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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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阿高的时候正听着电话，我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抱着半只切好的裹着保鲜膜的西瓜，西瓜不好拿，于是我用手肘和下巴勉强撑着瓜，电话里一口南方口音的同学呜哩哇啦地讲话，我半懂不懂地听，听烦了时一边努力向上提即将滑落到地上的西瓜，一边下意识地东张西望。

我就是在这时候看见阿高的，甚至暂时腾不出跟他打招呼的手。阿高穿一身蓝色工装，口袋里揣着小笔记本，耳朵上别着一根细铅笔，他看到我时有一瞬间的躲闪，然而我坚定地向他投去目光。于是阿高接收到了，尽管我没向他招手，他还是老老实实地、默默地等在了原地。

阿高比前几年胖了一点，脸上还是挂不住肉，但肉眼可见的精神好了许多，脸上的棱角显得人很干练，脸干干净净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的，上面印着“丰水湾机械厂”的字样。于是我知道他现在有了稳定的新工作。待到我放下手机走过去主动向他伸出手时，他脸上浮现出的羞涩和不安的神情才让我找回了一些少年阿高的影子。

他说他带母亲来丰水湾县做针灸，中医理疗周期长，他索性在县里的机械厂里找了个工作，当副设计师，他有本科学历，做起来很容易，带他的师傅也很随和，还有些要他接班的意思。他原本只打算带母亲在丰水湾住几个月，但现在工作和生活都稳定下来，他已经打算在这儿买个七八十平的小房子了。他今天趁放假来看房，没想到在小区门口遇到了我。

……老师，得有五六年没见了吧？阿高开心又有点局促地搓着手说。

有六年了，这么久了。

一

我毕业后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是江南县的一个初中，虽然已经在县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进入这个学校后的第一节课上我也只认出了两个学生。一个是前一天由校长亲自带来的、要我多多照顾的听障少年林致远，一个是期期艾艾地跟在大家身后、在小见面会到了尾声时才被他母亲推到我跟前的林致高。阿高是弟弟，阿远是哥哥，两人只差了一岁。

阿远因为患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而后天听障，因为患病时年纪太小，所以语言系统也跟着出了问题，即使发声器官完好，听障人士也是很难输出言语的，即使本来会说话的后天听障人会因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而逐渐失去说话的勇气和兴趣。在初中之前，阿远都是在家里学习的，然而一直照顾和辅导阿远的他母亲只有初中文凭，阿远在家里待到没法再待下去的时候，他母亲只能咬牙将他送去特殊教育学校。

然而阿远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了一年后，虽然手语和性格都有所长进，但自此不再开口说话甚至发不出声音了。阿远正在逐渐变成聋哑人，他母亲力排众议一定要将他送到普通中学来上学。

我就是阿远的班主任。虽然面对一位特殊的学生时我还是有点紧张，但不得不说阿远被保护得很好，人在面对干净澄澈的少年时，紧张感也会缓解的。阿远个子很高，青春期的小男孩已经开始抽条了，他来报到时穿着白蓝色的校服外套，外套脱掉后露出薄T恤，少年像春天的草芽一样明亮。我在发书时看到他向他微笑示意，他也开心地向我招招手。

光看外表完全看不出阿远是残疾人，我用简单的手语跟他交流时他会腼腆地点头或摇头回应，他为了照顾我的速度，手语做得很慢，我问他：第一天来学校，还适应吗？

他点点头，比划着告诉我：很适应，弟弟带我参观了学校，我很喜欢这里。

阿高是阿远的亲弟弟，比阿远小一岁，但因为阿远在特殊学校空缺的一年，两人现在成了同班同学。阿高比阿远矮一点瘦一点，因为总低着头，眼睛和眼神都隐藏在头发和眉骨投下的阴影中，阿高和阿远的眉眼长得很像，只是阿高看起来心事更重一些，阿远的眼神里是不加掩饰的清澈，原本我很喜欢这样的干净清澈，然而在某天听办公室里的老师议论只有聋哑孩子有这样的眼神的，因为无法交流而心思简单，因为无法顺畅地接收知识，大脑不会处理复杂的情感，这样说来跟智力缺陷似乎也没什么两样。

青春期的初中生大多数是不明是非的，对他们来讲“不同”就是古怪，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左撇子被同桌欺负的小孩故事。阿远是不同的。他听不见也说不出，逼急了也只会发出“啊啊”的模糊不清的喊声，最初几天还能解释成腼腆，随着初中生们互相熟悉起来，阿远的不同也瞒不住了。我开始注意到阿远的书上和桌子上有水渍，他看向他人的眼神躲躲闪闪的，身上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伤痕。我记得刚开学时曾让大家在黑板上写下名字，我把阿远叫到一边努力跟他沟通，然而他摇摇头，他不记得那些孩子的名字了。

的确，对于几乎是先天听障的阿远来讲，学校和同伴都陌生极了，他没法融入也不会寻求保护，在几乎有了一些阶级性的初中生团体里阿远像一只幼兽。让阿远快速学习这些临时性的社会规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也一筹莫展。

“……阿高呢？阿高认识那些人吗？”我突然想到阿高。

阿远费劲地辨认着我写在纸上的字，他摇摇头，接过笔来。

跟阿高没有关系。他写道。

我第一次家访时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想说阿远给我和给他自己带来的麻烦以及总是躲躲藏藏的阿高，这对怪异的兄弟已经让我的教学生涯很不顺利了。然而所有话在我看到他们的母亲的一脸倦容时卡住了。

联想到在初中之前阿远的功课都是妈妈来教的，阿远的基础很好，特别是语文，他对遣词造句似乎有种天然的灵感，从这一方面来讲我得感谢他母亲，感谢和埋怨撞在一起，我反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阿远在学校，一切都好吧？阿远母亲笑盈盈地问。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坐在一旁沉默着的阿高突然开口。

“都告诉你一切都好了。”阿高的声音很小。

他似乎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阿远母亲笑得如释重负。阿远长得很像她，有一双很会表达情绪的眼睛。她没再问什么了，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喝茶，一边疼爱地摸摸阿高的头。

“阿高回来都跟我说了噻，”阿远母亲说，“说阿远适应得可好了，还是要多谢老师照顾。”

在学校里我注意到阿高几乎从不跟阿远在一起，有时阿远走过来，阿高察觉到后立即跑掉，他从不会跟阿远接触，不会在阿远落单时主动跟阿远组队，小组值日时宁愿选最重的活也不愿意跟阿远一组接受照顾，更不要说在问题少年面前维护阿远了。在注意到这些后我有点生气，因为阿高对他母亲说过“阿远过得很好”的。

我还注意到每当这时，阿远母亲便会对阿高格外亲近。

不过我无法判断阿高是否受用这种额外的亲近，阿高总是沉默的不动声色的。

阿高和阿远的出生只隔了一年，在阿远还在襁褓中时便有了阿高，我看到阿远母亲卧室里贴着大大的小男孩贴画——在这儿想生儿便贴儿，想生女便贴女，每天看一看，据说很灵。我好奇地问明明已经有了一个阿远，为什么不想要个女孩儿，阿远母亲笑笑说男孩好，男孩壮实，如果以后阿远受了欺负，哥俩不会吃亏的。

阿远母亲说阿远是在出生不久后检查出听障的，确诊时娘俩才刚刚出院不久。几乎在阿远确诊听障时，阿远母亲立刻决定生下阿高。

在阿远漫长的无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里总有阿高。阿远母亲说阿高从小乖巧懂事，跟阿远因听障而反应略有迟钝不同，阿高心思细腻头脑灵巧，学什么一点就通，闲下来的时候喜欢自己待着，小时候是哥哥的跟屁虫。阿远听不见又生活不方便，阿高便从小主动学习手语，一段时间里在家里只有阿高能跟阿远交流，邻居和亲戚都说阿远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弟弟。

阿远母亲看着欣慰极了。她承认从某个角度来看，阿高的出生和长大是为了阿远。他们父亲在外打工身体不好，母亲不能陪阿远一辈子，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弟弟帮扶着，阿远能避开很多麻烦。

“我从小就跟阿高说，你哥哥不容易，等我们老了以后，你哥哥就只有你了，到时候，你可不要不管你哥哥。”

“那阿高怎么说？”

“阿高很听话嘛，嗯嗯地答应，阿高懂事，以前在外面玩的时候都是寸步不离阿远的，有阿高照顾阿远，我们也挺放心。”

我强迫自己暂时从阿远澄澈的目光里脱身，转而把注意力放到阿高身上。我对阿高的印象还停留在阿远身后的纤瘦机警的小小少年，阿高看起来比阿远成熟很多，好像他才是哥哥。

我平日里很少能看见阿高的眼睛，然而跟他面对面时，阿高抬眼看着我，眼里的单纯和清澈几乎跟阿远一模一样。他看着我：“没有人欺负阿远啊，老师。”

“桌上的水是阿远自己洒的，他在专注地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手抖洒水；他有时站不稳，体育课上会摔倒；至于分小组——我想跟喜欢的女孩在一个组，再说，老师总会安排到不让人落单的。”

我抱着胳膊做出跟他对峙的样子，他努力支撑着天真无邪的笑容看着我。

我却没法反驳他。他们的母亲说最了解阿远的人是阿高，我又有什么理由来质疑两兄弟之间的感情呢？

我在初三的第二个周结束时调走了，走得很匆忙以至于没能跟学生们好好告别。我回了原来的单位，不过好在一直跟县城中学有书信往来。在断断续续的书信里，加上后来听大家说，阿高和阿远都考进了直属高中，刚好这一年我调回了原来的单位，阿高考上了省外的大学，像每个努力的学生一样插上翅膀飞离了小县城。阿远因为身体缺陷最终只能磕磕绊绊地报了省内大学，开学前还要办理许多麻烦的福利申请，不过我旁敲侧击地帮他摆平了——恰好这就是我的单位，我当初是借调到初中的。阿远的母亲来求我，我答应照顾阿远。

我在阿远大二的时候成了他的大学专业课老师。阿远长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虽然因为听障而行动依然有些迟缓，但身材高挑且匀称，加上皮肤白，也不显得土气。阿远的人气在大一飞速上升又在大二时断崖式下跌，原因当然是——根本无法跟他交流。没人随身带着笔和纸，这里压根没人会手语，阿远陷在窒息般沉默的深渊里。

我讲的课程是语言文学类——这是一门需要大量交流的课程，课上的小组合作和交流汇报一个连着一个，这让我总觉得对阿远有些抱歉。阿远家里的条件似乎也大不如前了，他穿着微微发皱的T恤，肩膀上有略略凸起的补丁痕迹。灰扑扑的穿着和略显疲惫的眼神让他看起来不再像年少时那么清澈动人。我走过他时用简单的手语询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指了指面前的翻译设备，顿了顿后还是用键盘输入：老师讲得真好。

再次见到阿远母亲是在他毕业之后，阿远在一节课上毫无征兆地突然晕倒，送去医院后先是查出有遗传病，又在城里的大医院里查出了心脏和肺上的先天性的不可逆转的损伤。其实他们早该知道的，这许多年里阿远的身体机能在快速衰退，尽管一直混在正常人群中，阿远的生理和心理要承受的压力依然是巨大的。阿远要扛不住了，但他自己坚持着要拿到毕业证。

阿远的母亲一直在打零工，我才知道两年前阿远父亲被远派到国外去了，阿远母亲一个人咬牙支撑着家庭，不过好在阿高会时常补贴家里，“阿高呢，他总是寄钱回来，人却不回来，他哥哥病的时候他还请了个护工，只不过我也很久没见到阿高了……孩子大了，我和阿远也不该拖累他，他也仁至义尽了……”

说到这里我有些惭愧，因为阿远实在特殊，在他和他母亲“咬牙相依为命”的氛围里，我却总是忘记阿高的存在。

小小的、瘦弱的，总是躲在人群之后机警地看着我的阿高如今也长大了。像他母亲说的他不常回家，尽管他寄回家的钱大大帮助了母亲渡过难关，但他似乎也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冷漠和独立——就像我对这个家一直以来的印象，在他们的母亲和阿远相依为命的苦情氛围里，身为正常孩子的阿高却显得格格不入起来。

阿高真的远走高飞了，我想，阿高、阿远，这两个名字不大好，应该叫阿近、阿亲才是。

三

阿远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被调回了县里的高中，高中在搞先进教育，引进了好多美术音乐的“洋”课，分走了我的课节，我变得清闲了许多。令我惊讶且惊喜的是在学校里再次遇到了阿高。

但阿高不是老师，他是代表教育局体育部常驻学校监督建设的。阿高皮肤黝黑，穿着无袖背心的时候大臂上的腱子肉一鼓一鼓。跟瘦弱的阿远相比，如果说小时候两人还有七八分相似，现在只有五六分相似了，阿高的性格变得开朗了许多，他见到我后主动来打招呼，逆着光走过来时看起来阳光又健康。

这时我才知道阿远也在教育局工作，是一个新设立的叫做特殊教育部的部门，专门面对身体有缺陷的孩子的，由于县城里特殊教育学校也只有一所，这更像个闲职，要阿远来做再适合不过了。我好奇地问阿高是谁帮阿远安排的工作，阿高挠挠头不吱声。

我敏感地察觉到阿高对阿远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许是因为阿高也长大了，少年时期模糊的不满和下意识的逃避都变成往事，阿高也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阿远的责任。虽然事后阿高的想法与我的想法大相径庭，但至少面对现在的状况的我是很欣慰的。

我开始频繁地约阿高和阿远出来玩，阿高总是忙，阿远很乐意跟我去咖啡厅或奶茶店坐一坐。阿远虽然受着病痛折磨，但人依然是开朗的，喝到喜欢的饮料的时候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条件反射般扬起眉毛。虽然没法交流，但当我拿出电脑处理工作、阿远低着头认真喝奶茶时，我能感觉到阿远身上的气质和带给人的感受依然是岁月静好的。

然而我跟阿远频繁的单独相处招来了非议。在这样的小县城里孤男寡女之间总是会格外敏感的，尽管我跟阿远相差近二十岁。有人在学校旁的宣传栏上贴了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照片上是我的背影和对面更为模糊的阿远。照片背后写着“想要照片，出钱”，我气得把照片撕得粉碎，我不在乎这里的人对我的看法，但还是为无辜的阿远难过。

阿远知道这件事后婉拒了我的几次邀请，在一个下午我发现桌上多了一张纸条：“我知道是谁拍的了，我去找他们要回照片”。

我吓得立即联系了阿高，阿高在为运动会的事忙得焦头烂额，他看到纸条后沉默了一会儿，我连声问他怎么办，他走出屋子后开始不停打电话，几通电话过后他对我说：

“我把工作都推了，咱们现在就去找他。”

阿高载着我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地找人，每找到一个人，阿高就会摆出一副笑脸点头哈腰地递上一包烟，对方客客气气地接过烟来对他耳语几句，他千恩万谢地跟对方告别，再骑在摩托车上时神色冷峻起来。我们在一家废弃的啤酒厂附近找到了这一群人，阿远被逼到墙角，他贴着墙看起来薄得像一张纸，我急得要报警，阿高按住了我。

阿高一个人走上前去，阿远看到阿高后眼睛一亮就要跑过来，又被推搡到墙角处。虽然阿高很高很壮，但站在几个拿着铁棒的汉子面前还是显得形单影只。有个瘸了一条腿的人从啤酒厂里走出来，我一眼认出这是曾经我教过的初中生。

阿高拿出一整条烟递过去，瘸子扬扬下巴示意手下的人收了，又示意那人把照片扔到阿高脚下。

阿高好脾气地蹲下来捡起照片。其实照片没什么，因为我不常抬头，连一张对视都没有。这完全是个幌子。

阿高捡起照片后不走也不动，瘸子不耐烦地看着他，阿高一指阿远。

“我也要带走他。”

“他是你什么人？”瘸子带着笑意问。

“他是我哥。”阿高耐着性子回答。

瘸子怪里怪气地“呦——”了一声，他一只手指着阿远，一只手挑衅地对着阿高做了个下流的手势。

“这个——浑身没有二两肉、聋子、哑巴、身子有病的废物，是你哥啊？”

周围的人发出尖锐的嘲笑，在荒凉狭小的啤酒厂巷子里显得更令人窒息，阿远捂着心脏蹲了下来，阿高默默地看着瘸子。他依然没动，没什么情感波澜地说：

“我要带走他。”

阿高把摩托车寄存在了附近的一个老师家里，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和阿远坐在后座，他坐在前座，他问我介不介意先陪阿远去医院做个检查，我说当然可以，我可以照顾阿远。阿高像睡着了一样过了很久才挤出一个“嗯”字。我能感受到阿高身上浓浓的疲惫，我问那些人跟他们有什么过节。

阿高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远应聘教育局的时候恰好瘸子也在应聘，瘸子是找了关系的，只要考了笔试就能进，然而好巧不巧这一年阿高和阿远都在考教育局，阿高进了体育部，阿远以绝对高分的碾压式优势进了特殊教育部，该瘸子倒霉，这两个岗位刚好都是他打点过的，又恰好今年是第一年局里统一阅卷，分高者进，瘸子接连落榜，又输给了阿远这样的人。他心怀怨恨很久了，给阿远使过很多绊子，不过这些都被阿高明里暗里挡了过去。但瘸子人脉很广，阿高拿他也没办法，于是只能尽可能护着阿远。

检查结果还好，阿远只是被折腾得太累了，不过医生说他的病还需要治疗，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要住院观察了。遗传病即使在大医院里也是叫人没办法的，阿高又问了几句后去付钱，我跟上他，看着他摸遍了全身的口袋，最后我递过去一百块。

阿高踌躇了一会儿：“谢谢老师，我回去就还您。”

阿高把阿远安顿到家里、给母亲打电话叫母亲早些回家后匆匆离去。他平时住在学校，员工宿舍不大，学校又总要接待客人，有时他只能打地铺。我刚刚走进办公室梳了梳头发，阿高便敲门来还钱。我请他进屋里坐，他摆手说还是不了。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学校工作还多着。

“你跟小时候不一样了？”我对他说。

阿高别过头去。

从住进医院到离世，阿远只撑了不到三十天，他本就有先天性的心脏上的病，加上在那个医院里大大小小的折腾，偶尔阿高实在走不开时阿远还要自己挣扎着下床去打饭。阿远没办法说，一些医生和病人也就不知道他要什么，阿高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来求我去照顾阿远，因为阿高那边还有他们的同样卧病在床的母亲，我答应了，我在医院看护了阿远十几天。

阿远没住院的时候瘦瘦的，住了院反而长了点肉，也许是药物的副作用，他整天整天地睡觉，睡醒后却一副很精神的样子。他的脸庞浮肿起来，脸色是药物催生的不大自然的红润，他手臂上全是针眼，因为体质问题，针孔周围都肿了起来。

阿远拖到实在不能拖的时候才入院的，在他入院的不久后他母亲也病倒了，我才惊觉他母亲也病痛缠身，只是为了照顾阿远而咬着牙撑着。他母亲那边更不能离人，她虽然能说话，但没有什么求生意志了。阿远的病倒将他母亲几十年的积劳成疾也引发出来，这样一来，阿高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人。

偶尔母亲睡着或有医生看护的时候，阿高得了空会往阿远这里赶，看到阿高后阿远很高兴，不爱用手语的阿远只喜欢在阿高面前比比划划，阿高也回应他，兄弟俩有时相视一笑，阿远的病容似乎也生动起来。我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阿远指了指我，笑得很开心，阿高看着我也笑了。

“他说老师头上粘着一片豆角叶，老师瞒着他吃豆角了。”

在初秋下午、伴着落叶的温和的阳光里，我们三个笑成一团，在温暖的病房和干净的床铺中，阿远走完了他最后几天的病痛时光。告别时我看到阿高在不停地打着手语，阿远却没再睁眼看一看了。最后阿高垂下手来，安安静静地看着医生把白色床单盖到阿远的脸上。

阿远离开后我看到阿高频频地看手机，他却没有急着离开，我们坐在已经被打扫干净的病房里，我问阿高他母亲那边不需要照顾吗。

需要，阿高说，但是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的心脏仿佛被掏空了，看着只有我和阿高在的空旷的病房，好像猛地无法呼吸。好像从这时起我才意识到阿远已经走了的事实。我的眼泪涌出来，浮现在眼前的不再是阿远小时候清澈无邪的眼睛，而是阿远浑身浮肿着躺在病床上、却笑得毫无负担的脸。

我问阿高，为什么小时候他要躲着阿远、长大后又这样帮阿远，难道在他眼里，这些时候的阿远有什么不同吗？

阿高最近也瘦了，连日的奔波让他身上有难以掩饰的疲惫，他的侧脸还是跟阿远很像，他似乎没有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又像是早就思考好了。他说：爱他，才保护他，但绝不放弃尊严。

四

拖到不能再拖了的时候阿高带着我去了他母亲所在的医院，母亲不愿意离开家，但医生说她的病已经太危险了。我才知道他母亲是亲眼看着阿远在面前吐血晕倒的，当时他母亲冷静地叫了救护车，跑去医院办好了所有住院和治疗的手续，这才想起打了电话叫了阿高来。母亲回到家后继续冷静地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阿高回家帮阿远收拾衣服，才发现母亲失语了。

不再能说话的母亲一遍一遍地用手语问阿高阿远去了哪儿，阿高一遍一遍地解释阿远去了医院，母亲却不肯听，她一直问一直问，直到阿高用手语说“阿远去了学校”，母亲才心满意足地停下。

母亲被送到医院后阿高才知道母亲患了阿兹海默症，又连续查出了母亲的几项激素水平不正常和抑郁焦虑的倾向，因为曾经的不正常用药，母亲的大脑和神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一次的刺激引发了无法逆转的连锁反应，阿高说不放弃治疗，医院说只能保守治疗了。

母亲恢复了一点意识后又一遍一遍地用手语问阿远去了哪里，阿高先是不厌其烦地编造阿远去了学校、去了邻居家、去旅游学习，母亲也只是安静一会儿。母亲总是陷入不规律的沉睡，但醒来后就要找阿高，她在找到阿高后便会找阿远，如果刚好阿高不在，她会歇斯底里地哭闹。

我跟阿高来到他母亲的病房时母亲正在睡着。她还不知道阿远离世的消息，阿高也不想让她知道——阿高展现着无与伦比的耐心。他母亲醒来了，我才发现不久前还笑着拉着我的手让我照顾阿远的她现在双眼浑浊，她急切地找阿高，比划着问阿高“阿远去哪了”。

阿高麻木地站在母亲的床前，母亲焦急地抓着他的衣角，他不回应，母亲急得拿拳头锤他，他双眼木木地看着母亲，眼睛藏在鼻梁的阴影和黑眼圈里。他母亲“啊啊”地喊着，拉扯着他的手，阿高忽然退后一步挣脱开。

“阿远死掉了。”阿高用手语说。

“阿远去了哪、阿远去了哪儿？”他母亲绝望地摇着头比划着。

“阿远死掉了，”阿高说，“因为心脏病死掉了。”

阿远、阿远，他母亲哭着摇着头，阿远有艰辛的未来吧。

阿远死掉了，他没有未来了。阿高麻木地看着母亲。

我在凌晨一点的时候突然惊醒，医院里的晚上有些冷，阿高本来拜托护士帮我准备一张行军床，我坚持只要一件大衣就好了。医院里一片安静，我走出病房，看到阿高坐在走廊尽头的椅子上，头向后仰着靠着冰凉的墙。

我想摇醒阿高叫他进屋里去睡，却在碰到他皮肤的时候猛地缩回了手。阿高浑身烫得要命，连日的打击和劳累最终把他击垮了。我费劲地摇醒他。

“阿高阿高，你发烧了，能站起来吗？我帮你去叫医生。”

阿高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他看到是我后肌肉放松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他似乎慢慢清醒了，但依然没能说出话来，张着嘴愣在了原地。

他迷茫地看着我，他努力了几次后慢慢地、虚脱一般地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然后摆摆手。

阿高也不能说话了。在连日的心力交瘁后阿高也出现了高烧和失语的症状。

我要去叫医生，阿高却拉住了我。我坐到他身边紧紧地抱住他，他滚烫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能听到他喉咙里含糊不清的“啊啊”的嘶哑的声音，他像孩子一样委屈地哭着，却怎么努力也没法发出完整的音节。我用手语说他必须要去看医生，他却固执地摇头。

他从身上摸出一张纸片和一只铅笔头，他歪歪扭扭地在纸上写字。

知道吗？他写道，我有时会想自己是阿远，看着阿远还在，这样妈妈就能安心了。

五

如果说阿远的人生是一个悲剧的但充满抗争精神和希望的意外，那么阿高的出生就是带着自私的安排的、蛮不讲理的蓄谋已久。

几乎在阿远确定残障的同时，父母就有了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阿高从小被灌输的都是要帮助哥哥要爱护哥哥的思想，他叛逆、他气愤，他不懂为什么自己只能成为哥哥的附庸，于是幼小的他选择远离哥哥。

他冷眼旁观阿远被欺负，明明只需要他伸出援手帮一把就能帮阿远解脱困境时他选择逃避，看到阿远因为残障而寸步难行时他有种扭曲的快感。他们虽然是一枝茎托起的两只花，但一只生长在阳光和雨露中，一只生长在黑暗和孤寂里。

但阿远很爱阿高。阿远知道阿高的困境甚至明白阿高别扭的小心思，阿远不是傻子，他只是听不见而已，他的感情更浓烈、表达也更直接，他站在阿高面前时真的像个哥哥，在跟阿高相处时无条件地容忍、包容且接受阿高的一切。

阿高的手语是阿远教的，一些特殊的语法小特点都是阿高的习惯，阿远耐心地向阿高输出自己的一切，也将阿高的一切揉进自己的生命中。阿远从没将阿高当做附属品，在他们相处的一天又一天里，阿高和阿远的频率逐渐相似又相同，在朝夕相处的日夜中，互相将对方刻进了自己的生命。

阿高才读懂阿远的内心世界，才明白阿远的各种各样的难处和坚持，阿远在努力做好一个哥哥，在这个对阿远来讲非常艰难的世界里努力乐观地活着。而阿高对他来说，不是生命的阴暗的一角，而是作为“兄弟”的生命的一部分。

阿高觉得自己彻底放下心结了。但他在想带着阿远去省外想办法上大学时被母亲坚定地阻止了，母亲说“你别害了阿远”，阿高意识到自己和母亲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

六

高烧的阿高挣扎着站起来走进病房，他母亲被吵醒了，阿高打开了灯，母亲迷茫地看着阿高。

阿高瘦了，脸色也越发苍白，此时跟阿远又有七八分相似了。他张了张嘴还是没能发出声音，他用手语对母亲说：

“我是阿远。”

我呆住了，他母亲也呆住了。阿高不停地用手语说着什么，我看不懂了，他母亲却捂住嘴流下泪来。阿高的手势越来越复杂，速度也越来越快，他痛苦地半跪在母亲的病床边，母亲猛地伸手抓住了他不断摆动的手。母亲的一生都是阿远的，她的喜怒哀乐都跟阿远紧紧联系着，她的人生被简化成了阿远两个字，只有阿远、跟阿远有关的一切才能在她的生命里横插一脚，乃至闯入她因为阿兹海默症而混乱的意识里。

阿高理解母亲对阿远的紧张的呵护和扭曲的爱，也多亏了母亲事无巨细的呵护，阿远才能磕磕绊绊地长成一个好人。但随着母亲的呵护越发极端而扭曲，她掩耳盗铃般地给阿远无条件的不加选择的保护。阿高明白人是会被苦难逼着改变的。

他母亲也痛苦地摇着头，她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来在阿高面前晃了晃。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的手语。

“你是阿高，你不是阿远。”他母亲慢慢地比划着。

在年少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阿高甚至在假扮阿远，他也不愿意说话，对外界的一切声音充耳不闻。然而长大一点后他像补偿一样拼命说话和捕捉声音，他早该知道母亲爱的不是听障，而是她的儿子——只是她的爱总是太狭隘，以至于一旦稍有偏颇，爱就会被扭曲。

“阿高，你为什么不能说话了？你说句话。”

阿高也愣住了。

“阿高，你说话，你说话。”

阿高的眼里的光熄灭又燃起，他呆呆地看着不断乞求他说话的母亲。

“阿高，你不要变成阿远那样，你说话，你说话。”

“阿高，你千万不要……”

“你是妈妈的儿子……”

“妈……妈……”阿高嘶哑地喊出来。

阿高哭出了声，我捂住嘴转身冲出了病房。两生花和育花人，母子三人共同度过的无数个日夜如同横生枝蔓，一圈一圈在他们身上捆扎出时间堆砌打磨过的相同疤痕和成长烙印，累计叠加地将他们的姓名一笔一划刻进骨血和脊梁，最后融入白日的呼吸和凌晨的梦境。医生带着药赶来了，我在病房外大哭，为了安然离世的阿远、终于走出阴影的阿高和这充满悲伤又咬牙向前走的一家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