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BPI之外，监狱里还有职业技术培训、高中学历教育等其他的项目。这些项目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仅在“东方劳教中心”之内，就有不少狱警反对为犯人们提供正规教育的所有项目，尽管这些项目的经费全由私人慈善基金支持，并没有花纳税人的钱。他们与“外面”持同样意见的人们一起组织起专门的机构，长期为抵制这些项目奔走宣传。连带着，他们并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在监狱进进出出，动不动就给我们脸色看的事情并不少见，过安检们被刁难更是常有的事。
只是正如定期来开“健康与免疫”讲座，每次都穿得整齐时髦的年轻护理师曾经说过的，“这是我的工作，我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只要不暴露，不过份，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管那个检测器是不是尖叫！管他们怎么想！”
幸运的是，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支持我们去改变重刑犯们的人生轨迹的个人和机构越来越多了。
2015年，全美大学生辩论赛总决赛，BPI的辩手击败哈佛队，夺得冠军。一夜之间，这条消息炸翻了媒体。赞扬和认可，质疑和讨伐，都如潮水汹涌。但事实永远拥有最强的说服力：仅2013学年，BPI为300余名学生颁发了本科学位证书。他们当中的刑满出狱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过80%；相对于其他刑满释放犯无法回归社会，最终重复犯罪再次入狱，纽约州政府的官方统计超过40%，而历年来BPI毕业出狱学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终极体现。
司卡罗，就是Carol，作为参加辩论总决赛的辩手之一，夺冠回到课堂上之时，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监狱方联合签发的正式通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将要开始制作一部电视专题片，报道BPI的情况，计划用三年的时间不定期来实地拍摄，第一轮的拍摄策划中列入了我的课堂，让我和学生们做好思想准备。
“也没什么好特别准备的吧，我们上我们的课，他们拍他们的，”我说。
“教授！我们把中文学得这么好，难道不要向那些没文化的人秀一下实力吗？！”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里，故意模仿我平时的话语方式，坏坏地笑。
2014年的暑假，我照例在国内讲学，收到项目组主管学生事务的教授发来邮件，说白艾力想要回到我的班上来，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对他有什么成见，而是认为他已经整整缺了一个学期的课，再回来怎么能跟上进度？当我随后被告知，白艾力保证利用暑假的时间，用同学的笔记自学，一定赶上进度之后，还是半信半疑，只说等开学了再看。
没想到他真的凭着一股子狠劲儿，说到做到，顺利通过我的考试，回到班上来。后来成为专攻美国移民文学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离散、融合与回归：美国西班牙裔与华裔移民文学比较研究”。
那天他的提议引来全班一致附和，我们后来决定给PBS的摄制组唱一首歌，选来选去选定了《我和你》。他们集体唱中文的主旋律，我用英文在相和：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PBS摄制组到来的那一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随行。拍摄结束后，有几个人陪着她安静地坐在我的教室，听了二十几分钟课，然后安静地离开。
下课走出教室，那老太太从走廊另一头迎上来，说中文课太有意思了，上得真好，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一旁的狱方教育监理为我作介绍，说这位看上去十分娴雅整齐的老人，是BPI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学费、书本费、管理费，以及我们这些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资助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问。“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们会，我们也会，”老太太从容地说。“当然，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人的一生很长啊，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是。尽管我们不能过问学生们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们的入狱情由，但从逻辑上不难推断，被监禁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服刑长达25年以上的他们，必定做过不止一件两件伤天害理的事。无论他们过去曾经做过什么，只要能够藉由这个平台，能够向他们传达一点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纯，让他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够树立起崭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行为标准，那么，我们所有的人为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严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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