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清晨，一位清华导师盥洗，饭厅早餐，书房小坐。后到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均没有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非常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他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探讨下学期招生事宜，相谈甚久后，欲借大洋二元，侯厚培给了五元钞票，他随即走出办公室，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他悠然地吸完一根烟，突然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事后人们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封遗书，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这位“只欠一死”的清华导师，就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他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社会学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留下了中国美学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启后的理论巨著《人间词话》。他成为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他在哲学领域，为哲学正名，初步构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范式和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
这位“义无再辱”的文化巨匠，不管后人探寻为何而“辱”，义无反顾地独自的孤傲而死，死得如此安宁：吸完一根烟；死得如此道义：尽职手头工作；死得如此悲壮：借钱坐人力车……他最后时光的行程，仿佛鉴照一名诗人的宇宙人生观：尘世的生气、心灵的高致，他让尘世责任置身其中，又让人生高致超然脱俗。亦如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然而，我辈蜉蚁更多地是关注生命完成时，作为一代呼吁能入能出、融通中西及新旧学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依然陷入了一个能入不能出的怪圈，理论与现实，终究出现了一丝偏差。
图片来自网络
现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曾分析王国维自杀源于十大矛盾：个人和家庭、拓展学问和经济不资、精神和肉体、学术独立和经济依附、知力和情感、学问可信和可爱、新学和旧学、学术和政治、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个体生命等。
在我看来，毕生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的王国维，生于社会，死于社会，其自杀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个体和社会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他完成了探寻和发现，却无力创造出一条适合他升华本人的出入通道。
家族没落与复兴差异，个人小生活和社会大人生的矛盾，铸就了王国维的出世格局。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深得诗书家传、崇尚仕途的父亲王乃誉对他几无褒奖，有的只是严厉的苛责与批评，一门心思地希望他在科举道路上获取成功。不到四岁，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王国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不苟言笑，郁郁寡欢，但根深蒂固的封建理学观念的植入，让他从小就心理负荷颇重。首次乡试失败后，让颇为自负的海宁才子灰心丧气，激发了他“宇宙人生”追求与父亲家族复兴的第一重矛盾，采取了不终场而归的激烈做法，盛怒的父亲无可奈何中为他想到了科举及第的另一条捷径：进入杭州崇文书院就读。四年后，他在父亲的催促下赴杭乡试，再次落第。从此，王国维断绝了科举仕途的念头，也失去了一个生存于社会的个体劳动实践者的基本身份，开始了他艰难的独学之路。青春生活多舛的经历，沉淀着他的悲情人生。英国小说家格雷安•葛林曾在《喜剧演员》中精辟地写道：“作家的前20年的人生就能涵盖他的全部经验。”骨子里叛逆家族期望、远离社会实践赋予他名不副实真相判断的生活轨迹，与他治学独立的人生目标发生冲突，伴随一生，为后来无法排解的家庭变故埋下了伏笔。
忧生情怀与忧世方式，学者小情怀和民族大境界的冲突，制约了王国维的入世境界。近代史研究者金满楼写了一篇题为《作为“遗老”的王国维》的文章，他把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并列为前清“遗老”，“王国维的投水自尽，也可以理解为传统道德与文化日渐沉沦的又一抗议”，“王国维的死同样是一种践诺的行为，所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似乎应追溯到辛亥之变时与罗振玉的相约：‘万一不幸，死耳’”。与其说王国维是一个“遗老”，远不如说他是一个时代学者。因为，王国维始终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学者，他的“遗”，是选择性的。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在《王国维家事》中描述：“1923年4月16日，由于前清大学士升允的推荐，父亲被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紫荆城骑马。”1924年北京政变，溥仪与王国维等被驱逐出宫，王国维随溥仪天津避乱，“艰难困辱，仅而不死”。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请示溥仪后，依然选择了清华园。他展现给世人的，更多层面上是意识形态上的“遗”，他不肯在民国的大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要求“停止付排”；给沈王国维兼士、马衡写信，表明与民国划清界……他的“遗”，只相对于全新的民国。他身在清华园，心在学术演讲，情未离溥仪，与其说此时的王国维“遗”的是满清，不如说“遗”的是感恩情怀，感恩溥仪的“五吕俸”、“紫荆城骑马”，所以在1926年2月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纵观王国维人生履历，真正融入社会实践的起点，是1921年始的讲学生涯，但也只有“南书房行走”与满清帝国挂边，也只是捡理藏书，可以说与满清政治几乎无缘。但，罗振玉、郑孝胥不同：武昌起义爆发时，罗振玉“万一不幸，死耳。”在清帝颁发退位诏之夕，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叹息曰：“惟有以遗老终耳！”郑孝胥35岁任李鸿章幕僚之后，官运亨通；罗振玉34岁任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逊清小朝廷解散后，郑孝胥协助溥仪出逃。1925年，在王国维选择清华园后，罗振玉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而郑孝胥负责溥仪的总务处及对外事宜，两人效忠溥仪、效忠伪满洲国直至死亡。王国维终生治学，精熟西方文化，擅长中西新旧文化融合，但却不能在仕途政治上横刀立马，无力“学而优则仕”，他的生存基础，多依赖于朋友资助、推介，更多的是罗振玉的提携，几乎鲜有自谋生存的经历，他的社会尘世生活，远离了民族，远离了国家，他“遗”满清，“遗”的是满清代表的传统旧文化。他选择西方没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挖掘不一样的思考法则，旨在用不同的方法，思考旧文化，改良旧文化，更多的是独立地完成了中西、新旧文化的融合，但却没有真正的思想结果体系，他只在一个旧文化为根本的象牙塔里，构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的学术理想王国：在传统诗词里，描述忧生忧世；在传统文化意境中，描述三重境界，但面对混战而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生存环境，面对亦师亦友的罗振玉绝交、面对最为器重的长子王潜明的病世和长媳罗孝纯的离去，他忧生无力生，忧世无法世，既不能如罗振玉、郑孝胥那样身绑溥仪，亦不能如歌德心在学术、行受拿破仑勋章，尚无入世实践经验的他，最终“只欠一死”。
独立人格与时代变革，个体小人格与世界大时代的冲突，撕裂了王国维的出入通道。王国维独立治学的一生，出世“渡己”与入世“度人”分离。从他拒为家族复兴、追求自由人格的那一刻始，标志“渡己”思想的诞生，一生与社会小团队在劳动实践中融入世界的时间，不足五分之一，割断了入世基础；从他拒绝仕途、为学而生的意念出发，为学术而学术，缺乏“度人”的学术境界和目标，割断了出世基础。1916年，三拒任教；1921年，再拒任教，即使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拒受酬金……他学贯中西，却远离了世界，远离了时代，他虽然抵达了自己发现的第三重境界彼岸，进入了治学上的自由王国，但他只负责观察和思考，更多的只研究进入自由王国的方法，缺乏世界与时代真相的他，无法回答“自由王国是什么、做什么？”正如萧文在《王国维评传》中解读：“他钻进了故纸堆里，幻想建立一座学术的象牙之塔，好让自己藏身其中，与人世间隔绝。”他只有独立的人格和学术，没有创造出独立的学术目标，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因为学术是世界的，更是时代的，所以他的学术旨在“渡己”而非“度人”。在他人生履历中，学有成就的独立人格与社会现象发生冲突的根本临界点，始于用讲学“度人”为起点的1921年；他追求与世隔绝，但无法融入以“度人”为出世目的的现状，家庭变故的尘世现状、思想及政治的混乱格局，已让他的象牙之塔崩塌，虽有传统文化的忧生情怀，又不能如竹林七贤那样隐于尘世，不能承受王宫驱逐之辱、朋友绝交之辱……没有正确的学术目标，就没有巴尔扎克的恒心，即使穷困潦倒，也要搭建揭露资本市场的《人间喜剧》；就没有索尔仁尼琴的道心，即使驱逐流亡，也能面对“敌人”为自己曾经的错判而真诚道歉，他的学术目标是现象本质和真理；就没有贝多芬的佛心，即使39岁失聪，也“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用他感知的音乐力量，净化世人的心灵。
图片来自网络
王国维的自杀，只是一个文人学者的自杀。事实上，在历史及社会洪流中，文人学者自杀，只是生命终结的一种独特哲学现象，无论有无真实的统计，自杀的文人学者，也只是亿万个体生活人的一缕水一缕沙，也只是千万成功文人学者中的一缕风一缕雨。但文人学者自杀，却给足了社会精神思考的警示：在没有特别事件的前提下，文人学者的自杀隐藏着太多的秘密，而这种秘密往往归结在精神上、心灵上，在自媒体尚未发达的时代，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文人学者掌握着更多的精神分析话语权，掌控着更多的言语传播权，他们擅长把这种自杀，分析成一种思想桎梏的叛逆和反抗，即使是自杀文人学者自身的身体病因、性格缺陷和生活障碍……诚然，在文人学者自杀的众多因素中，并不排除个体自由与社会约束的冲突，但这种冲突自古亘有，中西皆有。
王蒙说：中国出名世界性作家太少，因为自杀的作家太少。但据《中国现当代作家自杀研究》发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自杀作家人数远远超过了过去两千多来的作家自杀人数的总和，且比同时期日本和欧美自杀作家人数总和还要多。自杀作家的自杀时间可大致分为三个密集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然而至今，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中国面上出名的世界性作家，也就一个莫言。哲学家认为，自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对历史与人本体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和思考。加缪也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与其说从思想自由上把文人学者自杀和知名的关系作为一个命题来分析，远不如从哲学上把自杀作为一个严肃课题来研究。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写到：“诗人自杀是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刘小枫认为：中西文化对话到顾城这里已经宣判了它的破产。他濒临这样一种处境：“百年千年的文化乱致一团，我不由自主地在这个漩涡里回转，最后是达到一个疯狂的境地。”顾城的内心童话世界和汉语思想的变革发生冲撞，建立在极端主义基础上的诗人纯净世界终于没有照亮存在的深渊。诗人也好，文人学者也好，他们毕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他们只是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联的个体缩影。王国维的学术象牙塔，远离了学术生存的基本动力：初会实践的实用性即研究成果的运用性，这个实用性就需要入世经验来支撑和考验，所以他无法探寻到学术的宏远目标；顾城的诗性童话世界，远离了诗化哲学的基本元素：文学多元素的融合性即现实的意象性，这个融合性就需要出世心态来兼容和创新。作家的目标是存在于现象而跳出这个现象来创造、探寻或指引一个未知的领域，与世隔绝的王国维无法做到，极端主义的顾城也无法做到，自杀的文人学者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在终结生命的前夕，已经迷失这个目标。
王国维和顾城，始终没有搞明白一个道理：文学与学术一样，是一种事业，完成一个事业，需要有入世之道和出世之心。巴尔扎克在卧室里放了一尊拿破仑的小铜像，底座上写着：“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用笔完成。”是事业，就要有目标，有目标就需要创造，亦如法国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作家夏多布里昂，他发出豪言壮语：“拿破仑在政治上称霸，我则在文学上称霸。”在他们心里，敢于平视拿破仑，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而是与一种与政治平等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文人学者或作家的入世之道，入世，不是发现，而是不断创造：它既包括王国维的三重境界：“望尽天涯路”的求索、“终不悔”的坚守、“蓦然回首”的发现，还需要创造，我把它称之为王国维无法做到的第四重境界：郑板桥所说的“领异标新二月花”，王国维无法做到“创造”这个境界，所以自杀，没有把“创造”作为“度人”目标的个体生命是无法生存的。无论是一个有目标的个体生命人，还是一个有目标的文人学者或作家，不仅需要王国维感恩、顾城童话似的作为生命人存在的基本元素即善心，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可以自杀而未自杀的巴尔扎克为目标而生的恒心，应该被杀而未杀死的索尔仁尼琴为真理而战的道心，想自杀而顿悟的贝多芬为社会而乐的佛心，这“四心”就是文人学者或作家必须源于生存而跳出生存现象的出世之心。出世，不是放弃，亦如放弃生命的自杀，而是不断放下，胡塞尔的现象学称之为“悬搁”，因为创造的前提需要“删繁就简三秋树”，所以郑板桥“难得糊涂”，即放下删减诸多干扰“创造”的心理元素或生存现象，就学术或文学亦或诗而言，这才是真正的诗化哲学,真正的入世之道。
%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