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30章 物壮则老

【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面对统治阶级对权力、土地、人口、财物的争夺，老子也不能不承认其现实存在。老子认为，如果不得不辅佐天子、诸侯，那就要以道辅佐之，不能靠兵力称强，因为发动战争是会遭到报应的。报应在哪些方面呢？比如，军队所到之处，肯定要糟蹋大量的耕地甚至庄稼，战时和战后，百姓跑光，这些地方就变成了荆棘从生之地。战争是要死人的，死亡的尸体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滋生病菌，引发瘟疫，再加上农业生产的破坏，就可能出现“万户萧疏鬼唱歌”（毛，《七律二首·送瘟神》）的悲惨景象。曹操就写过一首《蒿里行》诗，描述了战争的惨状：“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因此，老子说，善用兵者，达到目的就行，不敢以兵取强。即使战胜了，也不要自满，不要自夸，不要骄傲，不要逞强，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太强大了就会转向衰亡，这就不符合道了。不合于道，就会加速停止或者灭亡。

孟子曾经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先秦时期，“征、伐、侵、袭”这几个词是有区别的。“征”是上攻下、有道伐无道。《尚书·胤征》说：“奉辞伐罪曰征。”“伐”多用于诸侯或平级之间的公开宣战，一般师出有名，进军时要有钟鼓。《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记载：“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诗经·商颂·殷武》记载：“奋伐荆楚。”《左传·庄公十年》中有“齐师伐我”之句，并有“公将鼓之”“一鼓作气”“齐人三鼓”的叙述。“侵”是不宣而战，不需任何理由，且不用钟鼓，是直接侵犯别国。《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袭”是乘人不备而突然发起进攻，也是没有钟鼓的。此外，还有“入”。“入”他国，就是进入他国，实际就是一种侵略。《左传·昭公十八年》“经”记载：“六月，邾人入鄅。”“传”记载：“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邾国人进入鄅国，实际就是侵略。

不管是征、伐、侵、袭、入，都是战争形态和状态，都是要死人的，是要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是违背道的。因此，老子对战争是采取反对态度的。当然，儒家、墨家也是反对战争的。孔子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孔子并不主张战争，但是，在真实的人间世里，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孔子主张，使人民成为有战争意识、有战斗力的人民，必须有懂得道的善人来教化，而且要经过长时间的教化，人民是可以去作战的。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左传》记载，晋文公重耳上位晋国君后，教其民，二年后想让人民作战。大夫子犯认为，民未知义、信、礼，不能草率使民。于是，晋文公教民义、信、礼，然后一战而霸。《左传》没说晋文公用了几年教民，但是对人民的教化，是一个长时间的事，必须让人民充分懂得义、信、礼等，管理国家、役使人民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不先对老百姓进行作战训练就让他们上战场，这就叫抛弃他们，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孟子也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不先教导百姓就用他们打仗，这叫让百姓遭殃。让百姓遭殃的人，如果在尧舜时代，是不被容忍的。

《墨子》中有兼爱、非攻等篇，提出不要战争。兼爱便必须非攻，非攻即反对攻战，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当然，非攻并不等于非战，而是反对侵略战争，注重自卫战争。孔子曾经说过：“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谷梁传·定公十年》）

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周初是讲究“兴灭继绝”的。《论语·尧曰》记载说：“周……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周朝新立，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以示敬重。周封三朝说法有二。一说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昔虞阏父为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一说封黄帝、尧、舜之后于蓟、祝、陈。《诗·陈风谱》唐孔颖达疏：“案《乐记》云：‘武王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乃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则陈与蓟祝共为三恪，杞宋别为二王之后矣。”后世帝王亦多承三恪之制。

但是，无论如何，战争都是“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连兵家也都强调战争要慎重，“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命，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子兵法》）凡兴兵十万，千里征战，百姓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全国上下动荡不安，民众服徭役，疲惫于道路，不能从事耕作的有70万家。战争双方相持数年，是为了胜于一旦，如果吝啬爵禄和金钱，以致不能了解敌人情况而遭受失败，那就太“不仁”了。这样的将帅，不是军队的好将帅，不是国君的好助手；这样的国君，不是能打胜仗的好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