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男爵》与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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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1960年卡尔维诺的这句话，在今天更为适用无过。无论是被诟病的元宇宙还是最近非常火的chatgpt，科技的崛起给现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但同时人的生命也将变得更无隐私和个性而言。

人们千篇一律，就像被编定了一个程序，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每天忙来忙去，过着和大多数一样的生活。甚至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去换取工作以外的幸福，期待未来的“自由”。

用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沉沦”，人们沉沦在世俗里，过着“常人”的生活。

而《树上的男爵》的主人公，12岁的男孩柯西莫，他勇于追求自我，拒绝世俗生活，选择一辈子生活在树上，即便付出一系列“代价”，始终坚守自我。

一、“绝不下树！”，一句话就是一辈子

故事的背景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期，意大利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父亲思想迂腐，对孩子管教苛刻，一心考虑继承权和家族利益；“女将军”母亲一直活在过去，一心幻想军队和打仗；姐姐经受过“感情打击”后，情绪恶劣，总是烹饪古怪的食物；8岁的“我”和12岁的哥哥柯西莫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叛逆、顶撞大人；家里还有冷漠的神父、虚伪的叔叔。

这个家庭尽管内部矛盾丛生，但仍然维持着表面的家庭“秩序”。

直到有一天，柯西莫决定离开家庭，他爬到树上，不再过常人的生活。

事情要从“蜗牛餐”说起：姐姐经常做一些难以料想的、古怪的食物，这次她要用蜗牛烹饪食物。“出于一种对可怜小动物的同情还是对煮熟的蜗牛的味道的厌恶，也是对一切事和一切人的反抗”，“我”和哥哥柯西莫果断采取行动，连夜放走了木桶里的蜗牛。后果是被父亲用鞭子抽打并被关了三天禁闭。

但被“释放”出来后，仍然要面对“让人恶心”的蜗牛餐，这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柯西莫终于忍无可忍，他断然拒绝并爬到树上，一句“绝不下树”，开始了一辈子的树上生活。

虽然顶撞大人是所有小孩子的脾性，但柯西莫的执拗中却“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大家本以为他“上树”只是发发脾气，却想不到他从此再也没有下来过。

二、卡尔维诺作品与存在主义

卡尔维诺是意大利著名作家。他的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植物学家，在家庭的影响下，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童真的乐趣。他空灵的语言和奇幻的想象征服了王小波、舒童等在内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由《不存在的骑士》（1959年）、《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年）和《树上的男爵》（1957年）组成，这三个故事分别代表个人通往自由的三个阶段。而《树上的男爵》代表着最后一个阶段，它代表了卡尔维诺对于人生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由法国产生，在西方国家盛行开来，在四十年代后期到50年代，达到了高潮，对各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

“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从而拥有意义。”

《树上的男爵》弥漫着存在主义气息。讲的是一个拒绝陷身于“自我困境”的人，从个人体验出发去追求自我，通过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过程。

三、《树上的男爵》与存在主义的几组关键词

我结合学习过的中国人大刘炜老师的“存在主义哲学”课，根据存在主义的几个关键词来了解《树上的男爵》中的哲学意义。（手里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是钉子，尽管锤子还没有拿稳。）

1、沉沦/自欺

用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话来，我们每天“沉沦”在“常人”的生活中，也就是过着和别人差不多的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扮演着各种角色，并倾向于按照别人对我们的印象来塑造自我，也习惯于从别人对我们的接受程度来判断自我价值。女儿、妻子、儿子、丈夫、长辈、学者……我们总会依据别人的期待在不同时刻扮演不同的角色。

柯西莫的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也都扮演各自的角色，过着“自欺”的生活。当然这种“自欺”不是骗人或撒谎，而是“为他人存在”及“把自己之前过去的经历当作一种决定性的，来延续现在和未来的一种状态”。

父亲整日操心家族利益，制定严苛的家庭规矩，吃火鸡的时候还要用宫廷的规矩切割和剔骨，不能发出声响，即便是小孩子也不能得到一丝宽容，一旦犯错，就要施以严厉的惩罚。

母亲整天活在过去，一直脱离不了自己的“女将军”身份，虽然她之前随父出征时却是整日坐在沙发里，她连刺绣都是绣“大炮”和“坦克”，过着自欺的生活。

上树前的柯西莫也不例外，才12岁的年纪，就要为别人的要求生活，遵守着各种规则，不能滑楼梯，“上桌”吃饭要打扮好：脸上扑粉、戴三角帽、穿燕尾服……总而言之，努力活成别人眼中应该的样子。

冷漠的神父、虚伪的叔叔都一样，都是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扮演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角色。

尽管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都不会轻易打破规则。

2、死亡/虚无

存在主义认为，人们都过着沉沦和自欺的生活，平时可能浑然不知。也许在受到某些启发后，会突然意识到，眼前的生活并不理想，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这念头往往也只是一闪而过，大多数人都会面对现实，继续随波逐流。

也许在另外一个时刻，当自己的生活遭受重大变故时，例如亲人故去、身患重疾、破产、离婚等，你会意识到生命和世事的无常，生活缺乏真正的意义，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虚无”中。

人们会意识到，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死亡才是人生唯一的确定性。

很显然，每天都要重复着一样的流程，遵守众多的规则，一次次地闯祸、一次次地受罚，柯西莫对眼前的生活感到并不理想，这不是他要的生活。他是继续“随波逐流”还是有所改变呢？

3、焦虑/绝望

面对“压抑”和焦虑，人们有着不一样的态度。有的会通过读书、锻炼、接受心理咨询，做冥想、正念来疗愈；有的可能变得更加沉沦，干脆破罐子破摔地过完余生；还有的抵抗不住而选择自杀。

“当意识到死亡和虚无后，不舒服的感觉和强烈的情绪随着而来，可能是焦虑、恐惧，也可能是感到恶心和荒谬。这种弥漫性的情绪在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人寝食难安。”

严苛的家庭规矩让柯西莫感到“压抑”，直到产生绝望。“蜗牛餐”彻底让他无法忍受，他感到恶心，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要去树上，不再和“家庭”一起，再也不要遵守这些“规则”。

4、本真/选择

这种压抑和焦虑也有可能迫使你重新思考，对人生重新排序，找到优先级。

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是事业？是家庭？是旅行？还是友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选择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自己“本真”的选择。

“本真就是认识自己、成为自己。本真就是不带着遗憾地生活，它不能一劳永逸，而是持续做出决定的过程。”

但是真正的自己怎么找到？刘炜老师说，可以参考加缪说过的一句话：“人生在世，永远不该演戏作假！”。

在现实生活中，这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那么本真的生活就意味着尽量不要，至少尽量少的演戏作假。”刘炜老师这么说。

柯西莫一直按照家庭规矩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连吃个饭也要打扮自己，不管姐姐做的饭多么难吃和恶心，都不能拒绝。这显然不是他想过的生活。

继承爵位、维系家族的权利和责任，活得像父亲一样……，面对现实环境中的种种不如意，和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未来，柯西莫毅然选择离开家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心中的真理是，“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境遇，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勇敢地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人生是一段时间”，是按部就班地生活，还是像柯西莫一样追求“本真”的自我，这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5、自由/责任

存在主义认为，面对生活，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只要他为这个选择负起责任。

选择自由，就要承担责任，柯西莫选择了“自由”，就要为选择的结果负责。

选择在树上生活，就意味着没有温暖的房间、家人的陪伴，没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馨生活，无论寒冬酷暑都是一个人度过。

但对于一个内心笃定的人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柯西莫理解别人的价值、尊重别人的选择，也从来都没有忽略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自始至终地保持自我。

面对久别重逢的挚爱“薇莪拉”，尽管他非常爱她，希望和她永远在一起，但是他理解、尊重薇莪拉的选择，眼看着她骑着白马飞驰而去，宁可失去也不独占她；他“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宁愿忍受失去爱情的痛苦……

在生命的尽头，树梢上的奄奄一息的柯西莫，仍然拒绝下树，他抓住了一根在空中飘浮的热气球的绳索，任其带着自己肆意飘摇，直到最后一刻……

一辈子生活在树上的柯西莫，他选择了自由，也为自由付出了代价。但他毫不后悔，并为实现了自我而感到骄傲。

四、 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关系

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在她的著作《模糊的道德》中说：“人只有在他人的存在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理由。”

这个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包括萨特在内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一个人不能脱离了集体去行使自己的“自由”。

柯西莫选择去追求自我，选择脱离世俗生活，但却从未真正脱离家庭和社会，甚至，“他越是坚决地躲进他的树枝里，越是感觉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必要。”

他懂得集体会使人强大，能突出每个人的长处，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收获不一样的幸福。

同时，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道德”，即行使自己的自由也要尊重他人的自由。

除了在树上读书、恋爱、写作，忙自己的事外，柯西莫还经常帮助别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组建森林消防队，甚至“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

柯西莫不是悲观的厌世者，也不是消极的逃避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存在主义者。他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为之承担责任，活出了“本真”的自我。

近几年来，百年不遇的疫情打破了人类的生活秩序，而快速迭代的人工智能又让人们措手不及，“不确定性”成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

“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问题是在于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

在这个“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下，怎样找到实现自我完整的合理方式？在距《树上的男爵》出版60年后，这仍然是一个引人深思的严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