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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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馨主题】第七期写作活动。

那一年，因为我糟糕的人际关系，我不得不离开了我挚爱的学校，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望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兴城市，我对这一方热土充满了憧憬。

当时在外打工的人还不算太多，我落脚在一个同村人的临时栖身地。有了住处，当然找工作就成了我生活的第一要务。那时的建筑工地遍地都是，可是我自知自己单薄的身板做不了劳动强度较高的建筑工作，只能去工业区的工厂门口碰碰运气。

一天，我来到松岗一条叫山门街还是叫山门路的地方，看到这个和老家同名的地名，我感到分外的亲切。刚好松岗镇文化站就在这条路上，门口启示栏上贴有大红的征稿启事。同行的阿廷知道我喜欢写写画画，鼓励我写篇文章投稿试试。

我呢，觉得找工作并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写篇文章来调剂下生活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写文章用的方块稿子都有现成的，我背包中就背着。于是，我根据这几天的见闻和感想，略加润色，写了一篇散文《溪头散步》（溪头是村名，我的临时住处所在地。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松岗风采》上）。

第二天下午，阿廷陪我一起去文化站投稿。阿廷算是我的同族兄弟，当过兵，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人情世故都比我懂得多。我当时刚出来，一口湖南塑料普通话土得一张口就能闻到红薯味，有他在，觉得和陌生人打交道会方便许多。

接待我们的是镇报一位姓高的女编辑。我说是来投稿的，并把稿子递给她。应该是我的标题比较符合他们的办刊风格，她稍微浏览了下，说写得很好，热情地把我们请进会客室，用纸杯泡好茶后，向我们介绍了《松岗风采》的办刊方针和面对的作者和读者人群，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希望我能够多多支持它。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客套话，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在外面流浪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的肯定，无疑是给正在为工作的事发愁的我打了一针兴奋剂。在她讲完后，我也拿出证件向她表明了身份。当我把我的特约记者证递给她时，她吃惊的表情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我在高中读书时，因为喜欢写些小文章，成了县文联的第一批会员，也在县市的报刊和内刊上发表了一些碎碎念。当时，海南刚开始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各类人才，有一位和我熟悉的编辑老师去了海口正在筹建的《大开放》杂志社，听说我准备出来打工，帮我办了一个有效期为一年的特约记者证。

“麻烦你等会儿，我去找下站长。”高编辑对我说。

反正也没什么事，在会客室吹吹空调喝喝茶也不错。很快，站长来了。他伸出手准备和我握手时，阿廷本来坐在我旁边，见站长来了立即站了起来，抢先和站长握了手。站长拿着我的证件问我：“杨生，你是特约记者？”

我刚想回答，阿廷又抢了先，一本正经地说：“是的，我们都是海南《大开放》杂志社的特约记者。”

我真佩服他眼睛的厉害，一下就看清了我证件上的单位名称。但都是同乡，我也不好说什么，默认了。

站长当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只看到我的证件，对他的话虽然没有当面责疑，但也并不怎么搭理他。站长坐下来和我聊起了巜大开放》杂志和我的写作简历，问我发表过什么作品。大家都是圈中人，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主动说了我和杂志社的渊源，告诉他我并不在编，只能算是外围人员，现在正在找工作。

站长听后，邀请我参加礼拜一的作者见面会，并吩咐高编辑帮我留意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

高编辑说，她联系的一家工厂现在正在招工，今天太晚了，周一作者座谈会后可以帮我问问。

听了高编辑的话，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有希望就有失望，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更大。当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身上的身份证和特约记者不翼而飞。我问同屋的人，都说没有见到，问到阿廷时，他没好气说在这种牛栏关猫的地方，丢点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搞个锤子，吵得大家都不用睡觉了。

假如不是他不自然的表情出卖了他，我完全能相信他的真诚。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四面用石棉瓦隔成的工棚，连个门都没有，晚上进来个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现在，我可以在心里怀疑他，但没有证据，还真拿他没办法。

礼拜一，阿廷想和我去参加松岗镇文化站的作者座谈会，我拒绝了。独自来到文化站，主动向高编辑说明了我的情况。特约记者证丢了不是什么大事，一是可以补办，二是证件能丢，我的写作功底是丢不了的。但身份证丢了就是大事，比较正规的企业根本不会招来路不明的人，那些苍蝇小厂又很少招男工。

高编辑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试着给几个熟人打电话说明情况，但因没身份证，对方都表示爱莫能助，最后只能对我摊摊手说不好意思。人家虽然没有办成事，但还是尽力了。我对高编辑表示了感谢。回来的路上，我在心里把偷我证件的人骂了几百遍，但也无济于事，只得闷闷不乐地回到工棚。

工棚里的人正围在一起看人打扑克，我对这种无聊的聚集不感兴趣，加上心情不好，独自躺在木板上数起屋顶上的石棉瓦的破洞来，数着数着就睡觉了。

我是被人的争吵架声惊醒的，有一个打扑克的人说丢了钱，怀疑是工棚里的人偷了，正在对工棚里的人搜身呢！

我连那地方都没去过，心想，他们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怀疑到我身上来，仍然躺在木板上想自己的心事。

不走夜路鬼有时也会找上门的。很快，所有的人都掏空口袋自证了清白。丢钱包的王氓好像突然想起了我还没有搜身，带着三分怒气来到我身边，居高临下地问我：“快说，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钱包？”

“莫名其妙。”对于这种人我一向是敬而远之，很少搭理他。

但没想到阿廷向我发难了，说：“工棚里丢了东西，大家都在自证清白，这么大的争吵声，你还能睡觉，我看你是装睡的吧。我问你，钱包是不是你偷的？”

我假如没有丢证件的事，我会好好对他们解释一番。想到自己躺的位置离打扑克的地方少说也有三四米远，我的手就是再长也伸不到那里。没好气地问他：“你什么意思，我是长臂猿吗？这么远的距离，和我有什么关系？”

“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我们的身都搜过了，钱包还是没找到。现在只有你没搜过，你说还能有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怀疑我偷的钱包，要搜我的身。我知道随随便便搜身是侵犯人权的，但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工棚中，有时候理是没法说得通的。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偷东西，你想搜就搜吧。可是当我伸手去掏口袋时，我的手指在裤袋中碰到了一个硬物。不好，好像是钱包。我的手仿佛是摸在了万能胶上，进也不是出也不是。

“掏出来啊，”阿廷发现了我脸上的异样，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拉我的手。没法，我只能把口袋中的硬物拿了出来，还真是一个男式钱包。

这时的我真是百口难辩，涨红着脸如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地说我没有偷，真的，我没有偷。众人见钱包找到了，洗脱了自己的嫌疑，都围了过来，把我围在中间当猴耍。

“好。你说钱包不是你偷的，那你告诉我，我的钱包是怎么跑到你的口袋里去的。难道是它自己长着脚，你身上打了香水，它闻香爬进你口袋里的吗？”失主王氓见找到了赃物，装模作样就想扑过来揍我。

“我在这里睡觉，没去过你们打扑克的地方，这一点大家都可以证明。至于你的钱包是怎么出现在我口袋的，我敢摸着良心说，我真的不知道。”这时我已经坐了起来，知道在这种关头千万不能丢气势，不然就真的是百口难辩了。不过，让我失望的是围在周围的少说也有十几个人，却没有一个人敢为我说句公道话。也不能怪他们，捉奸捉双，捉贼捉赃，此时此景，就算是我，我也不敢为别人做担保。更何况那个所谓的失主王氓据说是打流的（敲诈勒索的代名词），躲都躲不开，谁愿意惹祸上身呢？

“在你口袋中搜出了赃物，你还不老实，我看你就是惯犯。再不承认我就把你交到治安队去，让你去樟木头摘茶叶。”王氓瞪着一双牛眼睛威胁我说。

“对，对这种人就不能客气，不然以后谁还敢和他住在一起？”这时的阿廷不但不顾同乡之义，反而火上浇油，仿佛成了正义的化身。

没有偷就没有，哪怕是送治安队我也不能承认。我听老乡们说过，对付这些打流的，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有错，不然以后他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不说别的，最少大半年你就只有给他当牛作马的份。再加上我在文化站说过我的情况，高编辑也给我留了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她的电话。心想，实在不行，等到了治安队抢先和他们说明情况，争取和高编辑打个电话。她虽然不能证明我的清白，但作为公职人员，治安队多少会给她一点面子。于是，我决定赌一把，不亢不卑地回答道：“好，去治安队就去治安队，谁怕谁？”

“你……”王氓没想到我这个文弱的人会如此硬气，鼓着一双牛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知道这些打流的比我还要怕进治安队，他想瞪就瞪，并站起来和他对视着。

“好。你偷钱还有理了，我今天不给你放点血，好好教训教训你，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我今后还怎么在道上混呢？”说着，他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拉开架势准备扑过来。

“你敢？”他一再强调他打流的身份，说明他内心是胆怯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不相信他真敢把我怎么样。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你敲诈点钱没事，但真要动刀子，围观的人也会不好意思再作壁上观的。更何况工棚什么都不多，就是方木竹竿多，我顺手拿起一根大约一米多长的竹竿，毫不畏惧也不能畏惧地站在他面前，只要他敢动手，我手中的竹竿绝对不会让他活得太轻松。

正在一触即发的生死关头，阿廷装起了好人，站在我们中间说：“都不要激动，有事说事，千万不要动刀子。”

看到我们要打起来，阿廷比我还要着急。事情的前因后果虽驮大伙不明白，他可是比谁都清楚。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真要出了事，他以后也会没脸回家的。

“阿廷，你别管。我今天要揍死他这个小偷王八蛋。”王氓色厉内荏地说。

“王氓，给我个面子，既然钱包找到了，就放他一马吧。”阿廷当起了和事佬。

“不行。”假如就这样算了，那戏不是白唱了，王氓当然不同意。

“那这样吧，我晚上请你喝酒。”

“好，既然这么说，那我就给你个面子！”说着和阿廷一起，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他们离开后，我整个人似被抽去骨头，差点瘫痪在地。

我以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事实上还是我想得太天真，那个叫王氓的似一块牛皮糖一样黏上我，时不时在我身边出现，用阴恻恻的眼神看着我。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经常整宿整宿地做噩梦。在这里我又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精神几乎就要崩溃了，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有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

我想换个环境，身上没钱也没有身份证，想走也走不了。待在这个做一天停三天的建筑工地，至少每天能混到几碗用酱油炒的糙米饭。为了生存，只要开工，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在阳光下挥洒着自己不值钱的青春和汗水。由于力气小，冷嘲热讽自然是受得不少，我也顾不得面子，能搞钱才是硬道理。

工地好不容易发零用钱，我因没上几天班，记不清是拿到了二十块还是三十块钱，也算是我在特区的第一份工资吧。不过，钱在口袋里还没捂热，王氓找到了我，吹胡子瞪眼睛说要我借给他。借给他绝对是肉包子打狗，我当然不同意。

王氓又故技重演，拿水果刀威胁我。这次他做了准备，早就把工棚中的短方木和短竹竿都搬走了，我想反抗也找不到工具。

有一句话说得很悲壮，钱没有了留着命有什么用。就算再没办法我也只能以命相搏，在他作势用刀刺向我的时候，我迅速俯下身，从他手边跑出了工棚，但刀子还是划伤了我的手臂。

我顾不得伤痛，一心只想逃到工地上拿洋镐灰铲和他拼命。他没想到我平时文质彬彬的，为了钱敢拿起武器和他拼命，看着怒火中烧随时准备拼命的我，他也只能干瞪眼，又一次骂骂咧咧地跑开了。

这时阿廷又装起了好人，他对我说我得罪了这些混混，这里是不能再待了，最好换个地方。

我不想理他，身上没钱又没身份证，我还能去哪里呢？

“要不，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办身份证，再找机会出来？”阿廷建议道。我也想过，工地毕竟不是我的久居之地，超强的劳动迟早会压垮我单薄的身子骨的。我想回去，但身上没钱啊！

“你发了三十块，我再借给你二十块，应该够回家的路费，你考虑下。”阿廷接着说。

说真的，我是不想跟他借钱的。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敢肯定我的证件是他拿走的。我不想便宜了他，只要我在这里，他拿着我的证件又不敢拿出来用，拿着也是白拿。所以我没有理他，用倔强的眼神表达了我对他的愤怒，同时也维持着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

“你别这样看我好吗？我真的是为你好。”阿廷还是不死心，“算我送给你，不用你还。行吗？”

“滚。”我没有多说话，但语气冷得可以让六月的水结冰。

庆父不死，鲁难不了。同理，我不离开，某些人拿着我的证件也没用。虽然我算是有事就做，没事时和他们一起闲聊，但我能明显地感到有一股针对我的暗流，随时会把我淹没。

我的预感不是没道理，终于在一个雨后的下午，我在挖基础时出了意外。

那天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干活，为了攒够回家的路费，我咬咬牙独自去挖立柱基础。在挖到大约两米深时，突然塌方了，整个人差点埋进了坑内。我急忙大声喊叫，明明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有人，但他们好像没听到一样，不但不来救我，反而不约而同地离开了。

我喊破了喉咙，也得不到任何回音，好在老板巡查工地时，听到了我的呼救声，才安排人来挖土，把我救出来。

这时，我已经半个身了埋在坑中两三个小时了。当我拖着麻木了的双腿坐在积满泥水的地面上时，泪水几乎蒙住了我的双眼。无助和耻辱在我的脑袋中会演得轰轰烈烈，我的委屈只有自己明白，连想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平时还算熟悉的人，此时在我面前如一个个张开獠牙的魔鬼，给了我无限的恐惧，好像随时都可能把我吞噬掉一样。

出了工伤，老板也不能置之不理，他安排一个施工员过来问我还能不能站起来。

我试着动了下双腿，还好，只是皮肉伤，不过站是站不起来了。最后在施工员不耐烦的搀扶下，我回到了工棚中。施工员对我说：“捞仔，你现在这个样子在工地是不可能再做下去了，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向老板去反映反映。”

“给我一百块钱路费，我走。”今天虽然是有惊无险，谁知道以后还会出什么幺蛾子。而且我敢肯定，这并不是意外。为了保下这条小命，我妥协了，只要有路费，就先回家去避避风头。

“一百块？捞仔，这点小伤就要一百元。你是想抢啊！”施口员张着那张被烟熏黄了牙齿的大嘴，那声音仿佛是从地狱中传出来似的，“最多给你二十块，爱要不要。”

二十块，刚好够到广州的车费。不说吃饭，连买张回家的绿皮火车票都不够，更何况下了火车还要十多块的大巴钱，我当然不同意。

“你不同意是吗？好，我不管了，你爰咋的咋的？”施工员抬腿想走，一张贼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看我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妥协。

“不行。”我没有留给他商量的余地，不是我倔强和贪得无厌，实在是这二十块钱我到不了家。留在工地，最少一日三餐没问题，死不了。真离开，可能是死路一条。

“好，那你就死在工棚里吧。”施工员甩着脸子，嘴吐芬芳地往外走。

“年轻人，别那么固执嘛。”施工员被老板从外面堵了回来，“我给你五十，怎么样，不能再多了。”

正在计算车费钱时，老板继续说道：“我看你是文化人，才给你优待。不然别怪我叫治安队的人来抓你，把你扔到大街上去。”

“好吧。”上次的零花钱还剩十多块，六十多块钱坐车回老家应该没什么问题，至少在路上还能喝瓶水吃点饼干。

“对，这就对了嘛，”老板甩给我五张大团结，说，“换件衣件，明早我叫人扶你去坐车。”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吃了两碗酱油炒饭，拄着一条棍子，在老板的注视下坐上了去广州的中巴。后来坐火车坐大巴，终于在两天一夜后回到了家乡。

春节时，有人告诉我，阿廷和王氓被派出所抓了，据说是用假证诈骗，花了五百元才保释出来。我笑笑，并没有复仇后的快感，因为这些都与我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