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友兰经常沉眠于思考。1938年,临大搬迁,当汽车经过边境城门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别人都照办了,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然而他还没考虑完,就已经骨折了。
冯宗璞曾对人讲起:“在文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一大家子人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下生活,煮饺子的时候突然发现饺子不见了,众人正纳闷,到处搜寻了半天,发现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没有觉察到,我和母亲不由得会心一笑。
抗战期间,冯友兰每次去重庆公办,蒋介石必请其赴宴,每次吃饭总有一二十人在坐。席间,蒋介石一般会借机向在做官员询问政情,如果该官员答好了,他就不再问了;如果没有答好,他就追问什么问题,打算如何去处理,有时候部分官员一时答不上来,他会怒其无用,当面训斥。几次后,冯友兰对友人说他总结了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总是会说好话。他联想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帝,也不能说不聪明,为什么总是把事情办糟,就是因为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即所谓“欺上不瞒下”,等到有一天皇帝发现被瞒了,事情已经糟糕到极点,无可挽回了。

1919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生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冯友兰经过对比发现,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需要办手续;在美国,即使是国家最大的事情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传。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成书,这是中国人自己写就的第一本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在《论大学教育》中讲到: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只在训练职业人才,大学所训练出来只有特殊机能还远远不够,他还是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对以往和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如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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