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儿时的过年，总是充满了守望。
我生于1986，皖北的一个贫穷的村庄——蒲湾村，这个村名初听来有一股蒲草诗意之地，而实际上，它所被定义的标签却是贫穷，落后，封建，超生。这也是当我有一天走出了村落，在光鲜淋漓的城市，被一些衣着华贵的人戳着脊背强贴的字眼。而我小时候，就一直生活在那种深不自知的贫穷里，却依然如一颗豆芽一般顽强地，顶着大头撑破光线。直到有一天我走出外面的世界，才懂得，就连你的童年你的过往也可以被三六九等、分门别类。
我姊妹四个，我排行老三。我们那里有个外号三拐子 ，我自然成了很多大娘二婶中口中消遣的唾沫星子，每逢遇见，我瘦弱的身子都会刻意躲开那一张张满是锅堂灰的脸。然后心理默念，等我长大当了警察一定灭了这帮老妇。
我上面是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这乍一听，哟，哟，切，切，这思想！是的，正是，我不容置否的，父母在这一点上，跟风似的，与超生游击队俱进的参与那场计划外的洪流。我不得不承认，越贫穷落后的地方，人的思想也是越发的抱残守缺。我父亲虽一世育人，终究是没逃脱来自上辈镣铐的枷锁。就这样，在时代与环境的趋势下，他们一口气生了四个。即便如此，虽不能锦衣玉食，但也让我们每一个都饱吃穿暖。在那个孩子辍学在家牵羊放牛，割草劳作的时代，我的父母从没让我摸过镰刀揽过草。该读的书都给读，该上的学一个不落。时至今日虽无大成，但也足够于城市自立。我想这大抵是他们的初衷，一种现世安稳的夙愿。他们曾来都不舍得给我们强加任何，只求在这个世界我们都能安稳孑立。
因为姊妹多，因为贫穷，母亲只能踏上远门，去异乡赚点苦力钱贴补家用，我们姊妹几个也成了半个留守儿童。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母亲一走便音信全无，极少收到她的电报，即便收到也是了了数字，所以我们连母亲归期都不能知晓。每逢佳节，就只有去村口的破桥等着。
在那个小村口的破桥上，生生的刻着三个字“大治桥”，这字从我认识起便背负着我和我弟无数次的守望。
那些年，每逢腊月，便是出门务工人员归来的季节。
我家在最前排，离桥大约五百米。每次远远的听到人流的嘈杂声或者车咕噜的咔嚓声，我就领着小三岁的弟弟疯狂的冲进人流。当然，很多时候，四下散去，就只剩我们姐弟单薄的身影，那么弱小，那么孤单。渴望已久的温暖成冰，那是一种寒冷锥心的疼。
终有一次是令人亢奋的。远远的看见母亲拎着被褥还有各种果子零食，我领着弟弟迎上去，装着一脸从容自得，实际上恨不得抱着母亲一顿歇斯底里的大哭，把我们姊妹这些年的委屈一并发泄。
时则，这是多么的令人兴奋的时刻啊，过年了，我妈妈终于回来了，这是我茶不思饭不想梦里梦外都在期待的一天啊，我渴望过年，我真想天天都是过年。
记忆中大团圆年，那是人生少有的富足感。
农村有句谚语，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每到腊月，父母便开始收尾了一年的劳作，腾下手头准备年货。
我父亲有个习惯，把各色吃食备好，要放在抽屉里上锁，待到三十那天才开闸放仓。看似是为尊节日的神圣，实则是因为太贫穷吧。总是想把美好的留着捂着，似乎留着就可以吃到永远一样。
父母还会做一些手工的吃食，比如我们常吃的小果和猫耳朵，每一年都要炸上两大袋，足足可以吃上几个月。童年的味蕾总是那么容易满足，我们姊妹在浓浓的年味里乐的屁颠屁颠的。
每一年年三十晚上，都是记忆中最温暖的时光，我父亲会提前烧上炭炉，对着我们围坐的大床，之前所有备足的茶水果食一字排开，我们享受着美食也享受这一年理所当然的团聚。在夜色深去的时候，父亲还会煮上一锅胡辣汤，轮着喂直到把我们喂饱，我们享受着天底下来自父母最绵软的温暖，那么心安理得。
好多年，都是父亲一个人守岁，一个人默默地侍奉我们直到睡去，最后他再一个人默默地收拾残羹。
这时候回忆起来，觉得父亲那时更像在完成一个必然的使命。只有事必躬亲，才能换来他的安然入睡。那一夜，我们都无比的满足。
后来渐渐的长大，家庭也略宽裕了一些。但是却因为求学，姊妹也是聚少离多。我学会了别离手足情深，别离父母温情，别离乡土乡音。团聚的年，越来越少。
时至今日，我已中年，父母也已老去。已经很久没有同他们一起过年了，每当我跟孩子们嬉闹在城市的喧哗里，总能想起那个远在蒲湾的父母，他们四目相对，没有年货，没有再做小果和猫耳朵。
似乎我们每一年都具备凑不齐的因素，这个城市的纷扰，那个生活的牵绊，就像开枝散叶的参天大树，交叉并联，再也容不下一个小小的空间，哪怕连个小小的团聚年都容不下。
那个村庄的蒲草依然，却因为多了一些高楼平地起而变得面目全非。就像我们姊妹四散天涯，生生的分离，再也拾不起，拼凑不齐。
从记忆中的守望，到此刻的回望。
从我们的等待，到父母的等待。
这大抵是人生最无法避免的悲伤的轮回。 #羽西X简书红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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