定辽东’相关的记载。所谓的郭嘉遗计，皆出自曹操本人……
据《三国志·武帝纪》中载，“建安十二年（207）八月，曹操破乌丸，群下谏言继续东征，尚兄弟可禽也。曹操则言‘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曹操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其缘由，曹操言道，“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曹操从柳城撤军前，就已然料定公孙康必斩二袁。
且曹操九月从柳城撤军之机，公孙康即斩杀二袁，将首级送与曹操，而非十一月回到易县后。如此安排只是配合‘遗计定辽东’而已。作者移花接木将曹操的谋划转嫁于郭嘉，其目的无非是尊刘抑曹尔。
而其十胜论，并非什么战前激励。从记载的位置与时间推断，此‘十胜论’应是郭嘉初入曹营的一纸投名状……
据《三国志·郭嘉传》中载，建安元年（196），曹操很是器重的一位谋士戏志才去世。伤心之余，曹操写信与荀彧言“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而荀彧推荐的即是郭嘉。而裴松之引注《傅子》所述‘十胜论’恰好注释于此。
且‘十胜论’从政治措施、政策法令、组织路线，以及思想修养、心胸气量、文韬武略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综合型的阐述，其意义表面上是指袁曹之战，实则是郭嘉借此阐述曹操功业成败兴衰的关键。故而曹操方才言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毛泽东亦曾赞其‘十胜论’几乎涉及了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切中要害，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古今罕成。
除却十胜论，郭嘉则是以其三次大战略决策而青史留名……
其一徐州之战。郭嘉在阐述了十胜论后谏言，‘绍方北击公孙瓚，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曹操深以为然，继而南征吕布，三战破之，吕布被迫退而固守下邳。吕布坚守不出。战役持续半年之久，时士兵疲惫，曹操欲引军还。唯郭嘉、荀攸劝谏曹操急攻。
郭嘉的论据是‘昔项籍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今布每战辄破，气衰力尽，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项籍，而困败过之，若乘胜攻之，此成禽也。’其实上文亦有提及，郭嘉的论据只是表面而已，其实质不过是让曹操坚持。
因为不趁此机消灭吕布，待与袁绍北方对峙时，变数太多。郭嘉亦不得不选择有伤天和的水攻，决堤水掩下邳。
建安五年（200），曹操欲东征刘备，诸将皆劝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闻言亦是难以抉择，唯郭嘉赞同曹操的观点。《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引注《傅子》中郭嘉言，“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
郭嘉对于徐州的两次战略选择为曹操清除了东面的威胁，亦为后来曹操与袁绍之间地斗争争取了时间，提供了条件。
其二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时，孙策此时已是尽得江东，欲渡江北袭许都。众人听闻皆有惊惧，唯郭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於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於匹夫之手。”
同年孙策临江未济，为许贡门客所杀。这种可以改变天下局势的关键转折，是为巧合的概率能有多大？但如果是郭嘉之谋怕是更加符合现实。
其三辽东之战。袁绍死后，曹操继而征讨袁谭、袁尚，郭嘉却言，“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
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欲北征三郡乌丸，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惟郭嘉认为北方新降，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如果不将袁氏暗藏势力尽快剿灭，恐有死灰复燃之患。而刘表守土之犬，必然不会重用刘备。待北方彻底平定，攻略南方尚且不迟。
三场战役完全确定了曹操北方霸主的地位。而郭嘉对于天下格局的了然，对于人心的精算，以及对于每个环节时机的掌控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曹操曾对群下谋臣言，“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曹操的五谋臣，唯有郭嘉最为年少，被曹操视为托孤之臣，可见一斑。或许郭嘉没有小说传颂的那样神乎其神，然则确有‘鬼才’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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