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五行》研究综述

作者: 清开来 | 来源:发表于2017-04-27 11:01 被阅读154次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重要著作。现在史学界普遍承认其成书于周初,作者为箕子。

    “洪”是“大”的意思,“范”是“法”的意思,“洪范”就是“大法”,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宪法,但两者又有不同,宪法是国家提出的有强制力的法律,《洪范》是箕子口述概括的治国方法。既是大法,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去解释九畴。其中二到八畴都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策略。第九畴——“五福”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是治政方法呢,因为王可以用五福来劝导臣民,达到治国目的,只剩这第一畴——“五行”,让人难以理解。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洪范·五行》的内容: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接下来再来看一段学者们常用的论据:

    “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以待旦,前歌后舞,假如上下。咸日:`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卜者,万物之所滋生一(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以下简称此段为《尚书大传》)。”


    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1.《洪范》五行表现了一种天道观、社会观以及人生理想。2.《洪范》五行强调的是统治者应当控制哪些基本资源,而不是说明世界的构成元素。3.从两个角度解释《洪范》五行,一曰:经验规律,二曰: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第一种观点的持有者是殷绍基先生,他这样说:我以为《洪范》中的五行,不仅“将物质区分为五类,言及功用及性质”;更重要的在于它表达了作者的天道观、社会观以及人生理想的看法,反映了西周社会政治哲学的某些特色。这是说的客观事物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这个规律,是非人力所能抗拒的。事物的客观规律,只能为人所发现、掌握和利用,而不能为人所制造、改变和违背。他认为《尚书大传》明显地说明五行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为群众所掌握了。


    第二种观点的持有者是胡新生先生。他说“《洪范》的五行观只是一种政治观念而不是自然观或世界观;它强调的是统治者应当控制哪些基本资源,而无意说明世界由哪些元素所构成。”他用先秦时期流行的“六府”佐证了他的观点。《左传》文公七年记载,缺解释《夏书》“九歌”时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其一:“六府”不一定是夏代就有的概念,但至少在春秋人看来它的起源相当古老。“六府”概念表明,春秋以前人们曾把水、火、木、金、土与谷物并列,认为五行的性质与谷物并无两样。“六府”中的“谷”显然没有世界基本元素的意义,与“谷”并列的五行自然不会例外。其二:缺将正德、利用、厚生三条政治原则与“六府”并列,意味着“六府”也是从政治角度提出的概念。把水、火、木、金、土当作宝藏,把控制此类宝藏作为一项政治方针,就此而言,《洪范》的“五行”和缺所说的“六府”完全相同,它们都没有涉及世界构成问题,都反映了一种原始质朴的政治观念。

    胡先生还证明了《洪范》原属《商书》,因为《左传》三次引用《洪范》文句都是称作“《商书》曰”。后来,《洪范》被归到《周书》中,为什么呢?因为后人加了序,序是周武王访箕子,所以只能归到《周书》。这么一来,序中明显带有世界要素或世界基本秩序之意的“五行”就与第一畴中的“五行”分列开来了,两者各有各的含义。

    另外,胡先生还为我们分析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是怎样作为立国必须资源而存在的。”“水”:建国必须依山傍水,是政治常识。例如:周人祖先公刘率族迁豳时“观其泉流”;“火”:官府的“火令”、“火禁”;“木”:春秋各国“山林之木,衡鹿守之”的制度;“金”:“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夏朝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中有小型铜器出土,说明夏铸九鼎并非虚构,所以“金”是贵族地位的象征和道具;“土”:《孟子·尽心》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与胡先生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詹剑峰先生等。


    持有第三种观点的是白立超先生。他认为“五行”的发现和提出是夏族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对自然规律的经验理性发现,同时也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可以笼统地称为“天则”或“天道”。

    以上,是关于五行及其特性各家的说法,我个人赞同并接受胡新生先生的说法,他的文章解开了我一开始的疑惑。但对于五味的说法,还没有看到极具说服力的说法,希望以后可以学习到关于“五味”更专业、精准的解释。

    参考资料:

    1.《<洪范>的夏政诠释之维——“五行”、“念用庶征”两畴经意新探》白立超,《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

    2.《<洪范>里的五行是构成万有的五种基本元素吗?—与金景芳先生商榷》詹剑峰,《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3.《<尚书·洪范>五行的舆地文化意义》康建军、刘勇,《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4.《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李学勤。

    5.《从<洪范>“五行”到“五德终始”——一个经学问题的哲学考察》高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6.《关于<洪范>五行说》殷绍基,《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7.《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丁四新,《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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